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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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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给康局长送钱的事琢磨了两天，夫妇俩也没琢磨出个上佳方案。康局长既没死爹死妈，也没嫁女儿娶媳妇，往往这种时候才是做部下的最激动的时候，也是最能接受考验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可气的是康局长本人也天天如旧，没出什么事。当然不能出大事，比如大面积心肌梗塞，或出车祸严重脑震荡之类，那就没什么戏了。最好是喝酒喝得胃穿孔得打吊针，玩小姐玩出花柳病得住院消炎，这时候去看望领导名正言顺，容易跟领导拉近距离。距离一近，再趁机塞上一把票子，那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登科终于发现了一个接近康局长的好借口。
这天司机班里就杨登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杨登科只得像往常一样，翻起桌上的报纸来。翻着翻着，忽然发现了康局长的大名。那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省报，报上的日期还是半年前的。上面有一篇关于康局长光辉业绩的长篇通讯，占了大半个版面，署了两位作者的名字，前面那位有些眼熟，好像是省报记者，后面那位是吴卫东。文章里面都是一些肉麻的吹捧文字，把康局长当做气球吹到天上去了。杨登科知道肯定是农业局出了大价钱买的版面，不然人家省报哪有义务吹捧你一个市农业局的局长？如今是一个金钱社会，钱可以买乌纱帽，可以买山买水，甚至可以买爹妈买爱情，自然也可以买表扬买荣誉。
杨登科还在文中看到一行字，介绍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句话下面不知谁用圆珠笔划了杠，说明有人在意过这句话。文章末尾还附了康局长的简历，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49年12月22日。杨登科知道贵都市是1949年12 月最后一天才解放的，比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日子迟了近三个月，所以说康局长“生在旧社会”也是说得过去的。
放下报纸，杨登科就呆在了桌前。杨登科是隐约觉得这篇马屁文章里似有些可用价值，虽然马屁文章臭气熏天。
可呆了好一阵，杨登科却想不透马屁文章的可用价值到底在哪里。其时墙上的钟已走到五点半，杨登科脑子还未开窍。他有些气馁，就站了起来，准备下班。到了门口，脑袋里忽然闪了闪，似有灵光显现似的。杨登科便刹住了，复又转身回去，拿起报纸，眼睛在“生在旧社会”那句话上面稍稍停顿一下，接着瞟向末尾康局长的出生日期上。
杨登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计上心来。
杨登科还望了望墙上的挂历，这天是12月18日。也就是说，过不了几天，康局长的生日就要到了。杨登科为自己的悟性得意起来。当然也要自己有运气，如果不是偶翻旧报纸，也不可能看到这句“生在旧社会”的话，没看到这句话，康局长的出生日期更不可能引起杨登科的高度注意。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幸运的还是12月18日这天看到这张报纸，如果四天后再来翻这张报纸，就是知道了康局长的生日，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回家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聂小菊，她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好的机会。两人于是着手谋划康局长生日时给他送钱的事。钱的数量是早就商量好了的，需要推敲的是如何出手的问题。聂小菊说：“领导的生日含金量向来很高，康局长大概不会白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摆上几十桌吧？”杨登科说：“你是说趁康局长办酒的时候将红包递到他手上？”聂小菊说：“是呀，领导办酒本来就是为了办票子的嘛。”杨登科说：“要是他不办酒呢？”
聂小菊忍不住笑起来，说：“这还值得怀疑吗？亏你还在机关里呆了那么久。我跟你说件事吧。去年才下去的市教育局局长是个比较干净的领导，在位时因怕人说闲话，而且工作也忙腾不出时间，没给自己办过生日酒。下去后才觉得有些亏，心里极不平衡，想补补礼。生日很快就要到了，他亲自动手写了六百张请帖，分发给教育局全体干部职工和各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及部分教师，并在市里最高级的酒店预订了三十桌，准备生日那天好好庆贺一番。这位局长是进行过形势分析和多方考虑的，觉得自己在教育局苦心经营了二十余年，局里的干部职工自不必说，不是他点头调进来的，就是他首肯起用的，不是他蓄意配备的，就是他看中提拔上去的；各校的领导也毫不例外是他的亲信，连不少普通教师的高级甚至初级职称，他也打过招呼写过条子。想想也是的，现在退下来半年不到，他们还不至于这么快就把老领导的旧情忘得干干净净吧？不过老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知道在位与不在位究竟不是一码事，所以发了六百张请帖，只对折准备了三十桌酒席。谁知生日那天仅仅来了两桌，还是他儿子单位的，气得老局长吐血，当天就住进了医院。”
