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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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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惊起了一群大雁,惊叫着飞起,又停在不远处。
糟糕的是我骑的枣红马看别人舒服,也忍不住在苔头甸里倒下,翻滚在水里嬉戏,整个身体包括马鞍都浸湿,不能再骑。
把马儿赶出草甸子后,我只好徒步跟在后面。
马儿来到道边,混杂在中间的头道沟的马一阵长嘶,飞快地向自己的队部奔去,我们队的马也一个个跟着,我紧张地飞奔追赶。
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来时的浪漫,浑身上下狼狈不堪,泥水一直漫到我的膝盖上,脸上是水和汗的混合体。
总算把马儿赶到了草地,它们才安静下来,贪婪地啃着地上的青草,这时已经中午。
马儿的肚子一个个吃得胀鼓鼓的,一匹雪白的小马见我躺在草地上,用它的嘴轻轻地吻我,我抱着它的头,理着它的毛,它也不走,两眼看着我,闪着反光的鬃毛纯洁得一尘不染。
第二天,终于休息。
其实更累,洗了九件衣服,那是水稻地十天积攒下来一直没时间洗的衣服。
还洗了一件棉袄,一套被子。
男人干女人的活,真的很笨拙,整整一天,晚上洗到天黑才总算结束。
只好自叹没有女人缘,没有女知青来帮我,当然,我也不会让女知青来帮的。
据说,这是我的骄傲对我的惩罚。很多女知青觉得那时的我太清高,很难接触。
夜里,我在缝被子,屋外刮起了阵阵大风,几棵大杨树和大松树的翠绿树叶,遮盖了整个知青点,发出哗哗的响声。
干完所有的内务,我松了一口气,一个人到食堂里静静地坐着写信。
先给在五七干校的父母,再给在江西插队的哥哥……当我拿起前不久学校工宣队的一封来信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信了。
工宣队在那封信中解释了以前一直没有来信是因为太忙,随后又谈了今年学校上山下乡分配方案,强调还是有一批学生要分配到上海近郊农场的,希望我们每人写一篇下乡心得体会,配合学校做好上山下乡工作。
当然他们也谈到了对陈国明的看法,对他还在上海吵着回去表示了失望。
看了这封信,让人感到心凉。
因为很明显,一年多来,他们并没有关心过我们,现在他们要动员下一届学生再下乡,所以想到我们是可以利用的。
我不喜欢只顾自己完成任务而对别人没有感情的人,我也不想动员知青去给学校写什么心得体会。
犹豫了好长时间,决定不再复信,实在太累,彼此相忘吧。
56、前途在哪 '本章字数:132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31 10:14:37。0'
自从拿下水稻地后,我成了大田劳动的带工人。
夏锄铲趟时,生产队所有劳力分成三组,组长都是上海知青,我是第一组组长。
其实带工人就是干在前头,歇在后头的活儿,操作简单,比知青排长的工作好干多了。
又一天活儿干完了,两条车轮印子像我们铺在草地上的布条,从泥土小路上飘进了北树林。
我们随着马脖上“叮铃当锒”的响声,摇晃在树林清香的松脂味里。
下工了,知青笑着唱着,年轻老板用有力的吆喝声鞭打着马儿快跑。我盘腿坐在车上,望着一晃而过的青松以及远处树间隐约闪现的黑龙江。
昨晚评议五好社员时,大队副主任对仲志红想回上海参军一事进行了批评,说她不安心农村,怕苦,等等。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她想参军并没有什么错,其次是她在知青中表现不错,不管她心里想干什么,她现在的表现是可以评上五好社员的。
尽管社员最后通过把她评好五好社员,但困惑却留了下来:知青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最近知青点情绪不稳,想的最多的就是:一二年、三四年以后,我们五十多人将是怎样的去向呢?
有一多半知青肯定地说,自己将会离开这里。其中除了部分知青幻想能读大学外,其余的都在心底嘀咕:这一辈子还能回上海吗?
