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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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开始的，无限夸大，几十万件冤假错案，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幸好我们到了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会因为在揭发的时代，使我们再像我爸爸一样被关起来，受皮肉之苦，不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感谢这个时代。

网友：针对您的文化现象，有些媒体称之为逗哏和捧哏，你始终站在逗哏的位置上，您怎么看那些捧哏的说法呢？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1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2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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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他的意思是这个事就像一个群口相声，你站在一个逗哏的位置上，但是那些捧哏你有欣赏的吗？

余秋雨　：　我不太注意，我写那么多的书，那些书抄一遍就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注意，一定不能走那么多路，也不能写那么多的书，所以我确实不注意。所谓余秋雨，我把我的名字看成一个抽象的名字，因为我真的确实不太注意，有关谁说什么，谁说什么，一般是电话里有人告诉我，我知道一点，具体说我的文章我都没有看，包括最近有调查我都没有看。

网友　：　对攻击您的人您对他会和解吗？

余秋雨　：　不存在和解，我从头到尾都是原谅。比如有一个攻击比较多的人，我在法庭里面我要求赔了十六万，那个人比较清贫，我一分钱没有让他赔，让他在法庭上向我道歉，我原谅他了，我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我都原谅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好心，攻击了我那么多年一两个人，我大概在文章当中连他的名字没有提过，其实老的攻击我的人，我还帮他们的孩子做过事情，我告诉他们不要告诉爸爸，我帮你做这个事，我真是原谅，我不是故意表示出大度。

理由呢？因为我爸爸在文革结束以后，原谅了一切当时哪怕是打他的人，他原谅了，他觉得这是民族的灾难，我们不要追究在个人头上。所以我对这些人，我也这么想，不是他们故意使坏，是民族的一种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敏感，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特别是关心他人的事情，关心他人遥远的事情，而且特别关心不认识人的事情，特别关心那种无法验证的事情，而且当这种事情一旦来了以后，情绪激昂，这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原因，我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中文系毕业，这有一个特点，他们缺少严密的科学训练，不是法学系、新闻系或者经济学系，不是，是中文系毕业有一些特点，他们在课堂上学会了叫虚构、夸张、抒情、排比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用到社会批评上来了。我一定要劝这些人，社会批评和你在中文系里所学的那些手段其实是完全不能连在一起的，真正连在一起，随着我们国家法制的健全，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网友：在文革中您躲进家乡藏书楼里读书，您给我们讲一讲那段经历给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余秋雨　：　当年我们编教材，我参加的教材组是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教材组，当时也会有左的影响，当时毛主席号召学报重新恢复，给学报一些文章，突然传来消息，很好的在走上正规的情况下，说邓小平批判了，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的路子是对的，我就躲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小屋子里面，不看报，不听广播，发火，在这个地方身体也不太好，当时我早年一个老师带我说干脆回家乡吧，大城市不能呆，他们都有意见，他已经被上海赶走的。

后来我来到奉化的半山腰里一个书楼，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藏书楼，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那不是一般的所谓养病，因为那个上面没有吃的地方，没有喝水的地方，日子非常难过。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一些古书，这些古书对我有一些净化心灵的作用，一下子我安静下来。那个时候外面可能是一片喧嚣，我也看不到什么报纸，非常安静的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我很奇怪，是不是上天给我一种预先的启示。这个民族虽然现在一片混乱，批来批去，好像会有让这些古书重新发挥光辉的时候，我当时懵懵懂懂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一头钻进去了，看了很多书。我相信我后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是和这一段苦读有关系的。一直到整个灾难基本结束，我才下山，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们如果有年龄大些的人知道，其实真正要清查的问题，往往就发生在我在山上这段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两方面斗争最激烈，我完全在山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另外这个事情对我有很好的启发，我觉得人生可以不断地换，但是每次换有静读的时间，安静阅读的时间，所以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又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国外的经典，在文革后期读的是中国经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钻研国外的经典。一次次的钻研，使我好像在###当中没有很好完成学业的人，又自己给自己安排几次上大学的机会，这个大学就是使自己找的那种大学，心灵的大学，所以我很感谢那座山，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更感谢那个藏书楼。

