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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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专制腐败。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神舟飞天，嫦娥奔月，青藏铁路通车，高铁网络营运。一个又一个壮举无不彰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清末民初，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割据。人民生活困苦，科技落后世界，难道和1948年、1978年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既然后世的事实证明体制可行，为什么不能把它移植到1912年？
唐绍仪见孙元起沉吟不语。便劝说道：“百熙，这几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要把它们想通、想透，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架构，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你也不用急于一时，反正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慢慢思量，争取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当下国情的治国理念。”
见孙元头，他又接着说道：“至于治国的‘治’字，就是把当前国家最紧要的几个问题排好顺序，让内阁诸人拿出可行性方案，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贯彻实施。比如现在你认为完成行政统一、推行议会共和制、普及义务教育、整理财政、完善军备、铺设铁路等几项比较重要，但究竟哪一项先执行、哪一项后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调整执行情况？这些才是国家元首、地方长官需要认真考虑的。至于如何执行，那是下属们的职责所在，不必元首、长官事必躬亲。”
唐绍仪所言听上去平实无奇，仔细琢磨起来却大有深意。比如现在孙元起执政四川，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把四川建成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理想中的四川与现实中的四川差距在哪里。至于四川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他想到了蠲免农民的赋税，想到了筹建工农业体系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好像诗人写诗似的，遇到什么灵感就写什么，没有一个长期的通盘考虑。
杨度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他或许想过如何纵横捭阖让川陕的利益最大化、如何远交近攻来吞并周边弱小势力，甚至可能想过把孙元起推上大总统宝座。但他却对未来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振兴实业，如何铸造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加考虑。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才算真正的大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遇到了再解决也不迟。大概，这就是古代智谋之士与现代政治精英之间最根本区别吧？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看孙元起有些愕然，唐绍仪接着解释道：“百熙，你觉得国家元首应该如何？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还是一步十计，翻云覆雨？不是，都不是！作为国家元首，首先应该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能让文臣武将倾心服膺，乐意效死。就像《水浒传》中的宋公明，论出身，他不过是个押司，远不及后周皇室苗裔的小旋风柴进；论长相，他面黑身矮，远不及仪表天然磊落的浪子燕青。论计谋，他不及吴用、朱武；论功夫，他在梁山好汉中排名倒数。为什么天下豪杰见到就纳头便拜，推他为梁山首领？别无他，人格魅力而已！
“其次应该知人善用。汉高祖刘邦不过是个青皮流氓，为何能得天下？就是因为他知人善用。韩信不过是项羽逃将、当斩连敖，结果在萧何力荐之下，刘邦就敢具礼拜他为大将。所以韩信自诩善于将兵，而夸他善于将将。再如汉昭烈帝刘备，也是知人善用成就帝业，他先在涿郡便与贩枣关羽、卖肉张飞义结金兰，后在新野三顾茅庐拜请乡野村夫诸葛孔明出任军师，所以他能从贩履织席之辈，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三应该勇于取舍决断。像愚兄刚才所举的宋公明、刘邦、刘备三人，在关键时刻都是舍得向妻儿老小动手的狠辣之辈。当然，现在政治逐渐开明，议会即将召开，想来以后不会出现祸及家人的惨剧。不过在处理各项政务的时候，勇于取舍决断依然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孙元起心中碎碎念道：以后不会出现祸及家人的惨剧？哼哼，想来你是不知道太祖爷的人生际遇吧！太祖爷为了革命，先后牺牲一位妻子、两个兄弟、三名子侄。——不过这也证明他说得没错，政治家果然要勇于取舍决断，关键时刻舍得妻儿老小！
唐绍仪当然不知道孙元起心中所想，仍继续说道：“要想成为国家元首，自然不止以上三点要求，不过这三条是最根本的，其他条件与之相比都等而下之。百熙贤弟从教有年，化育天下学子，被青年尊为‘当代圣人’，这人格魅力自然是有的。新中国党刚成立就有三名总长、四名都督、六名协统，也足以证明。
“至于知人善用，贤弟也不输于袁项城、孙逸仙。别的不说，就说你选派出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数十名学生中，有一名都督、五名协统、标统无数这一点，别人就要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勇于取舍决断，贤弟在陕西、山西同时举事，派飞机轰炸紫禁城，早已播诸众口，毋庸愚兄赘言。
“从这三点上看，贤弟很有成为国家元首的潜质！”
孙元起顿时羞赧无地：“唐兄实在是谬赞了，小弟实在是——”
唐绍仪伸手止住孙元起的言语：“贤弟不必过谦，愚兄心中有数！”
孙元起心道：你心中有个屁数啊？有个鸡嗉、鸭嗉还差不多！
唐绍仪突然问道：“贤弟高论中，愚兄还有一点颇为不解，那就是极力主张开明专制。按说贤弟在美利坚留学多年，浸染日久，应该比较倾向民主共和制才是，为何反而主张开明专制呢？还请贤弟为我解惑。”

第三零五章眼见仙丹求不得

孙元起心道：我能说我没在美国留学过么？
当然，这话是说不出口的。孙元起斟酌了片刻，答道：“诚如仁兄所言，美国政治体制堪称典范，值得世界各国取法，中国也不例外。但取法不等于移植，我们首先必须要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比如地理形势，美国地广人稀，民众不用担心水旱饥馑。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形成两道天然屏障；北方是温驯的加拿大，南方是怯懦的墨西哥，国内的敌对势力主要是战斗力不足为5的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用担心外敌侵扰，可以安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讨论民主。
“而我们中国呢？北方沙俄已经攫取我大片领土，现在又对新疆、内外蒙、东三省垂涎三尺。日本狼子野心，十多年前割我台澎诸岛，又讹诈两亿两白银，让他们胃口大开，只怕以后会更加贪婪。西、南则有英法窥伺西藏、云南。国境四周，强敌环伺！在国内，中央微弱，各省独立，战乱频仍，水旱相继，饥馑不断，民不聊生，哪有闲心去考虑什么民主自由？
“借用仁兄刚才的教诲，我们国家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尽快实现国富民强，内除割据，外御强敌，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国家体制是民主共和，还是开明专制，不过是仁兄所说的‘治’字而已。只要有效，何必分辨它根源何处？如果我们不顾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盲目移植美国政治体制，无异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唐绍仪顿时大摇其头：“贤弟所言差矣！诚然，现在国弱民贫、百废待兴、各省独立、民不聊生，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正是规划国家未来政体的最佳良机，这就叫‘因民之困’。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们要乘此良机，为中国拟定最民主、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制度。使数百年后的贤才志士再无李文忠公的遗憾。为了这个目的，即便国家在短期内有所损失，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者，权力如老虎，易放难收，我们应该在它幼小初萌的时候便关进笼子里，教它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确保在国民的监督和制约运行，不敢稍有逾越。而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激于一时气愤。把它放出笼柙饱餐血肉，这只会让它凶性大发。一旦吃不饱、或者对主人不满、或者没有发泄对象。它便会不分青红皂白择人而噬的！”
