军统教父戴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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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出得门来，挠着头自语道：“这事如何下手？以前我把精力都用在南京、上海，华北地区一直都不够重视，尤其对长城前线从来就没有布置。现在华北区才刚刚组建，力量不足，郑介民又才从德国回来，对华北地区一点也不熟，这又如何是好？”

蒋介石催得急，自己亲赴华北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王亚樵的追捕工作也没有眉目，只得电令郑介民，要他亲自到长城前线布置情报组织和了解战场情况。急电发出后，戴笠又想：郑介民素来怕死，胆小如鼠，他肯定不会冒险深入敌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捕风捉影肯定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又去一电令催促。谁想，几天后郑介民从华北跑回来了。

原来，郑介民得到第一份电令，电令上明文规定他亲赴前线，登时吓得全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老婆柯淑芬见状，一把抱住他哭道：“你不能去，日本人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你死了，一大堆孩子咋办？呜……呜……我不要你去死，我知道戴笠是有意谋害你的，要你死在华北！”

郑介民于是下令部下去搜集情报，自己则躲在家里。第二份电令来了，他再也赖不掉了。这时柯淑芬横下心，道：“要死就一起死，让孩子当孤儿，由政府抚养。”

两口子硬着头皮，手牵着手在长城前线边沿胆战心惊地行走，一路有几十个护卫，有时从草丛中窜出一只野兔都会吓得柯淑芬失声尖叫，夫妻俩抱成一团发抖。这样过了三天，郑介民再也熬不住了，把情报组和电台留下，做了一些布置和交代，匆匆赶回南京。

郑介民和戴笠见了面，戴笠早知道他不会带来什么好情报，为了开脱关系，就领他一起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戴笠领着部下来了，问道：“戴处长，长城前线的日本军情报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大举进攻？军队布置情况怎样？”

戴笠看了郑介民一眼，回复道：“报告校长，学生因王亚樵一事脱不开身，把任务交给了耀全。耀全从德国归来，正是初试锋芒的时候。耀全果然不负校长厚望，很快就满载而归。耀全兄，是不是这样？”

郑介民万没料到戴笠会来这一手，一时张口结舌。

蒋介石见久不回答，不耐烦道：“你调查的日军情况到底怎样了？快说呀！”

郑介民被逼到绝处，胆子也大了，答道：“我深入敌阵几天，因人生地不熟，工作开展得很艰难。不过总算好，我已探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暗中发展了张敬尧，让他加入特务活动中，与校长作对。”

蒋介石眉头一皱，觉得郑介民的回答虽是答非所问，但也算一条很重要的情报，当即指示戴笠道：“这个张敬尧的事，你一定要搞清。如今国难当头，民族将亡，对汉奸绝不能手下留情！”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戴笠松了一口气。蒋介石说：“耀全，你先出去，我找戴处长谈点事。”郑介民走后，蒋介石道：“戴处长，王亚樵要追、张敬尧要杀，但最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日本军队的情报。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你们那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戴笠道：“耀全是老同志了，我不能不相信他，可谁知他……”

蒋介石打断道：“他是你的手下，不关我的事，我向你下过了命令，只要你执行。”

戴笠道：“我以为耀全出了国应该有所长进，可谁知还是和过去一样胆小怕事，据说这一次，他根本没有上前线，只在边沿地带走了一圈就吓得屁滚尿流。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望校长批准，我一定深入敌方。”

蒋介石说：“好吧，唐纵也回来了。南京的事可交他处理。”戴笠出了蒋介石的官邸，见郑介民还站在外头等他，便道：“耀全兄，真有你的，三言两语就把校长打发了。”

郑介民苦笑道：“雨农兄不要再取笑我了，这是赶鸭子上架。”

戴笠道：“我以为你掌握了重要情报。”

郑介民绕过话题道：“校长和你说些什么了？是不是被骂了？”

戴笠摇头道：“他不会骂你，是训我呢！还打，打我了……”接着，装成哭的样子，揭起衣服给郑介民看前两天因王亚樵事挨打的伤痕，“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校长总是这样拿我出气，而且还不让他们看见，刚才要你出去正是这道理。”

