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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之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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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达出来，以便大家多少捕捉这位极少接触媒体的当代作家的心灵信息以至创作“秘密”。
林少华：二十卷本《 村上春树文集 》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齐，这在海外大概是第一次。请就此谈两句感想。
村上春树：如此集中出版当然非常高兴，也很感谢。即使在日本也未能全部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更是零零碎碎。这样，中国读者买起来也容易，实在令人高兴。
林少华：中国有很多村上迷，村上迷中又以年轻女性居多。作为您的心情……
村上春树：非常高兴，尤其年轻女性多这点更让我高兴。我们所处的社会——日本也好中国也好韩国也好——尽管各有不同，但在东方因素这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有不同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誓约”，例如在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种种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还没有同中国的读者交谈过，但我想心情上应该有相通之处的。
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3）
林少华：您的长篇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中译本将于四月末在大陆出版。您能对中国读者谈一下这本书的创作构思或特点么？
村上春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过去不同。过去我写的主人公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而《 海边的卡夫卡 》的主人公是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的十五岁男孩儿。小说的类型和以往不一样。我写得很投入，想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如果中国读者能对此中意，我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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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主人公的年龄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这次我把主人公的年龄大大降了下来，写起来非常有趣，非常开心。十五岁这个年龄段含有大凡所有的可能性，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以往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定型了的人物。能够自行决定自己同社会的距离、同外界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但《 海边的卡夫卡 》的主人公则是尚未决定而将要对此做出决定的少年，这对写他的我来说绝对是个挑战。主人公年龄上应该是我的孩子——我自己固然没有孩子——怎么说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大约是把主人公作为另一个自己、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自己也是一部不同一般的作品。主人公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成长过程让我非常感兴趣。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世界任何地方都正处于剧烈变化的时期。如今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时期生存实非易事。假如自己十五岁，那么将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呢——这个假设非常有意思。当然，对于早已是成年人的我来说，做这样的假设并不容易。
林少华：《 海边的卡夫卡 》似乎同《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有关系……
村上春树：关系非常密切。很早以前就想写《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的续篇。
林少华：您是位高产作家，是什么促使您一直笔耕不辍的呢？或者说类似创作原动力也未尝不可。
村上春树：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着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林少华：包括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在内的您的许多作品表现出极为丰富而奇特的想像力，那样的想像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来自何处呢？
村上春树：想像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林先生也好谁也好肯定都有自己的想像力的世界，但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又返回则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的确很难很难。这一多半取决于精神集中力，而精神集中力取决于训练和体力。我每天都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和训练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维持健康对于写东西很重要。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运动、跑步——每年都参加马拉松比赛——喝酒也不过量。过去的作家全都喝酒，生活全然没有规律。而我不同。这方面的想法不一样。
林少华：您最近在网上回答读者提问时似乎这样说过：“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者进行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但反过来说，孤独所以成为孤独，就是因为不能同他者沟通。您是怎样看待、或者在小说中是怎样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的呢？一般认为您小说的主题是孤独、空虚与无奈……
村上春树：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4）
林少华：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春树：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大陆的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 奇鸟行状录 》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林少华：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村上春树：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 海边的卡夫卡 》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林少华：您十几年前为创作《 奇鸟行状录 》去过一次中国——主要去东北边境一带——现在中国有那么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吗？
村上春树：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林少华：最后请谈一下将来计划。
村上春树：将来计划还说不准。我大体是三年一部长篇。《 海边的卡夫卡 》刚写完，往下就写写短篇搞搞翻译什么的，同时积累素材。我会很长命的，不要紧（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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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热”在中国（1）
