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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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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
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
“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第二十五章
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穿过一些双层门,我跟在后面,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闻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围在轮床之上。我看见白色床单从轮床侧面垂落,拂着污秽的花格地砖。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高壮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将我从门口往后推,我的皮肤能感觉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我向前挣扎,咒骂他,但他用英语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声音礼貌而坚决。
“你必须等。”他说,领着我回到等候。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透过门上狭窄的长方形窗口,我只见到那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没有窗,墙边的金属折叠椅上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现实世界,像云朵那样升起,飘荡而去,融进湿热的夏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飘散。但我就在这儿,双脚沉重如水泥块,肺里空气一泻而空,喉咙发热。无法随风而去。今晚没有别的世界。我合上双眼,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气味、药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满昏暗的灯管,飞蛾围绕,我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听见谈话声、默默的啜泣声、擤鼻声;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叹,电梯门砰地一声打开,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四周环顾,心脏怦怦地在胸口跳动,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它就好了。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带回走廊。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问她哪个方位是西边。她没听懂,眉头一皱,脸色的皱纹更深了。我喉咙发痛,汗水刺痛了双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问一声,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给我。我在地面铺开那张滥竽充数的祷告毯,双膝跪倒,头磕在地上,泪水湿透了床单。我朝西弯下腰,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早巳把祷词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没有关系,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只语: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这里,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这里,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耸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须存在,而如今我将祷告,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原谅我曾经背叛、说谎、作恶而未
受惩罚,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仁爱、宽宏。我朝西方磕头,亲吻地面,承诺我将会施天课,将会每天祷告,承诺我在斋月期间将会素食,而当斋月结束,我会继续素食,我将会熟背他的圣书中每个字,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从今日后,将会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别让它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呜咽声,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汩汩而下,流过嘴唇,让我尝到咸味。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我祈祷。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有本 1996年 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每隔一会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我站起来,打开窗门。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许当我醒来,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他的左臂悬挂在浴缸外面,沾满鲜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而他的眼虽仍睁开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袭来,我任它将我占据。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他头上戴着帽子,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脸上戴着手术口罩——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纯洁无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肤黝黑,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他头发稀疏,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他叫纳瓦兹大夫。刹那间,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
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祷词来: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两次,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我会做祷告,我会做天课。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他们就救不活他了我会茹素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会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到,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而他没有说什么。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 L形,很阴暗,充塞着很多哔哔叫的监视仪和呼呼响的器械。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帘幕隔开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
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夹纸板上记东西,低声交谈。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会哭。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试管和输液管,我没流泪水。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在干钧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有个护士对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
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而深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拨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会,闭上双眼。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
“我很为你感到难过,”他说,“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珐琅地砖。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 'Punjabi,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的民族'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博安排了 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保安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我以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他看看我,移开视线。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淤伤。
“你还好吗?”我说。他没回答,眼望向窗外,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秋千架。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
几个孩子拿着铲斗和小提桶在沙地里面玩耍。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我转向索拉博:“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发出几声呻吟。
“我喜欢你这间房,”我说,忍住不去看索拉博缠着绷带的手腕,“光线明亮,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没有回应。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一把没用过的塑料调羹,我指着它们说:“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才能恢复元气。要我喂你吃吗?”
他看向我的眼睛,接着望开,脸上木无表情。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我将封面转向索拉博。“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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