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海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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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V资金真正的经营管理者究竟是谁呢？美国方面大概是少数财团的领导人。例如，洛克菲勒财团的理事长约翰·里德——他出任下届美国政府财政部长的呼声很高。据说福特财团的人也将出任下届国防部长。福特财团的远东部长是雷蒙德·莫耶，曾任援外事务管理署（共同安全署的后身，国际合作署的前身）的远东负责人，这似乎也能说明我的推测是对的。同时，还应该联想到，与这些财团有联系的美国大使馆参赞韦斯特曼（负责经济工作）是怎样统治日本金融实业界的。
“最后该谈到谁是V资金的最高管理人了。把我以前告诉您的情况综合起来，想必您也已经知道这个人物是谁了。日本的政治家一旦离开最高当权者的地位，就失去了神通力；唯独他在政界还拥有与当权时一样的支配力。您谅必知道这种种神通力的根源了吧。据说财源是政治家的生命，而此人又是与国际的财源有联系的。
“但是，即便您钻得再深一些，大概也决不可能了解其全部情况；不钻到极深的内部，是无法了解的。这个机构极其诡秘，很复杂，有着曲折而又隐蔽的安排，除了当事者，不容许任何人窥见。如果想干，就得豁出命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V资金与国际的谋略也有联系。
“祝您幸福
高野十郎”
代跋
——《深层海流》的意图
去年（一九六一年）一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深层海流》这部小说。关于这部作品，我感到有必要写一篇后记之类的文章。
一九六○年，我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题为《日本的黑雾》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离奇事件为题材，尽量采用可信的资料，竭力探索事件的内幕。这些作品以“下山事件”开始，以“朝鲜战争”告终。
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是由于注意到“下山事件”以及其他种种事件的真相至今还没有被查明；尽管警察当局公布了一些情况，法庭上也作出了判决，但是案情里还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作为现代史的一部分，将来一定会有人写出美军占领史。我以眼下的看法在提供史料方面尽到自己的一点力量，同时也作了一些个人的推测或思考。
我知道舆论界对我有着种种批评。共同的责难是：作者写作时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一切事件都是美军的阴谋造成的。也就是说，认为作者一开始就有固定的框框，只不过从各个事件中摘录对自己适合的资料，把这些汇集起来罢了。
这完全是误解。我并不特别反美，也不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只是想做到实事求事罢了。我碰巧调查了发生在占领期间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的几椿没头公案，在调查时注意到每个案件都笼罩着占领军的阴影。
例如，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使人感到警视厅的侦查碰上了美军总司令部这堵墙，就来了个大转弯；在“下山事件”中，本来是作为谋杀案而进行侦查的，但是检察当局和侦查二科的意见中途被抛弃了，而集中在自杀论上。无论是“松川事件”还是“白鸟事件”，都使人感到美国特务机关的诡计。不仅如此，连昭和电气公司贪污案和占领期间被隐匿的“日本银行的十六万一千克拉钻石”，也都有美国占领军牵连在内，这是不容否认的。
就拿“木星号”坠落到三原山那件事来说吧，美军本来很快就知道它坠落在什么地方了，却向日本新闻界发出“军方公报”，硬说该机大概坠落在远州滩的海面上了，在这段时间内，美军在飞机坠落的地点附近不知进行了些什么搜查，还不许日本人靠近。这件事很单纯，但是这种手法却使人感到各个事件背后都有着阴谋诡计。
也就是说，我的《日本的黑雾》不过是把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的一个个推论蒐集成书而已。由于印成了单行本，有人就把这本书说成仿佛是根据预先形成的概念演绎地写出来的，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
