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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石安门外(同志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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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爱的 

爱我的 

我的周小川 

——裴建军 


《走在右安门外》 

第一部 


可能那就是我们认识彼此的内在原因吧蚁搿?
缘分。 
没错,是缘分。 

我跟周小川认识纯属偶然,就跟现在电影里说的“实属巧合”一样,那时候我三岁半,他比我小,还不到三岁,不过后来看当时的照片就会发现,这小子其实比我显老。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年龄概念罢了。 
我不记得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事都是后来家长告诉我的,据说我三岁大的时候有过一个怪异的爱好,就是围着我们家院子当间儿那颗大石榴树绕圈儿,不是走着,是跑步绕圈儿,一绕半天,晕头转向为止。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是喜欢体会那种眩晕的感觉,其实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大现实,那个半疯一样绕着树跑的傻小子居然就是我,但不管我怎么怀疑,那种天旋地转之后的快感至今我仍旧记忆深刻,这可能是我曾如此抽疯的最有力证据。 
说着说着就跑题了,还说有一天,我跑到晕得不能再晕的时候就一下子躺地上了,当时没人理我,因为全院儿的人都知道我有这么个毛病,顶多有个邻居说一句“裴家二小子又转晕了”,如果躺的时间太长,我爸就在屋里吼一嗓子“老二!你想让我出去拽你啊?!”然后紧跟着是我妈“洗手,吃饭!”的召唤。 
那天也怪了,我知道是我真转得太晕,还是家大人都没瞅见我,我就觉得,我跟地上躺了足有十多分钟,愣没人理。没人理我就接着躺着,春天的太阳把洋灰地晒得暖呼呼的,躺着特舒服,我看着天,看着云彩在我那双还不懂世事的眼睛里变幻形状,然后,一张脸出现,挡住了我的蓝天白云。 
我吓了一跳,但又好像没吓着,因为我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看着面前的人,然后一骨碌爬起来。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我视线中的家伙,我并没有什么大表现,顶多了就是有点好奇,是那种小动物看见别的小动物的好奇,不过也有点警惕,因为他闯进了我的“领地”,在那个刚刚有了雄性领地意识的年纪,他毫无预兆的出现在我眼前。 
“老二!快起来!吃饭了!”一挑门帘儿,我爸探出头来叫我,然后再看见那家伙的时候愣了一下,又皱了一下眉。 
“这不老周家的儿子嘛。” 
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朦朦胧胧中我大概能想起来他说这话时的口气。我爸从屋里走出来,在我脑袋上摸了一把之后蹲在那小子面前。 
“你是周小川吧?”他问。 
半天没有回答,那孩子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我爸。 
“你是周小川吧?五巷三号院的老周家?周玮是你爸?” 
还是没有回答,知道我爸快蹲不住了他才开口。 
“我要找我妈” 
那声音啊,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嫩的能掐出水儿来”,当时我并不明白他怎么出现的,也不明白他说的要找他妈是什么意思,还是好些年之后,直到我上了中学,我爸才给我讲了具体情况。 
那时候他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他爸被打成右派,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给抓走了,当时他妈怀着八个月的孕,身体不好,连床都下不来,他因为害怕,趁着乱就跑出来了,结果不知怎么就跑到我们家这边来了。 
说起来他还真行,我们家住四巷九号,他楞能从五巷跑过来,估计是真吓坏了,要不那小短腿也不会跑那么快。 
后来自然是我爸把他给送回家的,好像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两家的关系近了起来,我还跟他说呢,“多亏你那小短腿能跑,一跑,还就跑到我们家门口了。”他咧着嘴笑:“那是因为我忘了家在哪个方向了,瞎打误撞” 