杨登科耐着性子听完聂小菊的唠叨，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这跟康局长的生日有什么关系呢？”聂小菊说：“怎么没关系？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太多了，康局长才会吸取人家的惨痛教训，趁自己在位时抓住机遇，好好捞他一把。”
杨登科脑袋直摇，说：“照我的估计，康局长是不会办生日酒的。”聂小菊说：“这我却不懂了。”杨登科说：“你不懂的事多着呢，你以为你是张天师？你知道么？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农业局又是市里的大局，在市里举足轻重，因此除了上届的陈局长，历届局长干上几年都进了市委或政府班子。康局长就是考虑自己年龄不太轻了，才这么急着要把陈局长弄下去，自己来做局长，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进市里班子。这就是官位激励机制。因此一个有点政治抱负的领导在财色前面，都是挺谨慎挺节制的，只有那些前途渺茫进步无望或船到码头车到站的角色，摄财掠色时才无所顾忌，大出其手。这可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早已被无数纷纷落马的贪官印证。”
见杨登科说得这么头头是道，聂小菊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许久，才哼了哼，笑道：“看不出来嘛，杨科你进步真大，这两年电大你算是没有白上。”杨登科说：“去你的吧，我一本正经，你却冷嘲热讽，打击我的积极性。”聂小菊说：“好好好，不打击你的积极性，那你说吧，应该怎么办。”杨登科说：“我已经想好了，21日晚上，我俩一起到康局长家里去，提前祝贺他生日快乐。至于他办不办生日酒，用不着管他。”
聂小菊觉得也行，说：“你这个主意倒不错，我听说现在有些事情，走直路办不了，走弯路办得了；男人办不了，女人办得了；领导那里办不了，夫人那里办得了；平时办不了，领导生日时办得了；白天办不了，晚上办得了。”
杨登科认真地望望聂小菊，说：“看你一套一套的，好像是官场上的老手了。别的不说，单说这白天和晚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仅仅是时序的不同，到了官场上，其内涵却丰富深刻得多了。想想如今机关里的好事乐事，哪一件不是在晚上发生的？至于白天基本上是一些让人头疼的乱事烂事，什么工人下岗，农民上访，煤矿爆炸震天响，只要摊到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头上，想用手揩是揩不掉的。晚上则完全不同了，工人睡觉了，农民回家了，煤矿爆炸声停息了，白天没空处理的事情可从容处理了。比如常委会只能放晚上召开，谁进步谁挪好位置，这个时候才定得下。比如有工程发包权的主儿只有晚上才找得着，那些可大赚一把的工程鹿死谁手，这个时候容易见出分晓。就连小姐白天都在睡大觉，手机呼机通通关机，可到了晚上却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杨登科说到此处，不觉眉飞色舞起来。聂小菊看不得他那鸟样子，说：“这些事好像你都做过似的。”杨登科这才刹住，自嘲道：“我又不是书记市长，操这个闲心干啥？”聂小菊说：“你早拿出操闲心的激｜情，你的事怕是早办好了。”
21日眨眼就到了。
杨登科让聂小菊另拿出三千元，跟上次吴卫东退回来的五千元合在一起，用一个大信封装了，再在上面贴了大红纸，恭恭敬敬写上祝康局长生日快乐杨登科敬贺的字样，准备晚上送到康局长家里去。速速吃了晚饭，嘱咐杨前进监督好正在做作业的杨聂，杨登科就怀揣大信封，和聂小菊情绪饱满地下了楼。
出了九中，见天还没全黑，去早了碰上康局长他们还在吃饭，有些不礼貌，夫妻俩也不坐车，步行往康局长家方向走去。到了大街上，见街旁有好几家花店，聂小菊灵机一动，附在杨登科耳边，说：“买一篮花吧。”杨登科说：“康局长又不是什么少男少女，未必喜欢这些花呀草呀的？”聂小菊说：“你管他喜不喜欢花草？我的意思，将红包搁到花篮里一起出手，既大方雅致，富有人情味，又不显得生硬粗俗，领导更容易接受。”
杨登科觉得聂小菊这个主意不赖，说：“女人还是女人，凡事心眼多。好吧，听老婆的话跟领导走，这两条坚持得好，不会犯错误。”跟聂小菊进了近处的花店，捧走一篮夹着生日快乐红卡的奔放艳丽馨香四溢的鲜花。
到了康局长家门外，杨登科才从身上掏出那个八千元的红包，小心夹到红卡后面。准备就绪，才按了门铃。门很快开了，门里是康夫人。康局长在农业局工作时间长，所以康夫人认识杨登科夫妻俩，说：“小杨，你们这是干什么？”杨登科说：“没什么，来看看咱们的康局长。”康夫人说：“他没在家，说是今晚局里开党组会。”
杨登科知道年底到了，局里工作和应酬多，党组会经常放在晚上召开，估计康夫人没说假话。康局长不在，可康夫人在，也是一样，杨登科便笑嘻嘻道：“明天是康局长的生日，提前来给领导献花，祝他生日快乐！”顺便将花篮塞到了康夫人手上。
康夫人手捧花篮，说：“谁说康局长明天生日？我怎么不知道呢？”杨登科一脸的媚笑，说：“你真幽默，你不知道康局长明天生日，那还有谁知道？”
说完，扯着聂小菊的手掉头下了楼。康夫人要出门追赶，早没了两个人的影子。
来到街上，杨登科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聂小菊说：“这下可好了，你不必老做下岗工人了。”杨登科说：“这还要感谢聂老师的大力支持！”聂小菊打杨登科一拳，说：“你少聂老师聂老师的，谁是你的聂老师了？”杨登科捉住聂小菊的拳头，见四周没人，将她往身前一拉，搂紧了，在她腮上深深一吻。
