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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龙腾-第4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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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高是真的干了这些事，也轮不到我来出手，否则就是坏了一些‘规矩’，是要遭人忌恨的，我自己虽然不怕，却怕那些因为相信我，才来我这里告状的人，我怕他们受到牵连……”
叶yù灵柳眉一挑：“那，你现在都调走了，还真能把程子高打掉？”
萧宸不知道她问这话什么意思，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沉yín了一下，说：“只要他是真做了那些事，我拼着被一些人忌恨和上面对我失望的可能，打下他……还是有七八分把握的。”
叶yù灵其实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萧宸在朗柳留下的力量有多强而已。她又哪里知道，萧宸当初的几名干将，如今即便萧宸离开，但他们在朗柳也已经逐渐形成势力。郑之鹏已经出任朗柳市常务副市长，林成南成了组织部长，刘文军从检察院检察长升任了市纪委书记，而顾乐也成了市公安局长，不过暂时没有兼任市政法委书记，目前是政法委副书记。但即便如此，萧宸在鼎清区的“四大护法”除了李云新调任到吴城现在出任了市纪委书记以外，另外三个也都已经在朗柳成为了市委常委，资历略差一点的顾乐，离常委也不过一步之遥了。而这还不过是萧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务副市长和市长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干部又难道少了？所以萧宸如果真要动一动程子高这个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样有把握，只是这动手的代价太大太大，即便萧宸也不敢轻易如此破坏规则。
这让萧宸不禁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jīng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cào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xiǎo人”现象。至于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一直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xìng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其实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xìng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cào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程子高作为典型的潇南本地干部，当初依附刘省长是很正常的，而从刘省长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显然是不错的。
既然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报喜不报忧”，与上级jiāo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jiāo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xìng，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jīng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低级别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xìng之中。因为在人xìng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jīng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jīng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jīng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jīng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dòng。它不但将天下jīng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sè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jīng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cào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人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jīng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jīng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xìng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xìng，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máo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jī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dàng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ǔ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xìng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sī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máo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xìng角sè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máo”。在一个政fǔ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fǔ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fǔ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xìng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xìng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xìng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xìng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xìng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xìng，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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