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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时代的爱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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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陈浩不是在这个欠发达的省份的电视台，而是在中央台或者某家电视制片厂，他一定会拍出像《红高梁》、《黄土地》，或者后来的《卧虎藏龙》一类的作品来，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一条脏兮兮的大街上两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做一个为生计奔波的人，而是像在好莱坞或其它什么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活着。自从陈浩被台里开除后，有一段，他曾跟着一个电视剧组到外面作助理摄影。但是，当这个剧组还没有结束时，他就回来了。他说，没想到这种剧组会如此污浊。经过这一连串的折腾，陈浩惟美的心态被一种愤世嫉俗淹没了。为了生存，他还是在我的劝说下，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我在劝说他办广告公司的时候，曾经许诺《真相》栏目的广告一定让他代理，并且条件优惠。我甚至跟他说，我去劝说曹小莉把金苑的房地产广告交给他代理。陈浩后来能把广告公司办起来，让我明白他的心里保持着对我的某种信任，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陈浩虽说和台里有不少合作，但他几乎不到台里来。有时候，因为客户的原因会请我去撑一下面子，这样，我在餐桌上或茶座里就扮演着托儿的角色。把陈浩拍过的一些东西添油加醋地吹嘘一番，当然，我会尽量做得不露声色。我跟陈浩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起以前，尤其是关于苏如。他请客户喝茶或卡拉OK都不到新世界去。苏如这个名字似乎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当然，我知道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以他这种偏执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又会旧情复燃，或者像海底的天然气一样，一旦开采便喷薄而出。不过对于陈浩，苏如和我好像都有愧于他。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叫普罗米的酒吧里喝酒到很晚时，我对陈浩说，其实你离开电视台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你看，现在业务做得不错，有房有车。日子过得比我们逍遥很多。陈浩躺在那间叫“神曲”的小包间的硬木椅上抽着烟，听了我的话，坐起来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着我说，你是在笑话我吧？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女人，对吧？你得到了我得不到的你还不满足吗？我对着他那种野狼似的眼神冷笑了一下说，不错，她跟我同居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的心从来就没有在我身边停留过，这一点我和你是一样的。如果你需要一个女人的身体，你可以到新世界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那里的小姐不过是两杯鸡尾酒的价格而已。陈浩说，不，她对你和对我完全不一样。我想陈浩之所以认为她对我和对他不一样的理由，可能是指那次扫黄事件苏如不该把他打电话的事透露出去。我说：“那次电话的事，可能她也是无意的。”陈浩说：“我不是说那次。那次我没什么后悔的，如果还碰上这类的事情，我一定还会这么做。那次事件只不过是那个姓闻的王八蛋蓄意陷害。”我说：“干嘛要这么陷害你？”“我怎么知道。”陈浩说。然后，他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种声音，“这种人一定不得好死！”
那天晚上，陈浩喝得大醉，我开车把他送到家门口后，他躺在后座上说，我住在办公室。然后，我又把他送到办公室，他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听到车声，有一个样子清秀的女孩子从二楼跑下来，说，这么晚才回来！都急死我了。我说，他在后头。女孩拉开车门把整个身弯进去，在他的脸上啪啪地打着：喂，醒醒！你又喝醉了！陈浩嘟囔着说，你还不睡，等我干嘛！然后被那女孩架着往楼上去。站在二楼的楼道上，他对我说，车你开回去吧，明天给我。我说，好吧！不过我那辆破车还扔在普罗米门口。陈浩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给我留下一条空空的街面。
接到河西农民在春江二桥闹事的消息时，栏目组只剩三个人在家。一组去采访一起鞭炮厂爆炸事件；另一个组在河东分局跟民警们一起调查近期刚发生的用迷幻药进行抢劫诈骗活动的犯罪活动。由于案子没有破，组里的几个人只有跟着民警采访一些受害者。案子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沿江大道一起，群众艺术馆门口一起。值班编辑对我说，农民事件肯定报不出来，家里又没人，我们就不去了吧？我说，拍些画面回来吧！我们用不上，其它地方也许用得着，当资料保存也行。你就留在家，我去吧！他说，偷拍设备他们带走了。我说，就用那台松下DV普洛。他就从柜子里把那台掌上摄像机给我，说，小心点，农民兄弟已经成熟起来了。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对于农民的关注，比《真相》播过的任何一个案件或社会事件都尤其深切。栏目有一度对一些坑农害农事件作过连续报道。