网友：伴随着您各个时期的出版作品都会有很多的批评者和相当多的批评文章，但是您作品只要一面世都销量相当惊人，这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　：　批评是一件好事，中国其实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人们对于我的作品本身的批评，而不是对于你的过去的历史的臆想、猜测，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文学批评，应该面对作品。

但是批评者，也带来我们对批评界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希望大家了解广大民众现在心里想接受什么，大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这些书的接受者，好多人虽然不在文化界，他们都还是有文化素养的，也就是说辽阔的土地产生了一种文化饥渴，这么大的文化的需求和小小的批评圈子产生很大距离。我这么说能不能被网友接受？我和批评者有距离，批评者和读者有距离，而我恰恰和读者群关系比较密切——这样一个关系。

这并不是说我写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和文化界之外的广大的民众对话，我这个目的我想已经达到了。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您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山上静读，现在又有一种说法，您要从文化界归隐、封笔，很多网友对此不太理解。您写得那么好，为什么要封笔？

余秋雨　：　两个原因，每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有抛物线，起点上面可以落地了，就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已经大体完成了。我不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我也不是哪个协会里面的人，我是一个教师，我已经通过我的脚步和我的笔考察了中华文化，比如我写了《文化苦旅》，同时我又到特别危险的地区去考察了中华文化和古文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就写了《千年一叹》，然后又写了中华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对比，又写了《行者无疆》，我自己在写的方式——从旅行的方式、实际考察的方式写文章这样一件事情我大体完成了，我自己给自己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点。

所以这点希望广大网友能够原谅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无限制的延绵，我当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人家也认为我学术势头最好的时候，我就停止学术研究了。后来我不做高校领导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你做得最好的时候，我也就不做了。我想要中断一件事情，让它变成良性中断的，一定要在它最好的时期中断，不能在它已经衰变的时期中断。一旦衰变开始，你的中断就带有某一种不好的结果。所以我总是在比较好的时候中断它，这点希望网友能够理解我。

当然还有一个附带性原因，我确实不喜欢这几年来，文化的破坏机制超过了文化的建设机制这样一个现实。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实了，我也看到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里边，破坏的成本远远低于建设的成本，建设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成本、生命成本，各种各样创造的成本，如果要损害它一点非常简单，而且也很难受到惩罚，他们讲错了也不检讨，人们也不批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代价。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我如果始终在这写啊，写啊，写啊，正像网友讲的，每篇都会一成喧嚣的话，文化建设造成的结果就变得一片是非，这个是非你说有的人会搞得清，但是也有很多读者会迷惑，我不愿意给读者带来那么多视听上的干扰和思维上的困惑，这样的话比较好。多少年以后人们慢慢的明白，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还是太少，成果还是太少，无论如何要让建设者，让探索者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而不能好像是十个指责者，一个创造者，是这样的比例。

大家想想多少年来，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大家能接受、和我们经济发展能够成正比的文化成果究竟有多少？我不能说我的书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常识不对了，一个人好不容易有点创造，十个人，百个人都在指责他。

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此坚强，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如果他没有权利背景的话，他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有家人，他有很多很多亲戚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虽然是会离开和告别，这个是我对于通过网友、很多读者一个告诫——就是容忍吧，你想我们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杰出的人。大家知道像海明威这样的人，他的毛病太多太多了，贝多芬也有很多毛病，如果有无数的指责者对他们的一个毛病进行劈头盖脸的指责，这块土地上永远一没有海明威这样的人，永远也没有贝多芬这样的人。

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接纳大家不熟悉的文化创造，要接纳你不适应的文化创造者，一定要学会这一点。这些话我继续在写一本书，我的书不重要，因此对我的骂也不重要。为什么那么中国读者在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去接受被骂者和骂者都不重要的这么一个混乱呢？所以我想需要你看，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个人抛物线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原因对于这个文化建设机制，我们不讲破坏机制，就是指责的机制，建设机制和指责的机制，不平衡的这个状态，我对这个状态觉得实在是应该离开。

 ； ； ；　余秋雨作客新浪谈新书及封笔事件实录（中） ；

 ； ； ；　余秋雨作客新浪谈新书及封笔事件实录（下） ； ；　。。

学者余秋雨作客新浪谈新书及封笔事件实录（中）
著名学者余秋雨于8月23日15时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谈新作《借我一生》及“封笔事件”。