“瞎打误撞就撞来了,这就叫缘分。”我振振有词。 
这些都是后来在一起聊天时偶然提起而是的事时讲到的,川川总在我提到“缘分”二字的时候傻笑,虽然笑得一点儿也不傻。 
川川,我都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么叫他了,他本名周小川,他爸妈直接叫“川儿”,别的大人也都这么叫,但我不乐意那么叫,我老觉得那样不好听,于是“川川”就成了我的发明。 
他是个挺有意思的小孩,倔得要死,又爱哭。我不怕他倔,他倔我也倔,或者大不了我让着他,但我唯独怕他哭,他一哭我就立刻慌,可能是摸到了我这个弱点,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拿眼泪当对付我的武器,可悲的是,我竟然自始至终没有免疫。 
周小川他们家不算有钱,也就和我家差不多吧,实现在所谓的“工薪阶层”,不过比幸运程度他就不如我了,他爸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成了右派,在建安里一巷靠马路那排院子的山墙后头,临时搭的台子上挨批斗,胳膊让人拧在身后,头压得很低很低。当时的场景我没看见,这些都是大人的陈述,但我想,如果我看见了,肯定会吓死,如果川川看见了肯定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吧。 
那个年月对于大人们而言很艰难,但对于无知的孩子却没有什么影响,我们那时还太小,赶在文革中后期出生,童年结束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记忆中似乎只有人们军绿色、灰色、蓝色的衣服,还有人人手中的小红本和家里成堆的毛主席像章,对于那场浩劫究竟从人们心中劫走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至少那时一无所知。 
川川他爸直到七三年年底才放出来,那年我五岁,川川四岁,但经过一年多的摧残,他爸感觉比他爷爷都显老,不是我夸张,那个年月,人不死,心也死了,人不疯,心也疯了,人不老,心也老了。我和等庆幸我那时的无知,若已初涉世事,怕是会在有更多领悟的同时经历更可怕的毁灭吧。 
文革结束那年我七岁半,不过对谁我都喜欢说虚岁,川川也是。在建安里头条全跑到街上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俩就跟在大人屁股后头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拣地上没点着的红色小鞭炮,一边拣一边往自己衣兜里塞,然后我拉着他的手一直从秧歌队尾追到排头。锣鼓点惊天动地,满眼都是夸张的笑脸,脚下踩着鞭炮爆裂的纸屑,我们好像比那些大喊“胜利了”的人们更快乐。等到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鞭炮和锣鼓也不再响的时候,我们已经跑出去好远了,回头看,似乎只有护城河水跃过矮坝时的轰鸣 
那是一天发生的事吗?还是说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记得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是琐碎,我们在乎的,能让我们兴奋不已的,只有口袋里满满的红色小鞭炮,那些鞭炮我一直保存到春节,不过川川不一样,他回到家当天,那些鞭炮就让他爸给点了,放了。后来川川告诉我,那天他爸喝多了,醉到胡言乱语,还半夜在院子里高唱“川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大人们可能是“气冲霄汉”的,我们却不懂得何谓“气”,何谓“霄汉”,这种不喊出来不为快的感觉我们不知道,直到好多年以后,有了厚重的人生积淀之后,才找到了“气”的存在,但“霄汉”的高度却始终不能摸索到,亦无法凭仰望来目测,而且最重要的是,那股气似乎缺了点什么,总也“冲”不上去,大概缺少的就是压抑,没有窒息过,就不懂得顺畅呼吸的快乐。 
七七年,我和川川上了小学,同校不同班,但上学放学都一起走,那段日子不可谓不快乐,在中国重新解放了一次之后,我们幸运的走上学生生涯,和父母那起根儿上就“让四人帮给耽误了”的一代人相比,我们幸福得可以让所有人羡慕,虽然那时我们并无自知。 
那时候我每天都先去五巷找川川,然后再一块儿去学校,没有家长送,因为当时马路上车不多,学校也不远,我们俩就那么一路走一路聊,上学放学都如此,好像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人生最大毛病开始暴露出来了。 
