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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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针对有人讲我“偏心知青”作了阐明：

“凡是当队长的都有‘偏心’，不‘偏心’就不能当队长。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偏心’是什么？在我的眼里，没有帮和派，只有公与私，谁维护集体利益，我就‘偏心’谁。也没有亲和疏，只有新与旧，谁能创新取得成果，我就‘偏心’谁。

当然，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欢迎各位当面指出，衡量我是不是‘偏心’的标准，是拿事情说话，就说这个事该不该‘偏心’？我认事不认人，至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老乡还是知青，都不是我‘偏心’的理由。”

我见大家一时发楞，问大家：“天天出工不搞帮派的、爱护财产不贪小利的、科研创新不耍尖使滑的，队长不‘偏心’他们，那不成了傻瓜队长了？”

有人发出了笑声。

我接着很严肃地说：“在我当队长之前的遗留矛盾，本人概不负责。像以前什么抓‘修特’、一打三反等等，历史上都已经有了结论，不要拿这些历史来跟我讲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新人、老人，南头、北头……之类的，我不认这些，我只认贫协、团支部、妇联、民兵排、知青点，各管一摊，各司其职。做事要有监督，办事要讲公道，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社员鼓起了掌。

去县城取最新的良种，完事后到江边逛逛，正好碰到几个分在农村教书的师范同学，他们来县城开会。他们述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冷清得很，十分怀念学校的生活。

是呀，在这江水欢畅奔腾时，我和许多同学还一块儿激流拍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四下分散，各奔自己的前途和生活了。真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面对冰封数尺的江面，他们心中不免有点凄凉。有同学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我说：“自从回到生产队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无暇回忆以前的师范生活，毕竟我还生活在知青集体中，倒也过得热热闹闹。”

　　
　122、杞人忧天　＇本章字数：185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1　23：55：15。0＇
水库采石场留守的知青完成任务后，于今天下午全部撤回。

看到他们满身是土，脸被风吹得黑黑的，却露出回家的兴奋，真想赞扬他们几句，可话到嘴边时，却成了一句亲昵的戏谑：“孩子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儿子！”他们也这样笑答。

这就算打过招呼了，省了好多废话和令人感到酸溜溜的客套。

我拿起水桶和扁担，给他们挑点水，让他们好好洗去一路的风尘！

也许是我在社员大会上关于“偏心”的解释起了作用？

李胜俊带着三辆马车去黑河拉豆饼，上午去的，下午下起了大雨。

我以为他们怎么也要在黑河耽误一天了，没想到镇上有乘长途车回来的人对我说：“你们队里拉豆饼的马车冒着大雨往回赶呢！”

我心里不由震了一下，这路上六十多里地冒雨而归，那还不浑身淋透了？毕竟李胜俊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么冷的天太遭罪了！

我拖了车马队长何国明说：“走，上场院迎他们去！”

等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到了。

我上前拍拍李胜俊的棉袄，溅了一巴掌的水，拉开他的内衣一看，也都湿了。我让所有赶车回来的车老板都赶紧回家，车由我们来卸。李胜俊和一帮车老板都冻得直哆嗦，说不出话来，把手中的缰绳递给我们，颤颤巍巍地回家了。

卸完车已是晚上七点，我回知青食堂吃饭。

食堂里只剩下一碗饭和两盆菜，但做饭的伙食员还没吃，跟我客气了半天。我什么也不说，拿了两只冷馒头走了。

一个人，舀了碗水缸里的冷水，就着两只冷馒头，一边慢慢地吃，一边看今天刚到的家信。来信说，毛主席最近有这样一句话：“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

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没搞懂。

早上起来，忘了昨晚没搞懂的问题，大家一起走在上工的路上，春风轻拂，笑语飘洒。

并排和我走在一起的云龙问我：“早上你听广播了吗？董必武逝世了。”

我突然对那句“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有了一点感悟：根据宇宙自然法则，老一辈革命家将会越来越少，万一在他们走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而这一切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我把这个想法同云龙一聊，云龙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倒是勤勤恳恳在最艰苦的农村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一旦地球都害病了，不是把我们给坑了吗？”

我也叹口气：“既然毛主席都说‘地球在害病’了，那我们这代人也许会经历一场世事大变。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

云龙把扛着的铁锹换了个肩，问我：“还记得九年之前，我们混在中学生里去串联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1966年冬，我们还是小学六年级，看人家中学生长征步行走出上海游山玩水，心中十分羡慕。我和云龙、蔡景行等七人也背起行李，自己做了一面“长征串联”的红旗，穿过上海，混在中学生步行串联的队伍里，走到苏州，再乘船去杭州，游玩了“天堂美景”。

