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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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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
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
“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濛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
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 ”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
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
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
“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
”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 '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
“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Girl 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
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
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一
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一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
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巳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
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问。
“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 “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 “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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