 ； ； ； ； ；余秋雨聊天实录（上） ； ； ； ； ； ；　以下为聊天实录（中）　　　发表评论　　

 ； ； ； ；　主持人　：　离开意味着归隐？

余秋雨　：　这些天媒体经常有电话来问，媒体上对我有一些概括，可能是通过媒体语言来概括了。比如一个词叫“封笔”，其实“封笔”是媒体的概括，下一本书我可能不写了，新书不写了，不是真的“封笔”，我写书法，毛笔还是要写（笑）。一个是关于归隐，某种意义上归隐这两个字过去是针对官场而论了，我在做官，然后退回去开始自己写写书，写写文章，这我早就做到了，我十几年就做到了。我和文坛没有什么关系，做也做到了，谁也没见过我参加什么文坛组织和文坛会议，我始终是一个业余写作者身份在写着，这也做到了。

我现在能够说的只是说，接下去我可能不写书了，但是我会整理以前一些旧著。

主持人　：　现在很多网友对您不写书非常遗憾，他们希望我们向您表达一下，他们希望看到您的新书。

网友：听说您的助手在某个地方发表一个言论，还有几本书要出版，是这样吗？

余秋雨　：　是这样的，我以前一些学术著作，我反复讲，我在做校长之前的学术著作，有四本，这个著作肯定是发行量很小的，这个学术著作现在买不到了，有的书课堂上还会作为教材，这个书我要整理，基本学术著作需要整理一下，我的助手讲过这样的话，整理一些旧著。比如我的基本学术著作、还有我的演讲，整理一下，这都不是新书，老书，原来已经出版过的书，整理一下。

网友：您的新书卖到42块钱，我觉得非常贵。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秋雨　：　好像有点贵，但是这个价钱不是我定的。

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可能纸用得薄了，它有六百多页，如果按照正常装订，它应该是上下两册这样的量。我的其它书，像《千年一叹》比它还厚，但是它的字只有它的一半左右。所以它用了一个很薄的纸以后，造成大家这种感觉，其实它的量很大。曾经有过上下两册这个考虑，如果上下两册不会有这个感觉了，但是买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您打算做一个文化公司，是这样吗？

余秋雨　：　是这样的，不是我做文化公司，是有中国的新华书店总店，还有文化部的对外演出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书友会，这个书友会也带有图书发行某一些职能，他们邀请我参与，他们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书友会里，和其他教授一起向书友们推荐书，我就参与了。

但是这个书友会肯定带有经营性质，我参与，但是没有参加经营的操作，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的想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在于某一些文化有没有可能进行企业化的运作，而不要完全是官方来进行企业化的运作。

报纸上刊登我投资多少钱，那个数字是夸张了，我没有那么多钱。（笑）

网友：您的《出走十五年》搜集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一部分文章，您是不是有意识进行总结，这种结局方式彰显怎样的精神结构？

余秋雨　：　这个书的出版不是我的意思，上海有一个杂志叫《收获》，《收获》编辑部，他们当时编一个《收获丛书》，就是作家们在他们收获杂志发表过重要的作品，我这个也被他们选定的对象。我因为当时不是写长篇小说什么，还是文章的集结，就出现这本书。

《出走十五年》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十五年不是全部文化考察，十五年还做好多别的事，但是决定出走十五年了。确实对于我的文化考察是有总结的意思。

人生其实像我这样的年龄，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一些总结的，不能一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以后，靠别的人来给你整理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总结并不是不重要，在自己亲自总结以后可以更好来走新的路。

主持人　：　那么《借我一生》是对您自己生活片断一个回顾。《出走十五年》是您对你文化活动的回顾和总结？

余秋雨　：　不一样，《出走十五年》是以前写文章一个选编，《借我一生》完全是新写的，完整我自己写的一个作品，很完整的一个作品，性质有点不一样。

网友：好久没有听到马兰老师的消息，想请您介绍一下她现在在忙什么？

余秋雨　：　马兰我想她此时此刻就在网上，她面对这个问题一定感到很欣慰，因为很多观众惦念着她。她想寻找一个更适合她的表演艺术方式，寻找不是某一台戏，她指的是一种生态，有点难度了，因为文化在转型，靠一个个体艺术家的努力，做一个非常好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