云龙说：“那时谁也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会一起到这么远的地方插队，同饮一井水，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所以，今后的事现在也是无法预知的。”

是啊，面对历史变化，我无法选择，但作为个人，却应该有自己的做人定位。

在经历了家庭巨变和农村生活后，我早已不再有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但还想努力修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知道无论自己站在哪一种人群中，略瘦的、不高不矮的外形都是最不起眼的，但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我算过这笔账：一辈子过好了也不过才三万来个日夜，唯一能延长生命的方法，就是把夜里的一半当白天过。干什么？看书。所以无论是父母被打倒还是插队到农村，熬夜渐渐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小小年纪时，脸上就有了皱纹，在同龄人中，一向被称为“少年老成”。不过，我对自己说，我用熬夜的方法，比同龄人多“活”了几年。

除了我这张最普通的黄种人脸和最普通的身高外，要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额上三横、眉间两竖、鼻旁两撇共七道深沟了。童年时，爱对天遐想，抬眉竖看，硬看出来额上三横；少年时，避不开人间不平，想不通只好皱眉横看，看出了眉间两道竖；成年后，玩世不恭，嘲弄笑看四周，看出了鼻沟两条撇。这也算是“阅尽人间春色”了吧。

黄种人的眼睑都有点肿。说这话，我并没有拿同类的共性来掩盖自己缺点的意思。我的眼袋要比我的同年人更加松弛，它里面的眼球布满血丝。这是熬夜在外表上对我的报复；但闪烁的目光却也比较敏锐，这便是熬夜在暗地里给我的回报。

假如同我一起干过活，还会发觉我有一双宽厚的手和宽厚的脚。在爆发性的、短距离的运动中，它们显得不那么灵活，甚至有些笨拙；就像我整个人一样，在平静的氛围下，我常常是个庸人。但我知道，我的双手和双脚是极有耐力和后劲的，在长距离运动的后半段、在无论怎样的世事变动中，我相信自己依然会有支撑的耐力和向前的后劲。

　　
　123、评分交锋　＇本章字数：139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8　22：20：02。0＇
队里有五辆牛车，与胶轮的大马车不同，那轮子是铁条箍的木轮，老乡称之为花轱辘车，用牛拉的，你说能快吗？

所以，赶花轱辘车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头，是生产队里的二线活。

平时这些赶牛车的老头由贫协主任带着，倒也不用我担心。

可是有社员反映，赶牛车的一天要挣一个半工，15分，比上大田干活的青壮年还多，这不合理。

开队委会时，我把问题在会上摆了出来。

贫协主任刘承新马上追问：“提意见的都是谁？”

我避开是谁这个问题，说：“不管是谁，我们就事论事。赶牛车的要比下大田的壮劳力多半天工分，会不会影响一线生产的积极性？”

队委会其他成员碍着贫协主任的面，沉默。

老吴打圆场：“那就13分吧。”

我说：“还是多了一些。”

刘承新看着我说：“多什么？我们要比大田的人晚下班一个小时呢！”

几个知青队委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牛车走得太慢，就算晚一个小时，12分也到顶了。”

刘承新不高兴了，把手一挥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说：“这样吧，晚上正好要开社员评工分会，就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由大伙一起来决定吧。”

晚上，社员一听说讨论牛车工分，几乎异口同声喊：“10分！”

现在已经进入春忙，在大田干卯子工的最高分是12分，二线活给10分是正常的。

我问几个赶牛车的老头同不同意？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大伙说了算。”

刘承新显然不满意，脸都挂了下来，但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抽着自己卷的大喇叭烟，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进入每季度一次的工分评比。

评工分是最令人挠头的事，本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评不好就会结下梁子，见了面像仇人一样。

现在是四月份，评的是一季度的工分，整个评比很不顺利，一直评到半夜。

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身强体壮的王加顺和李树田两个人有意见，他们一冬天大部分时间没出来干活，就像小丫说的，是“在家里猫冬的大老爷们”。见自己被评了二等工，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不服气地争起来。

见他们争了好半天，知青李国明和王晓晗站起来说，自己被评上一等工太高了，主动提出降为二等。

这一下会场鸦雀无声。

国明自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大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打场时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所以被评上了一等工。

王晓晗是女知青，负责科研，但一冬天都在一线刨粪没歇过一天，备耕时又起早贪黑测量土质，再根据种粮品种，制作了不同地块的施肥表格，使今年购买化肥针对性强，生产队资金用在了刀口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在队里是少有的几个被破例评上一等工的女知青。