马车出了北树林,上了往古城方向去的沙石公路。
天像翻了脸一样,一下子变得黑沉沉的,乌云迅速地压了上来。
突然一道闪电,把我从深思中惊醒,抬头遥看南天,风雨即来,带来一阵潮湿味。
远处江水的波浪像鱼鳞般微微摆动。堤岸上一片翠绿,青青的草地散发着白天的温度,西边的太阳余辉,正渐渐地被黑云收拢。
几年来,全国上千万青年奔赴农村,其中更有68、69两届,干脆实行“一片红”,他们集体从城市消失,全部下放到了外省农村。
这仅仅是一个过程还是最终的结果?
中国除了农村其它单位都不要年轻人了?
中央和毛主席对“一片红”这些知青以后还会有什么另外的安排?
70届分配方案打破了很多已经下乡知青的幻想。
它宣布结束“一片红”,开始分硬档(家中有兄姐下乡的)、软档(家中没兄姐下乡的)实行“四个面向”。这同当初“一片红”动员我们下乡的革命口号“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相比,显得很不一样。
这让很多知青对下乡产生动摇,对前途产生忧虑,开始质疑“一片红”的产生,实际上是国家在安排城市青年就业时发生了困难,只不过知青不知情罢了。
有人感叹命运不好,为何不早生几年或晚生几年?
马车载着我们进入古城。一个闪电接一个闪电,没有雷声、没有雨点……
蔚蓝的天空被乌云遮着,只露出那么一小块,西落的太阳硬从那一块蓝天里喷出她的余辉。
四周的云,像粉红色的棉花一样;而西山的一段,站立在余辉之前,背后是耀眼的光芒。
说这些还有用吗?我开始变得实际,过去和未来,我们都无法选择,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解决眼前的问题:
五十多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住在清真寺这个又破又旧的大院里,而这个清真寺已经被当地的回族多次讨要,要知青搬出去。
知青点还能在此维持多久?
在古城的十字路口,知青下车,可以看见知青点食堂袅袅升起的炊烟了。
南边的山峰上,忽地一亮,最后的闪电一下划破云层,接着,撒下了稀疏的雨点。
太阳的光芒还在,照射在雨点上,一望无际的雨帘,从耀眼到黄,从黄到褐,从褐到灰。
雨很快就停了,湿漉的路面上、屋顶上,腾起阵阵热气,不一会就干了。
黑龙江的夏天真的来了。
57、江中弄潮 '本章字数:159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201 08:30:25。0'
自那天下班时滴了几点雨,老天已经一个多月不见云彩,地都干得裂开了。
我们用双肩把黑龙江里的水挑上来,倒在沙土地上。只见冒出一股气体,土就干了。
如此抗旱不是办法,但不抗旱更不是办法。
生产队的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古城西,是黑土地;一部分在古城北的黑龙江边,是沙土地。
沙土地易旱,因此,抗旱就在黑龙江边。
我喜欢去北面沿江的地干活。
中午下班,我把衣服和工具托知青带回去,自己跳入黑龙江。
南风阵阵吹来,黑龙江水起浪,拍打着我的肩头和脸。炎热的夏天,连风也是热呼呼的,只有黑龙江水,还是那么清凉,我一头扎进水里钻了一个猛子。
记得少年时,我喜欢去黄浦江里游泳,几百米的江面,游过去再游回来。有时还到外白渡桥上,让同伴看到没有船来时,就站在桥的护栏上,高高地“插蜡烛”跳下去。有一次,被水上监察抓到,让我站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甲板上,烫得我两脚来回不停地交替。
后来,我参加了上海市少年长泳集训,在水上监察的保护下,去黄浦江里游过一万二千米。
东北人会游泳的不多,去年夏天,有一次狂风把江水刮开了花,一个巨浪连着一个巨浪,我迎着狂风跳入江中,把几个在江边捞柴禾的老乡吓坏了。
我像在摇篮里一样,在水面上飘荡起来。一个浪头带着啸声扑来,我的手顺势往下一拍,头一拱,就被水抬起了一米多高,四周的水都伏在我的脚下。
