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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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我记得那天，哈桑和我走过去，那些士兵侮辱哈桑的妈妈。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他。

“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撤离喀布尔时，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拉辛汗说，“还有，相信我，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人们在夏曼大道、在德马赞路庆祝，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爬上他们的坦克，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厌倦了火箭、炮火、爆炸，厌倦了古勒卜丁＇Gulbuddin　

Hekmatyar（1948～），　1993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理＇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俄国佬还厉害。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我记得恤孤院落成那天，我坐在爸爸后面，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大家都笑起来，当他讲完话，人们纷纷起立鼓掌。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那些爸爸所花的钱，那些画蓝图时挥汗如雨的夜晚，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确保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梁子、每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拉辛汗说，“你不忍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那在恤孤院的废墟上搜救的情景，到处是小孩的身体碎片”

“所以当塔利班刚来的时候”　

“他们是英雄。”拉辛汗说。　

“至少带来了和平。”

“是的，希望是奇怪的东西。至少带来了和平。但代价是什么呢？”拉辛汗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弱的身体咳得前后摇晃。他掏出手帕，往里面吐痰，立刻将它染红。我想这当头，说一头汗流浃背的大象跟我们同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面，那再也贴切不过。

“你怎么样？”我说，“别说客套话，你身体怎样？”　

“实际上，来日无多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又是一轮咳嗽。手帕染上更多的血。他擦擦嘴巴，用袖子从一边塌陷的太阳穴抹向另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珠，匆匆瞥了我一眼。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读懂了我脸上的疑问。　

“不久了。”他喘息着。

“多久？”他耸耸肩，再次咳嗽。“我想我活不到夏天结束。”他说。

“跟我回家吧。我给你找个好大夫。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新疗法。那边有新药，实验性疗法，我们可以让你住进”我知道自己在信口开河。但这总比哭喊好，我终究可能还是会哭的。

他发出一阵咔咔的笑声，下排牙齿已经不见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最疲累的笑声。“我知道美国给你灌输了乐观的性子，这也是她了不起的地方。那非常好。我们是忧郁的民族，我们阿富汗人，对吧？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我们总是说，生活会继续的。但我在这里，没有向命运投降，我看过几个很好的大夫，他们给的答案都一样。我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像这样的事情，是真主的旨意。”

“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情罢了。”我说。拉辛汗大笑。“你刚才的口气可真像你父亲。我很怀念他。但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亲爱的阿米尔。这真的是。”他停下。“另外，我要你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看到你，但也还有其他缘故。”　

“什么原因都行。”

“你们离开之后，那些年我一直住在你家，你知道吧？”　

“是的。”

“那些年我并非都是一人度过，哈桑跟我住在一起。”

“哈桑？”我说。我上次说出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那些久远的负疚和罪恶感再次剌痛了我，似乎说出他的名字就解除了一个魔咒，将它们释放出来，重新折磨我。刹那间，拉辛汗房间里面的空气变得太厚重、太热，带着太多街道上传来的气味。

“之前我有想过写信给你，或者打电话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错了吗？”

而真相是，他没有错。说他错了则是谎言。我选择了模糊其词：“我不知道。”他又在手帕里面咳出一口血。他弯腰吐痰的时候，我看见他头皮上有结痂的

疮口。“我要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些事情想求你。我想求你替我做些事情。但

在我求你之前，我会先告诉你哈桑的事情，你懂吗？”　

“我懂。”我低声说。

“我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我想告诉你一切。你会听吗？”我点点头。然后拉辛汗又喝了几口茶，把头靠在墙上，开始说起来。

第十六章　

1986年，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到哈扎拉贾特寻找哈桑。最大的一个，安拉原谅我，是我很寂寞。当时，我多数朋友和亲人若不是死于非命，便是离乡背井，逃往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在喀布尔，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我再也没几个熟人了。大家都逃走了。我会到卡德帕湾区散步——你记得吗，过去那儿经常有叫卖甜瓜的小贩出没，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

没有人可以打招呼，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没有人可以说说话，只有俄国士兵在街头巡逻。所以到了最后，我不再在城里散步。我会整天在你父亲的房间里面，上楼到书房去，看看你妈妈那些旧书，听听新闻，看看电视上那些宣传。然后我会做午祷，煮点东西吃，再看看书，又是祷告，上床睡觉。早上我会醒来，祷告，再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因为患了关节炎，照料房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我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发痛——早晨我起床之后，至少得花上＇77dzs］个小时，才能让麻木的关节活络起来，特别是在冬天。