头一回让人说我“贫”是在学校,老师气得当堂扔下粉笔就找我爸单位去了,结果那天晚上我让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老爷子指着我鼻子骂:“你小子贫!再贫!再贫我给你戴嚼子!!” 
说起来当时是真把我爸给气坏了,要不他怎么也不会这么暴跳如雷,我当时也真让他给吓住了,生怕那当钳工的大手一巴掌拍死我,结果,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下了保证之后,我整整一个星期上课保持手背后。累,但打心眼儿里觉得是应该的。 
这算是一次出丑经历了吧,但在川川看来只是他的笑谈,而且在笑过之后他还做了发挥。 
“嚼子?就是驴拉磨的时候嘴上套的那个?” 
“放屁!那是笼头!我这个是马嘴里勒的!” 
当时我说得振振有词,还觉得自己特有知识,但后来一想才回过味儿来,什么笼头嚼子,不都是牲口嘴里的东西嘛!嚼子也不见得就比笼头高级,只是造型上可能更简约,更显得上一点档次,但本质并无区别,而且嚼子这东西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周小川从那之后就认定了它,并且将之变成了我的“爱称”。 
这个“爱称”一跟就跟了我好些年,直到年过而立仍旧没有改变。 
我后悔啊,后悔啊,悔在当初没给周小川也起个外号,可见我够老实巴交的,本本分分的叫了他三十几年的“川川”,直到这家伙已经不再是小孩子,直到我们都快淡忘了从前,这个称呼却始终没变。 
贵在持久,贵在坚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坚持就是胜利”,后来的广告词里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都是这个意思。 
童年是快乐的,快乐的难以用语言表达,可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那段日子,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是不能简单表达的,我们只是努力也毫不费力的享受着这种快乐,在只有游戏的年纪,我们理解了一点点幸福的含义。 
我难以记起每个细节,每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这几年当中,我还能想起一些对我而言比较有特殊意义的片段,这些片段,是对周小川的了解。 
第一次发现他有同情心是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小放大镜,在娱乐设施足够贫乏的年代,这成了最好的消遣用具。 
在放学路上,我们常借着阳光用放大镜聚光烧东西玩儿,基本上是捡到什么烧什么,有时候是烂木头,有时候是废纸,总之这一路上我们不停蹲下进行当时最让我们着迷的游戏,川川一直跟着我玩儿,直到某一天我打算换个玩儿法。 
“哎,你看,蚂蚁搬家。”指着墙根的蚁队,我兴奋不已。 
“哦走吧。”简单的应和显然引来了我的不满。 
“点蚂蚁玩儿吧!”我提议。 
“什么?!”他不可思议。 
“拿放大镜点蚂蚁啊,三班那帮人头几天玩儿来着,听说特逗。” 
“你别玩儿!”不可思议变成严词拒绝了。 
“怎么了,这有什么的?” 
“不行就是不行。” 
“凭什么不行?”嬉皮笑脸推开他,我拿起放大镜就开始将焦距对准蚁群,本以为能很快体会到其中乐趣,也本以为周小川会很快加入,但我错了,那小子抡起书包就砸在我后脖埂子上。 
“你、你丫干吗啊?!”放大镜掉地上了,我也坐地上了,一手揉着脖子,我冲他喊。 
“裴建军!你真不是人!”抖落出这句话之后,他呆了,我也呆了,这小子居然骂我! 
不过他并未给我还嘴的机会,因为他转脸就跑了,只剩下我一脸愤愤然,满肚子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蚂蚁爬到我手背上,咬了我一口,很痒,很疼。 
后来那天回家,我爸听说了这事儿,老爷子笑得特大声,然后给了我后背一巴掌。 
“是你不对,给人家赔不是去!” 
我爸似乎始终是个公正的判官,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他都能判定孰是孰非,结果,我老老实实跟川川和好了,不过是在第二天。 
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们俩还是铁哥们儿,孩子就是这点好,不记仇,雨过天晴立刻出太阳。 
我怀念那个年纪,那段时光。 
还有用“暴力”手段阻止我烧蚂蚁的周小川,那个十岁出头的,大眼睛始终忽闪忽闪的周小川。 