浪头过去,一下子我又跌下浪底,四周如同高山压顶,都是铺天盖地的水,我吸口气,闷头一扎,就把涌来的一排浪抛到了身后。
江边岸上,断断续续地传来老乡阵阵惊叹和尖叫声。
我喜欢水,我也懂得水,我能巧妙地冲过忽高忽低的浪,一起一伏,很自在很自然,像一只小鸟,出没在浪花里,飞翔在浪尖上。
像这样顺着江从抗旱工地到知青点,才七里水路,三四千米,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而且黑龙江里水的流速很快,一蹬腿,就有五六米远。游累了,我就仰面躺在水面上,舒服地望着蓝天。
等我游到清真寺下的码头,上岸到知青点时,那帮乘马车的知青也刚刚才到。
晚上,在公社政治文化室与边防军搞联欢演出,我们生产队的知青表演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节目中最特出的是高朗和秦燕的男女声二重唱,还有就是我编写的朗诵剧《忆张勇》。
张勇,是一位在内蒙插队的天津女知青,为保护集体的羊群而牺牲。
为排这个剧,一个多月来,知青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谢幕时,台下的老乡大声叫好,这让知青感到十分欣慰。
文艺小分队是在今年五月成立的,在今年“七一”党的生日时已经演出过。
像什么舞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舞蹈《时刻准备打》。
排练十分辛苦,一天大田劳动后,还要蹦蹦跳跳地,全是武术动作,练出一身汗来,经常要弄到夜里12点。
这次“八一建军节”,公社又要我们知青点出节目和边防连搞联欢演出。
负责文艺小分队的仲志红推托说没时间排练。
其实,她主要是怕演的都是老节目,老乡看到重复的要喝倒彩。
但经不住劝,仲志红终于肯接手抓演出的事,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我写剧本,演几个知青自己的节目。
我一口答应下来。
晚上,排练完节目,已是深夜11点多,为了完成编剧任务,我还要借着蜡烛光埋头整理着素材……
不知谁养的一只小狗在门口扒拉着工具,“咣啷”一声,惊动了我。我才看一下钟:已经是清晨2点多。
我推门仰身一个懒腰,昏沉的头脑才清醒一些。
黑龙江的夏天,夜短日长,东方已经发白,太阳的一点微光把半边天映成了湖蓝色,带有一点浅浅的橙色。
门前平静的江水映着天上的云块,云块在水波里微微颤动着。
朗诵剧《张勇之歌》终于编好,四千多字。
两天,48个小时,我只睡了七个小时。
由于缺觉,精神不振。本来在炎热的夏天里,白天劳动,只要稍微挥动几下手,头上就会沁出流水一样的汗。这几天更是头胀眼花,浑身无力,无论在哪里,只要能靠着,一两分钟内我就能睡着。
演出完毕,走出热哄哄的公社政治文化室,感到一阵清凉,发现密集的雨潺潺而下。
我们抹着脸上被雨水淋得一塌糊涂的化妆,个个像鬼一样地大叫:明天不用抗旱啦!
当然,也不用再熬夜排练节目了!
58、捞漂流木 '本章字数:179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202 13:20:59。0'
在我的手记中,一直提到知青点,但没细说过清真寺。
在古城江边的码头上,有一座年代已久的清真寺,这是用三幢房子围起的一个小院,院中央被几棵高大的落叶松和绿杨庇荫。
文革中,清真寺不再有宗教活动,却成了生产队安排知青住宿的地方。
北面正房的外窗和门檐上雕着精细的花纹,廊柱上的油漆已经斑驳,那是女知青的宿舍;
南面偏房较简陋,但也是青砖铁瓦,是男知青的宿舍;
东面靠江的房子不大,成了知青的食堂,推窗望去,是“十里长江”和中苏对峙的两座岗楼。
住在清真寺里,最难熬的是冬天。前半夜,屋中央的大铁炉被烧得通红,热得光膀子还流汗。下半夜,铁炉火灭了,寒风透过窗缝门缝,凉气袭人,大家戴狗皮帽护着脑袋,睡醒了,一脸的白霜。
回族老乡还嫌知青占了他们的清真寺,隔三岔五就到公社去,要知青搬出清真寺。
知青盼望有自己的房子,可是盖房的木头在哪里呢?