郑介民低头不语。

第二天，戴笠在特务处选了几个精干的情报人员准备赴华北。行前，把特务处的工作一一向唐纵交代。

唐纵回国后，本不想再搞特务工作，想转到行政方面。因戴笠想按照唐纵学的那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并亲自找了唐纵几次，硬要拉他回特务处。唐纵见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只好回到特务处。

唐纵现在的工作虽然还和以前一样，但官衔多了一个“长”字，戴笠要大家都叫他“书记长”。

戴笠一行来到河北保定，被郑介民留下来的特务因无人督阵，每天只在据点打牌，戴笠一来，他们不敢怠慢，一起去敌区搜集情报。

戴笠及其部下在华北昼夜活动，入虎穴、探龙潭，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总结，得出结论：日军目前尚不具备在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和准备，摆出步步逼近的进攻气势，其目的是通过虚张声势威胁国民政府签订盟约，承认日军对东北地区的占领。

结论通过密电传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总算松了口气，命何应钦在华北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妥协。

另外，在戴笠赴华北前夕，郑介民已在北平成功地刺杀了张敬尧。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从北洋军阀举办的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督军。因屠杀无辜、奸淫女青年等罪行，被逐出湖南，回到吴佩孚手下充当爪牙。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侵略华北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发展他为汉奸，并任命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提供七百万元活动费。他潜入北平城，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订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具体工作。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六国饭店只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因看中此地的安全而喜欢在这里下榻。为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摸准了张在三楼的房间号码。一行人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月7日到六国饭店二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三楼，而是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开了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

话说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剿共”的时候，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声势浩荡，应者云集。

蒋介石历来不许有势力超过他之人，他害怕冯玉祥势力壮大，进而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急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瓦解这支同盟军，并令戴笠密切配合何应钦的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建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建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秘书，是何应钦的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比戴笠还要进步十年。

刘建群是有名的理论家，戴笠能够和他一起前往孙殿英处当说客是颇感荣幸的。

在何应钦的引荐下，戴笠和刘建群见面了。在此之前，为了接近刘建群，戴笠已做了一番准备，认真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

戴笠道：“久闻建群兄大名，却无缘一起交谈，这次蒙何长官撮合，雨农真是三生有幸。”

刘建群道：“哪里哪里，徒有虚名而已。”

何应钦见戴笠如此敬重他的部下，很得意，道：“这是委员长的特意安排，你们一个是理论专家，一个是行动专家，珠联璧合，这次一定能成功。”

戴笠道：“不敢当，不敢当。这次我只能起陪衬作用，全仗建群兄的金嘴，定会说得孙殿英心服口服，举双手投到委员长这边来。”

两人上了车，一路上，戴笠有意追捧刘建群：“我读过建群兄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其中那句‘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真是金玉良言，令雨农刻骨铭心。”

刘建群本来得意，听戴笠口出此言，内心更是舒畅。因为这句名言并非他的创意，只在书里多处引用，如今被戴笠说成是他的名言，岂有不高兴之理？转而他又有些瞧不起戴笠，觉得他读书不求甚解，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

根据事先约定，二人见到了孙殿英。

一开始因摸索不清底细，戴笠指着刘建群向孙殿英介绍道：“这位是刘先生，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理论家。那句‘需要就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正是他在他的名著《复兴中国革命之路》里提出的。”孙殿英微微点头，似笑非笑地不说话。

刘建群害怕孙殿英知道底细，正好借这本书说道：“献丑了，这本书不值一提。”说到这里，偏过头问戴笠，“雨农兄记得书中有一段话吗？”

戴笠问道：“你说的是哪一段？”

刘建群道：“就是开头一段。我们对于革命今后的发展，必须把握住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限制官吏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戴笠一听，知道刘建群是在有意卖弄，但在孙殿英面前绝对是对牛弹琴。因为孙殿英目不识丁，年轻时因饥饿去部队当火夫，后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且狡猾多端，树立了威信，建立一支人马，当起了土匪司令。后被国民党收编，成为四十一军军长，后来因盗挖慈禧太后墓、乾隆皇帝墓而名扬天下。