接下来的日子，杨登科一门心思等着康局长作出反馈。他初步设想了一下，局里也就车库里那台面包车闲着，康局长可能会跟吴卫东打声招呼，先安排自己开开面包车。过几个月老郭退下去后，如果康局长记性不是太差，还记得那八千元的话，也许会再把奥迪车交给自己。
或者康局长一时高兴，把胡国干挪开，让自己专门给他开红旗车，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若是这样，那自己想登科便不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了。
就在杨登科满怀希望等着那八千元见出成效的时候，钟鼎文打来电话，说他已经给杨前进物色到了一个工作。杨登科屈指一算，离钟鼎文前次许的期限还差三天，心想这个钟所长说话还算话。问是什么工作，钟鼎文说：“急什么嘛，到时你会知道的。”杨登科说：“这么神秘兮兮的，不是走私贩毒的勾当吧？”钟鼎文说：“你侄儿愿意走私还是贩毒？这样的活又好找又赚钱，要知道我是专门跟这方面的老板打交道的。”
开了两句玩笑，钟鼎文说：“不过你侄儿上岗前，你还得配合我做一件事。”杨登科说：“什么事？是送钱还是送礼？”钟鼎文说：“我们是礼仪之邦嘛，送钱送礼也属正常，只是我给你侄儿找的工作还要来这一套，那我这个派出所所长不是当得太窝囊，太掉价了？”杨登科说：“你不要绕弯子了，说怎么配合吧。”钟鼎文说：“明天晚上你哪儿也不要去，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等我的电话，到时我会有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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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也不知钟鼎文要搞什么鬼，说：“行行行，听你大所长的指挥就是，谁叫我要求你呢？”钟鼎文笑道：“这还差不多。”然后说声拜拜，啪一声挂了电话。
杨登科望望手中的话筒，里面响着刚切断通话时的嘟嘟嘟的短音。怔了一阵，他才把话筒扣到了叉簧上。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真是好事成双啊，刚顺利地给康局长送去那八千元，杨前进的工作也有了着落。
离开电大半年多来，杨登科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舒畅。
六
这天晚上吃了饭，杨登科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等着钟鼎文的电话。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已经播过，焦点访谈也快到了尾声，却仍然没有钟鼎文的音讯。杨登科有些坐不住了，心想这家伙不是把昨天的话扔到爪哇国里去了吧？正要拨钟鼎文的号子，电话机突然响了，正是钟鼎文，要杨登科到红杏山庄去。
红杏山庄是一所宾馆。
当过领导小车司机的人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父母家里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是面南还是面北，但市里的主要豪华宾馆位于哪个具体位置，路上怎么走最为通畅快捷，那是一定要心中有数，丝毫含糊不得的。因为那是领导们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要经常坐着小车去那里接见各路客人，研究部署工作，同时进行其他消费。
杨登科对红杏山庄自然也是非常熟悉的。红杏山庄原是市政府第二招待所，前几年因经营管理不善，慢慢萧条下去，鬼都不肯上门，以至连年亏损，无以为继。后被一位姓舒的个体老板收买过去，花大钱重新搞了装修，实行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很快红火起来，所以一到夜晚，那个地方就变得人气鼎盛，热闹非凡。
说好给杨前进找工作，却往那样的地方跑，杨登科不知道钟鼎文要搞什么名堂，只得打的往红杏山庄直奔而去。进了山庄大门，钻出的士，钟鼎文的三菱也正好赶到。两人刚走到一处，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就跑出山庄，奔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杨登科认识，就是红杏山庄舒老板。看他们的神色，好像出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所料，那警察和舒老板告诉钟鼎文，十分钟前，三个喝得醉醺醺的流氓冲进山庄里面的保龄球馆，打伤了两名正在消费的客人，然后扬长而去。好在客人伤势不重，只出了一点血，肿了两块，已被送到附近医院检查去了。不过受伤客人强烈要求山庄尽快找到凶手，给予严惩，否则他们要将山庄告上法庭。
几个人赶到保龄球馆，里面的客人已经疏散，只有几位山庄员工和一位风都吹得倒的保安人员守护着现场。说是现场，其实就是球道旁的两滩血迹，在灯光下泛着青辉。只见一位年轻警察正单腿跪在地上，举了相机咔咔咔咔对着血迹一个劲拍照。钟鼎文拉长了脸，背着手，绕着血迹转了半圈，然后喊过舒老板，说：“拍了照，现场就可清理了。”又对身后的警察说：“就近找间屋子，喊几个现场目击者，问问情况，作些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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