我不希望你父亲的房子荒废，我们在这座房子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有很多记忆，亲爱的阿米尔。你爸爸亲自设计了那座房子，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他和你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亲口应承他，会把房子照料好。如今只有我和这座房子我尽力了，我尽力每隔几天给树浇水，修剪草坪，照料花儿，钉牢那些需要固定的东西，但，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了。

可是即使这样，我仍能勉力维持。至少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吧。但当我听到你爸爸的死讯在这座屋子里面，我第一次感到让人害怕的寂寞。还有无法忍受的空虚。

于是有一天，我给别克车加油，驶向哈扎拉贾特。我记得阿里从你家离开之后，你爸爸告诉我，说他和哈桑搬到一座小村落，就在巴米扬城外。我想起阿里在那儿有个表亲。我不知道哈桑是否还在那儿，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知道他在哪里。毕竟，阿里和哈桑离开你爸爸的家门已经十年了。　

1986年，哈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应该是22岁，或者23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是这样的——俄国佬，但愿他们因为在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在地狱里烂掉，他们杀害了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

但是，感谢真主，我在那儿找到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巴米扬问了几个问题，人们就指引我到他的村子去。我甚至记不起那个村子的名字了，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名字。但我记得那是个灼热的夏天，我开车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路边除了被晒蔫的灌木、枝节盘错而且长着刺的树干、稻秆般的干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旁有头死驴，身体开始发烂。然后我拐了个弯，看到几间破落的泥屋，在右边那片空地中间，它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广袤的天空和锯齿似的山脉。

在巴米扬，人们说我很会很容易就找到他——整个村庄，只有他住的屋子有垒着围墙的花园。那堵泥墙很短，有些墙洞点缀在上面，围住那间小屋——那真的比一间破茅舍好不不了多少。赤着脚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用棒子打一个破网球，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他们全都看着我。我推开那扇木门，走进一座院子，里头很小，一小块地种着干枯的草莓，还有株光秃秃的柠檬树。院子的角落种着合欢树，树阴下面摆着烤炉，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旁边。他正在把生面团涂到一把木头抹刀上，用它拍打着烤炉壁。他一看到我就放下生面团，捧起我的手亲个不停。　

“让我看看你。”我说。他退后一步。他现在可高了——我踮起脚尖，仍只是刚刚有他下巴那么高。巴米扬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更坚韧了，比我印象中黑得多，他有几颗门牙不见了，下巴上长着几撮稀疏的毛。除此之外，他还是那双狭窄的绿眼睛，上唇的伤痕还在，还是那张圆圆的脸蛋，还是那副和蔼的笑容。你一定会认出他的，亲爱的阿米尔，我敢肯定。

我们走进屋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肤色较淡，在屋角缝披肩。她显然怀孕了。

“这是我的妻子，拉辛汗。”哈桑骄傲地说，“她是亲爱的法莎娜。”她是个羞涩的妇人，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很轻，只比耳语大声一点，她淡褐色的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

但她那样看着哈桑，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上。

“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参观完那间泥砖屋之后，我问。屋里一无所有，只有磨损的褥子，几个盘子，两张坐垫，一盏灯笼。

“奉安拉之名，这个冬天，”哈桑说，“我求真主保佑，生个儿子，给他取我父亲的名字。”

“说到阿里，他在哪儿？”哈桑垂下眼光。他告诉我说，阿里和他的表亲——这个屋子是他的——两年前被地雷炸死了，就在巴米扬城外。一枚地雷。阿富汗人还有其他死法吗，亲爱的阿米尔？而且我荒唐地觉得，一定是阿里的右脚——他那患过小儿麻痹的废脚——背叛了他，踩在地雷上。听到阿里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你知道，你爸爸和我一起长大，从我懂事起，阿里就陪伴着他。我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小，阿里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你爸爸整天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哭个不停。

法莎娜用豆子、芜青、土豆做了蔬菜汤，我们洗手，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馕饼，浸在汤里——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就在那时，我求哈桑搬到喀布尔，跟我住一起。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他们彼此对望，什么也没说。饭后，我们洗过手，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的家，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

“而且离巴米扬很近，我们在那儿有熟人。原谅我，拉辛汗。我请求你的原谅。　

”

