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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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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4）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我的脸压着护栏，极目远望，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国佬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满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荷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摇头。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
塔赫里。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
将军哈哈干笑，通常在宴会上，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平滑的黄铜色前额，浓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闻起来有古龙水的香味，穿着铁灰色的三排扣套装，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怀表的金链子。
第十一章（5）
“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将军大人。”我说，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肤下面藏着钢条。
“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说。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考试门门都得优。”
“是专科学校。”我纠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将军说，“你会写我们国家的故事吗，也许可以写写历史？经济？”
“我写小说。”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讲故事的。”将军说，“很好，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转向我。“说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特去猎野鸡，”他说，“那次真叫人称奇。如果我没记错，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网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总会继续。”他把眼光投向我，“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孩子，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这个词。但是，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辙：用的场合太多了，闪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说。
“我没有。”将军说，他侧过头，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父亲的优点。”他转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吗，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吗？”
“当然，将军大人，我崇敬他。”我说，要是他别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他说，口气没有半点幽默，没有讽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
“亲爱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站在我们后面，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天鹅绒般的黑发，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浓，中间连在一起，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笔挺的鼻子很优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许像拓敏妮；《沙纳玛》书中罗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妈妈。她那长长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你真乖，我亲爱的。”塔赫里将军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在她转身离去之前，我见到她光滑的皮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色胎记，就在左边下巴上。她走过两条通道，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秀发倾泻在一旁。
“我的女儿，亲爱的索拉雅。”塔赫里将军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想换个话题了，他掏出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好啦，到时间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亲吻脸颊，用双手跟我握别。“祝你写作顺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浅蓝色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色的货车。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来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说，他开着巴士，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
“可是有过，是吗？”我说。
“你为什么要问呢？”他犹疑地看着我。
我耸耸肩，挤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他说，眼光露出一丝狡狯，看着我的眼睛，“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开，“拜托，老爸。”
他微微一笑，驱车离开跳蚤市场。我们朝680公路前进。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严肃地说，好像跟我说她得了乳癌一样。
“哦。”
“我听说她是个淑女，工作卖力，待人也不错。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爸爸叹气，“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阿米尔。”
那晚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镰状胎记，想着她那优雅的笔挺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我的思绪在她身上迟疑不肯离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会公主。
*《追风筝的人》第六部分
然后，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坐在我们的摊位，用报纸往脸上扇风。尽管阳光像烙铁那样火辣辣，那天市场人满为患，销售相当可观——才到12点半，我们已经赚了160美元。我站起来，伸伸懒腰，问爸爸要不要来杯可口可乐。他说来一杯。
第十二章（1）
在阿富汗，雅尔达是回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长的夜晚。按照风俗，哈桑和我会熬到深夜，我们把脚藏在火炉桌下面，阿里将苹果皮丢进炉子，给我们讲苏丹和小偷的古老传说，度过漫漫长夜。正是从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尔达的故事，知道了飞蛾扑火是因为着魔，还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寻找太阳。阿里发誓说，要是在雅尔达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会口渴。
稍大一些之后，我从诗书中读到，雅尔达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恋人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遇到索拉雅之后那个星期，对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雅尔达。等到星期天早晨来临，我从床上起来，索拉雅·塔赫里的脸庞和那双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脑里。坐在爸爸的巴士里面，我暗暗数着路程，直到看见她赤足坐着，摆弄那些装着发黄的百科全书的纸箱，她的脚踝在柏油路的映衬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银环叮当作响。一头秀发从她背后甩过，像天鹅绒幕布那样垂下来，我望着她的头发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会公主，我的雅尔达的朝阳。
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爸爸显然知道，但只露出戏谑的微笑——沿着那条过道走下去，经过塔赫里的摊位。我会朝将军招招手，而他，永远穿着那身熨得发亮的灰色套装，会挥手应答。有时他从那张导演椅站起来，我们会稍作交谈，提及我的写作、战争、当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别偷看，别总是瞟向坐在那里读一本平装书的索拉雅。将军和我会彼此告别，而我走开的时候，得强打精神，掩饰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时将军到其他过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摊位，我会走过去，假装不认识她，可是心里想认识她想得要死。有时陪着她的还有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染红发，肤色苍白。我暗下决心，在夏天结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讪，但学校开学了，叶子变红、变黄、掉落，冬天的雨水纷纷洒洒，折磨爸爸的手腕，树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学期在1985年5月底结束。我所有的课程都得了优，这可是个小小的神迹，因为我人在课堂，心里却总是想着索拉雅柔美而笔挺的鼻子。
然后，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坐在我们的摊位，用报纸往脸上扇风。尽管阳光像烙铁那样火辣辣，那天市场人满为患，销售相当可观——才到12点半，我们已经赚了160美元。我站起来，伸伸懒腰，问爸爸要不要来杯可口可乐。他说来一杯。
“当心点，阿米尔。”我举步离开时他说。
“当心什么，爸爸？”
“我不是蠢货，少跟我装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你要记住，”爸爸指着我说，“那家伙是个纯正的普什图人，他有名誉和尊严。”这是普什图人的信条，尤其是关系到妻子或者女儿的贞节时。
“我不过是去给我们买饮料。”
“别让我难看，我就这点要求。”
“我不会的，天啦，爸爸。”
爸爸点了根烟，继续扇着风。
起初我朝贩卖处走去，然后在卖衬衫的摊位左转。在那儿，你只消花5块钱，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龙衬衫上印上耶稣、猫王或者吉姆·莫里森的头像，或者三个一起印。马里亚奇［1］Mariachi，墨西哥传统音乐乐团，主要使用乐器有小号、曼陀铃、吉他、竖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风格通常较为热烈。［1］的音乐在头顶回响，我闻到腌黄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见塔赫里灰色的货车，和我们的车隔着两排，紧挨着一个卖芒果串的小摊。她单身一人，在看书，今天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色夏装，凉鞋露出脚趾，头发朝后扎，梳成郁金香形状的发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样只是走过，我以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站在塔赫里的白色桌布边上，越过烫发用的铁发夹和旧领带，盯着索拉雅。她抬头。
“你好，”我说，“打扰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
“你好。”
“将军大人今天不在吗？”我说。我的耳朵发烧，无法正视她的明眸。
“他去那边了。”她说，指着右边，绿色镶银的手镯从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说，我路过这里，问候他一下。”我说。
“可以。”
“谢谢你。”我说，“哦，我的名字叫阿米尔。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说。说我路过这里，向他问好。”
“好的。”
我挪了挪脚，清清喉咙，“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扰到你。”
“没有，你没有。”她说。
“哦，那就好。”我点点头，给她一个勉强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经说过了吧？“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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