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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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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某人说话，有一批地毯预计下星期到达。我走下楼梯，穿过院子，从枇杷树后进入阿里和哈桑的房间。我掀起哈桑的毛毯，将新手表和一把阿富汗尼钞票塞在下面。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敲敲爸爸的房门，说了那个谎——我希望这是一长串可耻的谎话中最后一个。
透过卧房的窗户，我看见阿里和哈桑推着独轮车，载满牛肉、馕饼、水果、蔬菜，推上车道。我看见爸爸从屋子里出现，朝阿里走过去。他们的嘴巴说着我听不见的话，爸爸指了指屋子，阿里点点头。他们分开。爸爸走回屋子，阿里随着哈桑走进他们的斗室。
隔了几分钟，爸爸敲敲我的房门。“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我们得坐下来，把这件事处理好。”
我走到爸爸的书房，坐在一只皮沙发上。约莫过了三十分钟，哈桑和阿里也来了。
第九章（2）
他们双眼红肿，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哭过。他们手拉手站在爸爸面前，而我则寻思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具有造成这种痛苦的能力。
爸爸开门见山，问道：“钱是你偷的吗？你偷了阿米尔的手表吗，哈桑？”
哈桑的回答简单得只有一个字，以他嘶哑孱弱的声音说：“是。”
我身体紧缩，好似被人扇了个耳光。我的心一沉，真话差点脱口而出。我随即明白：这是哈桑最后一次为我牺牲。如果他说“不是”，爸爸肯定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桑从来不骗人。若爸爸相信他，那么矛头就转向我了，我不得不辩解，我的真面目终究会被看穿，爸爸将永远永远不会原谅我。这让我明白了另外的事情：哈桑知道。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里面的一切，知道我站在那儿，袖手旁观。他明知我背叛了他，然而还是再次救了我，也许是最后一次。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他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就是草丛里面的毒蛇，湖底的鬼怪。我不配他作出的牺牲，我是撒谎蛋，我是骗子，我是小偷。我几乎就要说出来，若非心里隐隐有高兴的念头。高兴是因为这一切很快就要终结了，爸爸会赶走他们，也许会有些痛苦，但生活会继续。那是我所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然而爸爸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我原谅你。”
原谅？可是盗窃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行啊，是所有罪行的原型啊。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难道爸爸没有将我抱在膝盖上，对我说出这番话吗？那么他对哈桑怎么可以只是原谅了事？而且，如果爸爸肯原谅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为何不肯原谅我，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成为他所期许的儿子？为什么
“我们要走了，老爷。”阿里说。
“什么？”爸爸脸色大变。
“我们没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阿里说。
“可是我原谅他了，阿里，你没听到吗？”爸爸说。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过日子了，老爷。我们要走了。”阿里把哈桑拉到身旁，伸臂环住他儿子的肩膀。这是个保护的动作，我知道阿里对哈桑的保护是在抵御什么人的伤害。阿里朝我瞟来，带着冷冷的、不可谅解的眼神，我明白哈桑告诉他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关于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对他所做的事情，关于那只风筝，关于我。奇怪的是，我很高兴终于有人识破我的真面目，我装得太累了。
“我不在乎那些钱或者那个手表。”爸爸说，他手掌朝上，张开双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老爷。可是我们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决定了。”
爸爸站起身来，悲伤的神情溢于言表：“阿里，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我对你和哈桑不好吗？我没有兄弟，你就是我的兄弟，阿里，你知道的。请别这样做。”
“我们已经很为难了，别让事情变得更难，老爷。”阿里说。他嘴巴抽搐，我看见了他痛楚的表情，正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引起的痛苦有多深，才明白我给大家带来的悲伤有多浓，才明白甚至连阿里那张麻痹的脸也无法掩饰他的哀愁。我强迫自己看看哈桑，但他低着头，肩膀松垮，手指缠绕着衬衫下摆一根松开的线。
现在爸爸哀求着：“告诉我为什么，我得知道！”
阿里没有告诉爸爸，一如哈桑承认偷窃，没有丝毫抗辩。我永远不会知道那究竟是为什么，但我能够想像，他们两个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面，抹泪哭泣，哈桑求他别揭发我。但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样的自制力才会让阿里缄口不言。
“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
“我不许你这么做！”爸爸大喊，“你听到了吗？我不许你这么做！”
“尊敬的老爷，你不能禁止我任何事情了，”阿里说，“我们不再为你工作了。”
“你们要去哪儿？”爸爸问，他的声音颤抖着。
“哈扎拉贾特。”
“去你表亲家？”
“是的，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老爷？”
接着我看到爸爸做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号啕大哭。见到大人哭泣，我被吓了一跳。我从未想到爸爸也会哭。“求求你。”爸爸说。可是阿里已经走到门口，哈桑跟在他后面。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出那话的神情，那哀求中透露的痛苦，还有恐惧。
喀布尔的夏天罕得下雨，天空一碧如洗，阳光像烙铁般灼痛后颈。整个春天我和哈桑在溪流打水漂，到得夏天它们也干涸了。黄包车嗒嗒走过，扬起阵阵灰尘。午间祈祷时分，人们到清真寺去行十次“晌礼”，跟着随便找个荫凉的地方躲进去，等待傍晚的凉意。夏天意味着漫长的学校生活，坐在密不透风的拥挤教室里面，浑身大汗地学着背诵《可兰经》的经文，和那些饶舌而奇怪的阿拉伯单词作斗争；夏天意味着听毛拉念念有词，用手掌拍死苍蝇；意味着一阵和风吹过，带来操场那边厕所的粪便气味，在那形影相吊的歪斜篮球架旁边吹起尘雾。
第九章（3）
但爸爸送阿里和哈桑去车站那天下午，天下雨了。雷轰电闪，天空灰沉沉的。顷刻之间，大雨倾盆而至，哗哗的雨声在我耳边回荡。