“当然，”我说，“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知道。”喝完蔬菜汤又喝茶，喝到一半，哈桑问起你来。我告诉你在美国，但其他情况我也不清楚。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你多高？你还放风筝吗？还去电影院吗？你快乐吗？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西语教师成了朋友，他教他读书写字。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我会转交给你吗？还问我，你会不会回信？我告诉他，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从他口里得知你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他问起你爸爸。我告诉他时，他双手掩着脸，号啕大哭。那天晚上，他像小孩一样，抹了整夜的眼泪。

他们执意留我过夜。我在那儿住了一晚。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给我一杯井水，以便渴了可以喝。整个夜里，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听着他哭泣。

翌日早晨，哈桑跟我说，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跟我一起住。　

“我不该到这里来，”我说，“你是对的，亲爱的哈桑，这儿有你的生活。我到这里来，要求你放弃一切，真是太冒失了。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拉辛汗。”哈桑说，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我们会跟你走，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他点点头，把头垂下。“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真主保佑他安息。”

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绑好那些布角。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里。哈桑站在门槛，举起《可兰经》，我们都亲了亲它，从下面穿过。然后我们前往喀布尔。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哈桑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到了喀布尔之后，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可是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亲爱的哈桑，没有人打算住进来。”我说。但他不听。他说那关乎尊重。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我求他们搬进楼顶的客房，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

“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他对我说，“要是战争结束，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发现我鸠占鹊巢，他会怎么想？”然后，为了悼念你的父亲，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我并不想要他们那么做，但他们两个包办了所有做饭洗衣的事情。哈桑悉心照料花园里的花儿，松土，摘掉枯萎的叶子，种植蔷薇篱笆。他粉刷墙壁，把那些多年无人住过的房间抹干净，把多年无人用过的浴室清洗整洁。好像他在打理房间，等待某人归来。你记得你爸爸种植的那排玉米后面的那堵墙吗，亲爱的阿米尔？你和哈桑怎么称呼它？“病玉米之墙”？

那年初秋某个深夜，一枚火箭把那墙统统炸塌了。哈桑亲手把它重新建好，垒起一块块砖头，直到它完整如初。要不是有他在那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深秋，法莎娜生了个死产的女婴。哈桑亲吻那个婴儿毫无生气的脸，我们将她葬在后院，就在蔷薇花丛旁边，我们用白杨树叶盖住那个小坟堆。我替她祷告。法莎娜整天躲在小屋里面，凄厉地哭喊。母亲的哀嚎。我求安拉，保佑你永远不会听到。

在那屋子的围墙之外，战争如火如荼。但我们三个，在你爸爸的房子里，我们自己营造了小小的天堂。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我的视力就衰退了，所以我让哈桑给我读你妈妈的书。

我们会坐在门廊，坐在火炉边，法莎娜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哈桑会给我念《玛斯纳维》或者《鲁拜集》。每天早晨，哈桑总会在蔷薇花丛那边小小的坟堆上摆一朵鲜花。　

1990年年初，法莎娜又怀孕了。也是在这一年，盛夏的时候，某天早晨，有个身披天蓝色长袍的女人敲响前门，她双脚发抖，似乎孱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我问她想要什么，她沉默不语。

“你是谁？”我说。但她一语不发，就在那儿瘫下，倒在车道上。我把哈桑喊出来，他帮我把她扶进屋子，走进客厅。我们让她躺在沙发上，除下她的长袍。长袍之下是个牙齿掉光的妇女，蓬乱的灰白头发，手臂上生着疮。她看上去似乎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脸。有人用刀在她脸上亲爱的阿米尔，到处都是刀痕，有一道从颧骨到发际线，她的左眼也没有幸免。太丑怪了。我用一块湿布拍拍她的额头，她睁开眼。

“哈桑在哪里？”她细声说。

“我在这里。”哈桑说，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她那只完好的眼打量着他。“我走了很久很远，来看看你是否像我梦中见到那样英俊。你是的。甚至更好看。”她拉着他的手，贴近她伤痕累累的脸庞。　

“朝我笑一笑，求求你。”

哈桑笑了，那个老妇人流出泪水。“你的笑是从我这里来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而我甚至没有抱过你。愿安拉宽恕我，我甚至没有抱过你。”

自从莎娜芭1964年刚生下哈桑不久就跟着一群艺人跑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