2005年四五月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生了以大学生和白领们为主体的反日示威游行或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那期间我先后接受了日本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和一家大报（ 《 朝日新闻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采访。对方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问到同一个问题：村上迷们或村上作品的热心读者们有没有人参加反日游行？我想了想，这样回答：我不在场也不曾调查，确切的不好说，不过我想，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参加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解放以来的学校教育一直告诉他们要把日本人民和极少数为政者区别开来，而村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属于人民范畴。也就是说，村上是村上，小泉是小泉。不错，两人无论血统还是国籍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但两人又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日本人。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提问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个常识性的不值得问的、甚至幼稚的提问。但事后慢慢细思，开始觉察这个提问并没那么简单——它的真正用意恐怕是在试探文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是否具有颠覆中国人对日负面印象的力量？说得痛快些，中国持续多年的村上春树热是否具有足以融化两国政治冰山的热量？或者说，是村上春树厉害还是小泉纯一郎厉害？
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复杂得恐怕需要至少十位专家来深入探讨和具体回答。不过若允许我以个人直觉和个人体会——作为译者，我首先是个读者——简单回答，应该还是后者厉害。因为，小泉首相两分钟参拜即可将村上二十九本中文版作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栽培起来对日本的好感和美妙的想像击得粉碎。当然，粉碎并非消失，但重新聚敛成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曾固执地以为，较之政治和军事等来自外部的强迫性力量，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而文学艺术便是这种力量的集中体现，因而文学是真正的强者。以我国来说，若问李白杜甫苏东坡和唐宗宋祖朱元璋哪个厉害，我们当然说李白杜甫苏东坡更厉害。这是因为，床前明月光、家书抵万金和大江东去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怀和审美感受，仍在为我们注入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然而在现实当中，尤其在中日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下，文学又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作为从事日本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教书匠，我深深感到无奈、无力和困惑。我无奈的是——这么说或许狂妄——无论我、你们还是村上春树都成不了日本首相。这不知是文学的悲哀还是政治的悲哀，不知是村上的悲哀还是小泉的悲哀。当然不是说文学在政治面前完全无所作为只能坐以待毙。应该说，确实有读者因为读村上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日本的所谓成见。例如新疆伊宁一位即将十八岁的读者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挪威的森林 》是我第一次接触的日本小说。之前因为爱国情绪和历史阴影，不管是日常用品还是其他生活所需我都坚决抵制日货，并对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深恶痛绝。直到某一天发现了《 挪威的森林 》并为它着迷后，才对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学有了一点点新的看法，甚至对村上有了几分喜爱。”（ 宫井缘，2003？郾5 ）。但若据此认为村上可以使中国读者跨越中日间的政治鸿沟，那恐怕就未免过于天真和乐观了。
不过若暂且抛开政治不说，那么文学的影响、村上春树的影响还是相当可观的。它如晨雾或暮霭一样弥散在中国都市的大街小巷，飘忽不定，却又似乎无所不在。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 世纪末的反思 》中提到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挪威的森林 》。毫无疑问，《 挪 》的广泛阅读促进了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乃至对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数字固然是枯燥的，但枯燥的东西往往最能说明问题——这里我想罗列一下村上作品的印数。
村上春树“热”在中国（2）
村上春树的代表作《 挪威的森林 》（ 以下简称《 挪 》 ）1989年由漓江出版社刊行，至2000年连同“村上春树精品集”中的另外四本（ 《 寻羊冒险记 》、《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 舞！舞！舞！ 》、中短篇集《 象的失踪 》 ）至少刊行了五十万册，其中《 挪 》三十万册。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同年二月推出《 挪 》“全译本”，至2005年4月村上新作《 天黑以后 》中译本面世，四年半时间里累计刊行二十九种，不仅将村上的小说几乎一网打尽，还旁及部分随笔。《 挪 》已印行二十二次，逾百万册（ 1，021，700册 ），基本每两三个月便增印五万册。2003年4月出版的《 海边的卡夫卡 》亦表现不俗，已印行五次，印数二十六万余册。近年来，这两本书基本在畅销书前十位之内或前十五位左右。今年四月出版的《 天黑以后 》（ After Dark ）发行一个月后即加印两万册，达六万册，进入“开卷”和《 新京报 》文学类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在上海《 新闻晨报 》排行榜上甚至名列第一。如此粗算之下，村上作品近四年多的印数已逾二百万册。加上漓江时代的五十万册，十五年来村上作品仅有数可查的正版便刊行了二百八十万册左右，此数字大约已超过新时期出版所有日本文学作品的总和。这在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图书平均印数不足一万册的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性印数，以至村上春树和他的《 挪 》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看不看村上甚至成了“小资”资格证明的一个硬指标。
在国际上，村上已不动声色地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截至去年，他的作品已经被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译成或即将译成外文出版，这在日本以至亚洲当代作家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村上小说已有八种译成英文。作品奇异的想像力和现代人的疏离感为他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群，其声誉甚至不亚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德国，自1991年出版《 寻羊冒险记 》德译本以来，村上作品已行销一百多万册。这主要归功于他以充满惊奇和意外转折的侦探小说手法对内心世界进行的探寻和营造，同时使他获得了“日本的卡夫卡”之誉。在英国出版界，虽然翻译小说仅占6％左右，但十年来也已出版了十种村上小说。其字里行间充满的温情、美感和某种迷失感培育出了英国的村上迷，有的媒体盛赞村上是“世界文学的原声”。法国人对村上小说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尽管其主要作品都已译出，但读过的仅有两三万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读者对村上没有新鲜感，觉得其手法像极了欧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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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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