爸爸本来要亲自送他们到巴米扬，但阿里拒绝了。透过我的卧房那扇被雨水湿透的模糊窗户，我看见阿里拖着个孤零零的箱子，里面装着他们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门外的轿车。哈桑的毯子紧紧卷起来，用绳子系住，背在他身后。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间四壁萧然的斗室了，隔天我发现它们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间里面的生日礼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户。我看见爸爸将行李厢的门摔上。他浑身湿透，走向驾驶座那边，斜倚着身子，向后座的阿里说些什么，也许是作最后的努力，以便让他回心转意。他们那样交谈了片刻，爸爸身上湿淋淋的，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轿车的顶篷上。但当他站起身来，我从他松垮的肩膀看出，我与生俱来的那种熟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车，车前灯亮起，在雨水中照出两道灯光。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可这不是印度电影。我很抱歉，但我不会哭喊，不会追逐那辆轿车。我看着爸爸的轿车驶离路边，带走那个人，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后一次模糊地瞥见哈桑，他瘫坐在后座，接着爸爸转过街角，那个我们曾无数次玩弹珠的地方。
我退后，眼里只见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银。
第十章（1）
1981年3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77dzs77电子书（本站永无弹窗请朋友们多点击下本站其他广告以支持发展）＇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爸爸把头别开。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摇摇头。
“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他大喊，“让他撑住。”
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我想告诉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我转过身，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在我身后，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仿佛晕车是犯罪，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我又吐了两次，卡林这才同意停车，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他赖以谋生的工具。卡林是个蛇头，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1］Kyber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长60公里。［1］，去往白沙瓦［2］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2］。
卡林把车停在路旁，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玛希帕——它的意思是“飞翔的鱼儿”——是一处山峰，壁立千仞，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前往贾拉拉巴特，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
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我嘴里涨满了唾液，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做好呕吐的准备。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劈啪作响的声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寒风微微拂动树枝，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动，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被褥还没叠好，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爷爷跟纳达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
早晨，贾拉鲁丁——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我们没有告诉他。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三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我应当躺在床上，盖着毯子，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这肯定是一场梦，肯定是。明天早晨，我会醒来，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没有断壁残垣，没有宵禁，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这时，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他的兄弟有辆“很棒的、质量一流的”大卡车，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卡林说。我听见他跟爸爸说，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不是梦。一架“米格”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指向天空，做出射击的姿势，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声咒骂。
第十章（2）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跟着，不可避免地，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司机没熄火，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鞋子踏上沙砾。短促的低声交谈。火机打火的声音。“谢谢。”有人用俄语说。
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有人大笑，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声让我跳起来。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探进三张脸。一张是卡林，其他是两个士兵，一个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脸庞像牛头犬，嘴巴叼着香烟。在他们身后，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我听到一点——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俄国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虽然月色昏暗，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尽管天气寒冷，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着她，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声音低沉，晓之以理。但俄国士兵高声说了几句，他们两个畏缩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卡林假咳几声，低下脑袋，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
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盖住脸，泪如泉涌。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他跟卡林说，求求那个“士兵老爷”发发善心，也许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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