孙元起皱眉问道：“在唐兄看来，我们应该要民主还是要富强？”
唐绍仪一愣：“这两者并不矛盾吧？这不应该是一个单选题吧？”
“假如只能二选一呢？”
“这……”
孙元起不管唐绍仪的答案，兀自说道：“民主与富强或许并不矛盾，但纵观全球各国，所有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政的热情，使得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它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有它自身的弱点。比如民众易受情绪左右、政权不稳定、决策滞后、反精英崇大众倾向等。
“当然，这些弊端对于一个稳定富强的发达国家来说或许并无多大碍，顶多是让发展速度滞后一点；但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却不啻于一剂断肠毒药！它会削弱中央权威，架空国家元首，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从而使得国家陷入民主泥沼再难脱身。所以世界上先富强而后民主的国家比比皆是。先民主而后富强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这便是我极力主张开明专制的根本原因。”
在二十一世纪陷入民主泥沼最有名的国家，当属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民主样板菲律宾，故而孙元起对此颇有体会。
唐绍仪道：“既然我们知道民主存在这些弊端，那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便是。何必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呢？”
孙元起笑道：“这些弊端是民主的胎里病，真要把这些弊端全部纠正了，那改过的民主还是民主么？而且纠正这些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育，通过教育让全国民众认清国家当前形势，了解自身应尽的义务，学会行使应享的权利。现在全国四万万人中，识字者不足百分之十，等民众掌握民主，这需要五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五十年？国家能一直这么等下去么？
“其实，我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无太大差异。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在美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把持参众两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个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把持两院，不仅要把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而且还要局限在政党内部，从而避免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国家动荡。此外，国家元首也是由政党内部推选，而不是拉票竞选，从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说家当选。……”
当下，孙元起把后世的国家架构向唐绍仪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说完，唐绍仪沉吟道：“如此虽然可以重树中央权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议会独操权柄，只怕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吧？纵使以后国家富强，对于普通民众又有何益处？”
孙元起敷衍道：“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强了，民众自然也会从中受益。至于民主这个问题，等国家富强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等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时，执政党会分裂成两个政党呢？那岂不是直接就实现仁兄所希望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
对于孙元起这个天马行空的臆想，唐绍仪自然难以赞同。两人又论说一番，眼看天色渐渐昏黄，已到掌灯时分，唐绍仪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语重心长地劝道：“贤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孙元起答道：“河鱼腹烂，不求活水，尚思化龙；书生垂死，不问良医，犹念报国。虽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阔！”
随后的一两天里，唐绍仪有空就过来找孙元起商谈，总希望他能放弃开明专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怀抱中来。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唐绍仪或许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对算不上个合格的老师。孙元起则恰恰相反，凭借着当了十多年老师的教学技巧，居然让唐绍仪对民主共和制度开始有些不自信，转而对开明专制大感兴趣。
孙元起通过与唐绍仪不断的交谈驳难，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理解，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这套政治思想体系在未来几年里不仅成为新中国党的指导理论，也对之后的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史书上把孙元起与唐绍仪的舟中谈话称作“孙唐会谈”。因为谈话的时候轮船正在黄海上行驶，所以也叫“黄海会谈”。孙唐会谈的时间、所乘坐的轮船名称、谈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深远影响，都是高中近现代史课本中的重要考点。
因为会谈中只有孙元起、唐绍仪及卫队长冯基善三人在场，并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后世的史学家只能根据唐绍仪、冯基善两人回忆的一鳞半爪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然这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很多抵牾之处。在唐绍仪所著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民国政坛的“耶鲁系”》一书，对“孙唐会谈”足足用了五章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自己如何谆谆善诱，传授孙元起治国方法；如何滔滔不绝分析国内外形势，让孙元起茅塞顿开；如何旁征博引各家政治思想，以供孙元起采择挑选……总之就一句话，在“孙唐会谈”中，他唐绍仪扮演了孙元起“精神导师”的伟大角色。
而冯基善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则对“孙唐会谈”这一说法予以严厉批驳，在他看来，这场会谈最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孙冯会谈”或者“孙冯批唐会谈”。因为早在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元起先生与梁启超会面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孙唐会谈”的真实情况是，卫队长冯基善坚决站在孙元起先生一边，对身重西方民主之毒的唐绍仪痛加批判，揭露其作为西方走狗的深刻本质，最终使他幡然醒悟弃暗投明。
正因为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