果然，孙殿英根本不懂刘建群的理论，呵欠连连道：“有什么直说，俺听不懂带拐弯的屁，就懂粗话。”

刘建群脸上红白变换着，下不来台，见孙殿英是如此粗鲁之人，感到意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戴笠道：“这次我们是奉何长官之命与孙司令接洽的，孙司令若有诚意，可提出条件……”

戴笠话未说完，刘建群害怕他夺了头功，有损自己理论家声誉，忙打断道：“何长官的意思是，孙司令不要急于和冯玉祥合作抗日，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顿军备。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才是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孙司令是聪明人，自然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之道。在当今中国，只有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会有前途。这个党就是国民党，这个领袖就是……”

孙殿英打了一个很大的呵欠，打断刘建群的话：“送客！”

走进来几个持枪的警卫，对两人道：“刘先生、戴先生，请！”

两人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刘建群一路大骂孙殿英没有文化。戴笠则陷入了沉思，发现刘建群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有能耐，无非是夸夸其谈，一副花架子，根本派不上实际用场。一路上，他开始从骨子里瞧不起刘建群的书生习气，对他爱理不理，与来时判若两样。

第一次天津之行失败后，刘建群彻底泄了气，在何应钦面前大骂孙殿英无可救药，戴笠则揣摩出了孙殿英的心思。

孙殿英本是个流氓军阀，一向奉行“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哲学，政治观点并不明确。从他愿意约见二人这点看，他是愿意投蒋的，因为他目前很想找一个可靠的靠山，只是刘建群开口闭口“革命”“领袖”，丝毫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感到话不投机，就下了逐客令。

第一次虽然失败了，但并非等于白走一趟，戴笠认为关键要让孙殿英感到有利可图，能捞取更多的实惠。于是，戴笠决定撇开刘建群，另辟蹊径，再做去天津见孙殿英的准备。他认为第一次之所以没引起孙殿英的重视，是因为孙对他们两个的地位并不看重，加之复兴社才成立不久，华北只是风闻有这么一个组织，并不知道内情。第二次赴天津，首先就要摆出派头，让孙殿英知道“戴笠”二字的分量和来头。于是，戴笠请有名的政客、孙殿英的好友张壁和洪帮出名的老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去天津访孙，抬高身价，壮大声势。临行前，又由何应钦亲自写信，以青海西屯垦督办，作为拉拢孙的条件。

戴笠到天津后，先在英租界豪华饭店顺德下榻，然后派张壁上门捎信，邀孙到顺德见面。张先对孙殿英介绍了戴笠的背景，然后再展开说词。这一次，果然灵验。孙殿英得知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有“手眼通天”之能，立即轻装简从，备了厚礼来到饭店见戴。

一见面，孙殿英便使出江湖豪杰的伎俩，对戴笠倒地便拜，连说上次相见时有眼不识泰山，并说：“我们同是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做个纪念吧！”

孙殿英起来后，附在戴笠的耳边道：“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球，共1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这两颗是其中最大的。”戴笠点头收下，并说回南京交蒋委员长。这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殿英认为戴笠是难得的知己，戴笠认为孙殿英确有江湖人的豪气，正好网罗。

戴笠见时机已成熟，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道：“这是何长官给孙司令的亲笔信，想请孙司令任省主席或老青海督办。”

孙殿英本不识字，接过信，故作风雅地看一遍，暗忖：出任省主席就得跟冯玉祥作对，多一个敌人，不如退出此地，去西北当土皇帝。于是，回道：“青海督办这位置适合我！”

戴笠道：“行，回去后我就向委员长呈报。”

孙殿英道：“要多谢雨农兄提携关照了。老孙是个粗人，不懂得刘建群那一套大文化。但有一句话是记得的，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也是这号人。雨农兄对我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永生难忘，他日当牛做马，也要报效！”

戴笠突然问道：“孙司令掘慈禧墓的事能不能给雨农讲讲，我最爱听这些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