《日本的黑雾》虽然写完了，但是日本“独立”之后有些事情从本质上看来也应该说是占领局面的延续。占领局面结束了，但是美国的政策并没有一下子就从日本撤销。美国的占领政策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在日本继续存在。
日美“安全条约”（旧“安全条约”（指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片面对日和约。——译者注））具体地指出这一点。这一条约的根据是“日本已于本日和盟国签订和约。该和约生效以后，日本将无有效工具来行使它自卫的自然权利，因为它的武装已被解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遭到危险，因为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中驱逐出去。”①因此，“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②结果，日本给予美国陆、海、空军以驻扎在日本本土及沿海的权利。
这个条约有着以下几点不容忽视的特征。首先，驻日美军“得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所给予的援助”③。从而美国一旦在远东与他国处于交战状态，即便与日本毫无关系，美国也得以将日本领土当作美军基地来利用。
①②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美日安全条约》第三九三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译者注
③同上第三九四页。——译者注
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美利坚合众国之武装部队驻扎日本国内及周围的条件应由两国政府之间的行政协定决定之。”（见《国际条约集》第三九四页。——译者注）一九五二年缔结了日美行政协定。为了实施行政协定，又设立了日美联合委员会这一磋商机构。该委员会由日美双方代表各一人（日方为伊关国际协力局长，美方为威廉斯准将）组成，设立了财务、通讯、进出港、调达、工厂、住宅、赔偿、审判管辖权、演习场、民航、商港等许多专门委员会。（见《日本现代史》，合同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这些委员会之外，还秘密设立了针对国内治安——尤其是针对共产党的警备机构：日美联合委员会。日本方面，由当时的内阁调查室长担任该委员会的干事。参加的有国警长官以及警察厅、外务省、邮政局的委员。
在美军占领期间，美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日本国内的警察。美军总司令部撤销后，所辖机关由日军方面接管。但是日美“安全条约”中明文规定了美军驻扎日本的条款；由于必须使日本与共产圈对立，美国就不能完全放手让日本去对付“外国煽动”以及扰乱治安的动向。
于是，联合委员会就理所当然地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交换情报的机构。我在《深层海流》一书中穿插了几份当时双方交换的“绝密”、“极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将其获得的情报提供给美国机关，同时也接受美国方面的情报。
但是，所谓情报工作并非单纯蒐集资料，这种工作如今与特务活动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从最近被揭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的活动也可以看出。
在占领期间，美军总司令部凭仗其至高无尚的权力，能够让情报机关用直接的方式进行活动。媾和条约生效后，这项活动就转移给隐秘的代理机关了。这种机关不知道可否称作中央情报局，根据常识来说，是可以的。
日本方面老早就有了设立独自的情报机构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势所必然的。这是当时在吉田内阁里担任副首相的绪方的想法。绪方一方面也是由于新闻记者出身的关系，对设立情报机构特别起劲。据说，他计划成立一个政府情报局，还想在海外设立驻外情报机构。顺便提一下，当时日本在海外连一个这样的机构也没有。
照这样是不能正确掌握国内的治安情报的。绪方认为也得从海外蒐集情报。热心推进这项计划的实力人物是曾任吉田首相秘书官的旧内务省官员。
但是“情报局计划”泄露了，舆论抨击道：这是过去情报局的复活。绪方的计划因而不得不受到挫折。暂时只好收敛一下，只设立了现在的总理府直属内阁调查室。由于根据旧“安全条约”而设立的日美联合委员会负有交换情报的任务，调查室长才在该委员会里担任干事的。