尤其对一些农民减负问题进行过一次从下而上的调查。引发那一次调查的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叫文竹的小镇发生的农民群体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中央刚刚开过的农村工作会议不久。会议上领导人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务院对农民减负的七条具体措施正在逐级传达，文竹的农民群体事件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是由生猪屠宰税引发的。文竹地处山区，上世纪之初，北上长征的红军曾在这里与敌人周旋，在这片山岭之中平均每户有一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但是这些走出去的年轻农民，大多数倒在了长征路上或以后的抗日与解放战场上。文竹自古以来就有养鹅的传统，成群结队的白鹅灰鹅在太阳出门的时候就被村民赶到山野和水田里，当它们在夕阳下归来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文竹人对猪没有对鹅的耐心，整个乡镇基本上不养猪。但是，在乡里征收的生猪屠宰税却是按人口摊派的。矛盾就是这么引发出来的，因为县里其它乡镇的做法都是如此，因而文竹在向农民征收该税时，态度强硬。不交就到农民家里抓鹅、挑米、搬电视机等。这样在一个文竹赶集的日子，当村民把那些白鹅摆到圩集上出售时，被乡里的工作队大多数收缴充税。农民们情绪激烈，冲进乡政府抢自己的鹅，与工作队的人厮打，后来，便发展为赶圩的农民冲进乡政府砸东西。我们赶到那个叫文竹的地方时，乡政府像龙卷风袭击过一般，瓦砾遍地，乡里的干部心有余悸地说，简直都是暴徒，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事态很快就平息下去，省里的工作组在有关领导批示后很快就到了文竹。关于落实中央有关农民减负政策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真相》栏目组一共做了三期节目。但是，没有一期播出过。“为什么？”我问频道总监，他说：“你去问主管副台长。”主管副台长说：“你去问台长吧。”台长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些减负做得好的典型宣传呢？你不要走错了路子，你要告诉你属下的那些人，不要让他们成为暴露狂。”我无言以对。我到达春江二桥的时候，河西的农民静静地坐在通车不久的大桥之上。与这座斜拉钢索大桥如虹的气势相比，这百来个农民显得很渺小，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显得很有组织和耐心。他们静静地坐在连接桥与收费站之间的引桥上一派心平气和，完全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桥上这头已经有交警和武警组成的整齐的方阵在阻拦那些农民们过桥到市区，但他们好像也没有进入市区的打算。只是让几个领头的人跟市里几个干部说话。我走到那几个农民领头人身旁时，他们正在对市里一个副秘书长说：“我们不跟你谈，你说话不管用。叫市长来。”秘书长说：“市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农民说那我们就等他从中央党校回来。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年轻干部，对农民说：“有什么要求你们对我说。”农民疑惑地看着他。秘书长过来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副市长，唐湘育。”农民说：“你说了能算吗？”唐湘育说：“如果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可以向省里汇报。”农民说：“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收费站移走。我们原以为建了桥方便了，没想到，每天出门都要留下买路钱。”唐湘育说：“桥的人行道又不收费的。”农民说：“我们这边村子共有几百辆机动车，我们承受不起。”唐湘育说：“这座大桥是贷款修建的，当然要靠收费来还贷，收费政策也是省里定的，收费归大桥管委会负责，我们可以跟管委会商量一下，适当减免你们部分费用。”“我们不相信。”农民说。这时，手机响了，唐湘育走到一旁接电话。神情有些焦急。一会儿他便过来，说：“农民兄弟，你们的要求，我们理解，但这种做法是不妥的，这一阻拦，连市里的交通都阻碍了。是不是这样？现在我跟你们一起到村里去。同时，我负责把大桥管委会的有关同志一起请到，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如果商量不出结果我就不离开，好吗？”农民说：“我们又不是要你作人质，我们只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我们立马回家。”唐湘育看了一下那些安静地坐在桥面上喝着矿泉水闲聊的农民们显得异常焦灼，他把副秘书长拉到一边说：“乡里的头头来了吧？”“乡里的倒是来了，可是几个村支书却找不到，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机，这些王八蛋肯定是故意躲起来。”“那就让乡里把人领走。”副秘书长说：“乡里能领得走还会等到现在？”他的脸上出现了对唐湘育讥笑的表情。“那你去跟大桥管委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做些解释工作。”秘书长说：“他们都在现场，一开始就说了半小时，根本没用。要不让武警和公安把他们遣送回家。”唐湘育说：“不能这样做。”