就在黑龙江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每年春夏,老毛子在黑龙江上游的森林里伐木后,就会按8米长或10米长的规格扎成木排,拖到江边,准备顺江而下,经过〃黄河〃(黑龙江伸入苏联腹地的一条支流),水运至内地。
但每年的大水都会冲散其中的一些木排。
当地老乡都是〃旱鸭子〃,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无主的〃漂流木〃顺江流失。而且,作为边境的黑龙江,当时连下江打渔都要特批,更不要说去捞苏联的木头了,边境无小事,事事通中央,弄不好就会引起两国外交问题。
当然,偶尔也有被风吹至中方浅滩的漂流木,谁抢到手,谁就像发了大财一样。
上海知青中不乏好水性,个别胆大的游到江心,捞到漂流木后,藏在下游的柳条茆子里,卖给当地老乡,五元十元;碰到运气好的大樟松,可以卖到30元一根,大致相当于农场知青一个月的工资了。
下乡第二年夏,一天我休息在江边洗衣,远远地看见江心里漂浮着好多黑影,大叫:“来漂流木了!”叫声引来了高朗等几个知青,大家一起跃入江中,直至主航道,也就是边境线。
激流把我推向下游,我拚命顶着水,撑起身子,伸脖一看,其他人没了,木头也没了?再回头一看,一根木头已经擦肩顺流而下。我在水中一个转身,双腿一蹬,追去了!
一边游一边有点害怕,向两边望了一下,只见离中国远,离苏联近。
这时,假如苏军巡逻艇出动的话,我们就完蛋了。
江心的水真凉,漂浮着白色泡沫、木屑、树皮,还有一股松油味。我终于抱到那根木头了,赶紧牵着它向中国的岸边靠。
漂了八里,才在下游的城关上了岸。
上岸回到青年点,听说高朗没回来。急得我们派人沿江寻找,一直到下游12里外的黄旗营子了,也没消息。
直到下午四点多,才有老乡来告知我们:高朗把一棵木头拖到江边后,就趴在沙滩上不动了,后来被下游离我们8里地的城关南砖窑一个老乡接到家里,喝完姜汤躺在炕上呢。
我们派马车把高朗接回来,只见他平躺在车板上,腰部以下,是数不清的血痕。
听他讲,拖着木头靠岸时,激流冲得他根本站不住脚,只能被顺水漂着的木头拖着,因发大水而淹没在水中的柳条丛将他划得鲜血淋漓。
还好没死人,说实在的,年轻人那时对死也没概念。
三根木头,摆在清真寺的院子里。木头有脸盆般粗细,十米来长,溜直,是盖房的好料。
有老乡前来出价,我们没好气地说:不卖,你看看这清真寺破的,我们要留着盖房。
第二天,我干脆组织了4个水性好的知青,从上午开始,就冒着阴寒,与风浪搏斗。
这一天,我们一共捞上了11根木头。
从南砖窑到古城,见知青一趟又一趟赶着马车去江边拉木头,老乡人人都羡慕地睁大了眼睛。
知青捞漂流木的事,惊动了县里,马上派官员来看知青住的清真寺。
在全县将近100个知青点中,我们是唯一住在寺里,没有盖房的知青点,而政府所拨的知青安置费,都已经花在清真寺变宿舍的改装上了。怎么办?看来也只有靠知青自己白手起家了。
在大队和插队干部的担保下,县里特批我们可以打造“威吾”(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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