警察厅、外务省、通商产业省、邮政省都派官员到调查室来。从邮政省要人，当然是因为对情报工作来说，电讯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内调室刚一成立就受歧视，似乎连足够的预算也要不到。又因为是各省派来的官员凑成的，内部不断进行派系斗争。在这样的困难状况下，各个人勉强做着工作。只要看看内阁调查室制订的各调查事项的目录，它的实际成绩就一目了然了。大约半年之前，某杂志刊载了其中一部分，想必有些读者已经读过。
但是内阁调查室的内部倾轧经常使第一任室长感到苦恼。为了参加道德重整大会，他曾赴西德波恩和英国。据与他同去的人说，他几乎没有好好在旅馆里待过。这是别人说的话，并不可靠；但是很难设想调查室长仅仅是为了私事而去欧洲的。
正在国外旅行的调查室长遇上了不幸事件，那就是日本报纸上也报道过的所谓“私带美元事件”。他极力否认此事。但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这个情报好象的确是从驻外机关传到外务省，又由外务省某方面向报界透露的。简单说来，我认为这是内务省和外务省之间的斗争。我大致能够推测得出，调查室长的“私带美元事件”的谣言究竟是谁向报界透露的。
因此，尽管他手腕高明，当初抱负很大，内调室的成绩却并不佳。
我只是想在这里特别补充一句，前文提到的驻外机关并没有专门的情报部。于是就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把警察部门的人员派到各大、公使馆去当参事官。例如，警视厅的桐山派到日本驻法国的大使馆当参事官，住在巴黎。
为了执行国家政策，蒐集情报是当然应该做的事。但是如果内调室的任务脱离了这个范围而带有特工的性质，那就不容忽视了。
另一方面，自从撤销了美军总司令部之后，有些人就开始悄悄议论起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所谓“马凯特资金”。关于这件事，铃木仙八曾在议会里提出过质询。据说河野一郎也曾打算提出质询，不知怎的又打消了。不用说，马凯特就是经济科学局局长马凯特少将。这笔资金的实质还没弄清楚。经济科学局这个部门掌握着占领下的日本经济的全部机能。据说占领期间被揭发的庞大物资都集中在该局里，我们很想了解这笔资金是由什么性质的款项构成的，又是以什么目的和方式在日本经营管理的。依我看来，这笔资金是为了给美国带来利益而投在日本政界和金融实业界以至文化工作方面的。
除此而外，还有旧日本军部从占领地掠夺回来的物资。这些物资中的一部分被占领军揭发并没收了去。然而未遭到揭发而隐匿在民间的，为数也相当不少。偶尔由于出了事，一麟片爪也会在我们眼前闪现一下，发生在东京邻县的就是个极好的例子。我写《深层海流》时，主要采用的就是该县的事件，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具体的。奇怪的是，该县出了许多成为话题的人物。这些人的经历上都散发着前述隐匿物资的气味，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目前在金融实业界活跃着的战后派人士当中，也有一段经历是不清不楚的。
我是把《深层海流》当作《日本的黑雾》的续篇来写的。如果人物一个个都用真实姓名，我就不能放胆来写，因此，才采取了小说的形式。
这部小说里一个类似主人公的人物也没有。从结构上说，好象把“中久保京介”这个人物当成了“第一人称”，但是我特意没有去描写他作为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因为如果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我原来所抱的探讨政治机构、社会机构的目的就模糊了。以前的所谓“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对社会的探讨很容易流于肤浅，那是因为太重视对登场人物的“艺术”描写了。因此，背景就模糊了。作为小说家，我非常想写人物，但是由于存在着以上这种写作技巧上的缺陷，所以在这部小说里，我就断然抹煞了人物的性格，使它们变为无机物。不这样写，我就无论如何也没法对“事件”进行追究。
对于“没有写出人物来”的批评，我早就做好了精神准备。我想坦率地说明，我原来就没打算写“人物”。我找不到适当的比喻。拿照相机来说吧，如果把焦点放在人物身上，背景就模糊了；如果把焦点放在背景上，前面的人物又势必要模糊。我要写的不是“人物”，而是“事件”和“机构”，因此就一概放弃了对人物的艺术描写。
遗憾的是，如果想在小说里描写旧“安全条约”生效以来的日本，《深层海流》里所描写的就是最大限度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我才能把人物的真实姓名披露出来，对他们做具体而清楚的描写。《深层海流》是根据确凿的资料和调查而写的。自然，其中有些部分也是虚构的。只要能够表现日本在旧“安全条约”时代隐蔽的形象于万一，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松本清张
《文艺春秋》一九六二年二月号
　m。。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