第三章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新闻中心的老周从省里另外一个城市打来的，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二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桥塌了。”不是，我说是一群农民在这里静坐要求撤收费站。老周说：“妈的，这些人真会挑日子。正赶上今天。”“今天怎么啦？”我问。老周笑道：“有位重要领导今天刚视察完这里。正准备到省城里来，春江二桥还是一个点。这会儿省长正在急得跳脚，省里正在考虑改变线路，不过估计不可能，这位领导同志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回到人群里，我接着拍了一些农民静坐的画面。这时就有几个说笑着的农民倏地站起来冲到我面前，用手挡着镜头：“不准拍，不准拍。”接着又有几个农民站起来，叫着：“拍什么拍，把他的家伙砸了。”说完就来抢设备，我一边往公安队伍里退，一边挡着几只粗野地抓扯设备的手，另有一只脚在我的腰上狠狠地踢了一下，我便倒在地上，几名干警冲过来举起了警棍，那几个人才骂骂咧咧地走开去，回到静坐队伍中。这时候，唐湘育走过来，扶起我对身边的人说，“赶快，扶他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然后，我就被架上了一辆警车，这辆警车便一路警笛地把我送到了人民医院。后来的事情据说解决得较为顺利。在警车把我送走的同时，一位副省长立即就赶到了。他把大桥管委会的主任找来问了一下，如果把收费站往后移一公里，大约每年减少多少收费，主任粗略地算了一下说：大概三四十万。这样，副省长在请示省长后当场拍板收费站往后移一公里。拆除和重建收费站的费用由市里解决。副省长说，请大家相信我，我这个决定是请示了省长的，一个星期之内实施。请大家回去吧！副省长说过不久，就见到黄沙洲村的黄水苟书记急匆匆地赶过来，冲到人群里骂着：“你们这些表子养的胆大包天到这里来干什么，都给我回去。”人群对他的愤怒报以轰然一笑，然后慢慢站起来散去。黄水苟在一个农民（不是踢我的那个农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你的屁股是生疽了吧！也敢坐到这里来。”那个农民咧着大嘴无声地笑着走了。黄水苟便到领导这边来点头哈腰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回去收拾他们。”唐湘育说：“黄书记，你来得真是时候呢！”很快，大桥就恢复了通车。我在医院躺了一个下午就回去了。栏目组的人知道了都义愤填膺。几个记者给分局刑警队的兄弟打电话，请他们照录像带里的面孔抓几个过来关几天。台长也到办公室来看我，说：“我给市里打过电话，一定要严肃处理打人者，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我说：“算了，伤得不太重。”台长走后，我就到机房里去看他们拍回来的用迷幻药抢劫和诈骗的片子去了。
苏如第二次见到作为副市长的唐湘育的时候，已是大桥收费站事件之后第四天。这四天里，市里有关部门对唐湘育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在省里向首长汇报工作的会上，首长的一位政治秘书对省里同志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个叫唐湘育的同学好像到你们这儿来了。我们还是同一个导师，有空你让他来见一面。唐湘育在省里汇报会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同学热情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利用中饭的时间一起谈了一下毕业后的经历。主要是唐湘育谈。秘书说你是爱情高于一切！宁可放弃事业。唐湘育含蓄地笑起来。省里的领导就问秘书是什么样的爱情，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唐湘育说，主要是她身体不好，我回去能照顾她一些。省长笑道，那一定是一个林妹妹。唐湘育说，哪里，她是我中学同学，后来我到外地读研究生时她留在湖南做老师，有一次带学生去春游，结果摔伤了。说完举起酒杯对同学说：“来我敬你一杯。我们这个省份欠发达，希望中央能多一点支持。”同学说，你要这么说这杯酒我就不敢喝，省里的情况，首长都清楚，我只是希望你在这里，在我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多为百姓办点实事。然后，两个同学便一饮而尽。那天晚上，唐湘育回到家里，给远在湖南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在电话里说，我的病你不要记挂着，你好好在那儿工作吧！唐湘育说，要不你到这边来治病吧。这边的工作压力不是很大，我只管了农业。下班以后，我一个人在住的地方除了想你就没有什么事，你来了，我也好照顾一点你，我跟老家联系一下，来一个人照顾一下你的生活就行。电话那头传来嘤嘤的哭泣声，妻子说，湘育，我拖累你了，对不起。唐湘育说，你不该那么说。你好好休息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接着从茶几上抽出一条纸巾抹了一下红红的眼角。唐湘育的住房在市委后面的宿舍区。一栋青砖的老房子，三室一厅，里面陈设简单，连沙发都是布的。苏如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时候，大约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唐湘育打开门首先看见的是政府办的小李，接着他看见小李身旁的苏如。小李说：“苏如有事要找你。”唐湘育就把他们让进来。小李要走时，唐湘育说：“小李，你也一起坐下。”小李看了一下苏如不知道是坐还是走。苏如低着眼帘说：“一起坐下吧！”小李就坐下来。然后，唐湘育就为他们一人倒了一杯水。南方的冬天因为没有暖气，因而显得比北方还要冷。屋里的那台立式空调像一个雪人一样立在那儿。浅浅的灯光照在已经褪了色的棕色地砖上像结着一层冰。苏如说：“你还记得我吧？”唐湘育说：“是那次在黄沙洲见过的苏如吧。”苏如说：“市长记性真好！”唐湘育说：“我来这里不久，没认识几个人，当然记得你。”苏如说：“我是一个商人，这几年市里在政策上和我个人的荣誉上给了我不少关照，所以，我想为市里尽点棉薄之力。”唐湘育说：“那是好事，我代表市里谢谢你。”苏如说：“前几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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