大家没同意他们自愿降等的请求，而是拿这两人与争工分的人比了起来。那两个大男人自觉没趣，坐在那里再也不发一声。

本来，生产队一把手这活就不太好干，现在，为评工分的事，我又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当然，我并不害怕，无论我得罪了什么人，只要我自身过硬就行。

我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因为开会多了，处理事务多了，第一线劳动就少了，与社员接触也少了。

第一线劳动少了，以后就干不动了。一上大田就老拉在社员后面，社员会看不起你，你想要让社员干活，社员就会拿白眼看你。

与社员接触少了，就会无形造成一堵墙，隔着墙，你听不见看不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走不动路拉不开架子，最后要么堕入到命令主义，要么堕入到优柔寡断，没有人会帮你。

对知青当队长的我来说，本身还有一个先天弱点：缺少农业技术，缺少生产经验，如果再“两多两少”，那就更没有后劲。

我不想到年底又成为一个被换下的队长，我希望从我开始，这个生产队能有一个连任下去的队长。

　　
　124、猪崽抓阄　＇本章字数：153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3　14：00：13。0＇
春天来了，按惯例，队里要分猪崽。

生产队养了五头老母猪，一冬天下了六十多口猪崽。生产队有四十五户人家，有社员想要两口猪崽，不够分怎么办？

一早，我与老吴正在队部屋里商量这事，等在外面的社员等不及了，大声喧哗起来。

我出屋对大家说：“开会吧，宣布几条规则。”

王加顺挺有主张地说：“开什么会，抓就得了！”说罢他带头跨进猪圈，其他人也一哄而入。

只听一片猪嚎，王加顺已经美滋滋地拎着个肥猪崽的腿从猪圈出来了，还有人正睁大眼猫着腰在猪圈里四处乱摸，专找身材长个头大的。

我喝道：“放下！一只也不准抓！”

王加顺把猪崽腿攥在手里，冷眼看着我，舍不得放下。小猪崽在他手中乱蹬乱踢，甩出的粪便溅到了他的衣襟和脸上，弄得像个鬼一样。

我忍不住骂道：“你一冬天干活不出力，分猪崽倒来劲啦！大伙看看，这家伙像不像土匪强盗？”

大家哈哈大笑，猫在猪圈里的人在笑声中也不好意思地又钻了出来。

王加顺在大家的嘻笑中讪讪地把猪崽放回了猪圈。

老吴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分猪崽他也有份，所以想避嫌。

我是知青，知青点不参与分猪崽，与社员没有利益之争，没人能说我什么。

我说：“宣布一个规则，每个猪崽都会贴上号码，大家抓阄，抓着哪个就是哪个。这世界上，有时候没什么理由好说，抓阄就是最公平的。”

抓阄的事，由老吴队长和昊宇负责，完事后到会计刘金鹏那儿报个账就行了，我去县里开春耕现场会。

县里的春耕现场会开了两天。会刚散，我正想回生产队，县知青办找到我，通知我去省里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不想去，找了个理由：春耕现场会上，公社又多给我们生产队2000斤稻籽，水稻面积要扩大，涉及到地块调整，这一点都不能耽误。

地区知青办得知后，决定晚上用小车把我送回去安排生产，第二天一早再来车，直接把我从生产队送到北安，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我想了想，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只好答应。

晚上回队后，我先问了水稻技术员刘金鹏关于扩大面积有哪些难题；又问搞科研的王晓晗，哪些地的土质适合扩种水田；然后上老吴家商量地块调整、人力马匹的安排，决定明天一早开队委会落实；最后又去马厩看了看马，同饲养员聊了一会可使用的马匹情况。

回到宿舍躺下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下乡五年多，探亲时只是路过省城哈尔滨，从来没出火车站到市里逛过。但这次我并不是因为可以进省城而睡不着，我是想起了一位知青战友：邵子昂。

他去哈尔滨读大学已经第三年了，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今年夏天就应该毕业了，我想去看看他。

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晚上，我联系了邵子昂。

邵子昂得知第二天下午我有一个会议的空闲时间，他也正好没课，就来到我住的北方大厦。

邵子昂还是那样子，见我就问：“爱辉现在好吗？黑龙江淌冰排了吧？”

我说：“黑龙江今年春来早，冰排早淌了，我们队的小麦也播完了。”

邵子昂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主席最近有这样一首诗：‘父母忠诚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谁守？虽未死，鬓已秋，身躯倦，你我儿女，忍将夙愿付东流？’”

吟罢，邵子昂感慨万分。

他到底要比我大五岁，对政治很敏感也很关心。

我却似乎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有春耕、粮食、种子、化肥，还有知青点的伙食……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云龙谈起主席那句“地球在害病”时的感叹，我认定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已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想努力做一些平凡实在的事。

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