我们家房后头过一条马路就是煤铺,我还能想起来那大铁栅栏门,当时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不是因为建安里居民用的煤都是从那儿来的,而是看煤铺的老头格外厉害,我们这些孩子都不敢惹他,直到煤铺旁边新开了家小卖部才敢往那边去。 
记忆中,那家店最吸引我们的有三样东西,泡泡糖,小香槟喝汽水,当时的泡泡糖是5分钱一块,长条的,有很薄的纸包装,我跟川川都特喜欢这东西,一有点钱就去买一大堆回来,细想想,这东西也算是相当主要的一种零食了,对于八十年代初期的孩子们而言。 
“嚼子,你作业写完了吗?”从刚才起就一直在玩儿纸飞机的家伙抬起头问我。 
“快了,干吗?”我停下笔看着他。 
“去河边儿。” 
“不去,有蚊子。” 
“你怕蚊子啊?” 
“嗯。” 
“怎么跟女生一样”虽然是很小声的嘀咕,但我还是听见了。 
“你说谁呢?”我瞪他,“昨天跟你出去,就咬了我一身包,今天我死也不去了。” 
“我也挨咬了。”说着,他还伸出胳膊给我看,纤细的手臂上零星有几处红点。 
“你这才几个啊?我连腿上都是,后腰上还有。哎,也怪了,怎么咱俩在一块儿,文字都往我这儿跑啊?” 
“我妈说这是因为你血甜,血甜的人就招蚊子。”他凑过来看我的暑假作业本,然后一下子叫出声来,“你都写到哪天的了?!” 
“8月6号。”我看了看那一页题头的日期。 
“今天刚7月12号吧?你写那么多了?!” 
“我想早点写完就能痛快玩儿了。”很轻松的说着,我合上作业,“走吧,去河边。” 
“你不是不去嘛。” 
“我怕你不乐意啊,您一不乐意,我就得赶紧赔不是,饶着我委屈还得让我爸骂一顿,亏。” 
我说这话的时候显得特委屈,而实际上我也真的在心里稍微委屈了那么一下子,每回我们俩有了矛盾,我爸妈就会向着他,我老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家长常见的心理,而是他们认为我招惹了周小川就等于犯罪,我让着他就是正道,是天经地义。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老觉得这小子身上有种很特殊的东西,能让人不由自主就依了他,就顺了他,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吸引力吧,但那个年纪的我还不懂这个词的用法。 
五年级的暑假,我们常在晚上去护城河沿儿上玩儿,到杂草堆里捉萤火虫,放在小罐头瓶里,然后兴高采烈带回家,到了夏末,就会有蛐蛐儿和油葫芦,我们自认为在捉虫子方面有极大的天赋,因为每次都收获颇丰,当然,这种收获也体现身上被蚊子咬的包上。 
“嚼子,帮我把这个剥了。”出门之前,他叫住我。 
“干吗?”我放下掀帘子的手,看着他递过来的东西。 
“糯米纸,我弄不下来。” 
是泡泡糖,外边那层薄薄的半透明纸可以说是川川的天敌,他讨厌糯米纸,所以不能像我那样直接吃,但这孩子又不会剥那层纸,每次都要请人代劳,而我是做这事最多的人。 
“要不说你笨。”接过糖,我小心去剥那层膜,还没弄开就听见我妈的“怒吼”。 
“老二!你要出去就赶紧的!别扛着门帘子跟那儿戳着,你看看,蚊子都进来了!” 
“哦!”我答应了一声,然后赶紧走出屋门,没了灯光照亮,外头的黑暗让我根本看不清楚糯米纸的接口,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抬手就把糖塞进了自己嘴里。 
“剥开了吗?”川川问我。 
“没剥开,它自己化了。”我一边嚼一变坏笑,接着在他反应过来的同时撒腿就跑出了院子。 
“裴建军!你给我站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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