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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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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姐姐与我天崩地裂也似地号啕大哭。再也明白不过，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的妈妈了。
父亲只是放任我们哭个够，不理不睬，他又能怎样？马上变出个妈妈来吗？
过了一两个小时，在锦娘为我们把衣服鞋袜穿好之后，父亲亲自带着我们去一个小学校，在植物园对面。如果不是在最初上了这一所小学，我至今一口至少外地人不太分得出的北京口音，大概就没有了。而这一口京腔，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所小学就是国语实小。
父亲先把姐姐送到了三年级她的教室去，我看着姐姐进了教室，她似乎熟门儿熟路，到底是上过学、见过世面的人。我只有在南汇清凉寺当小和尚的时候上过几天乡下的小小学校，还是只有凳子没有桌子的教室。姐姐都会英文字母了哩，她没有适应的问题。
然后，父亲就带着我去找老师。
我们没有直奔教室，先去老师的大办公室找老师，应该是班导。
一位女老师出现在面前，慈眉善目的，父亲简单跟她说了几句话，老师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笑眯眯地问我说：
“好乖，好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一时我心神大乱，妈妈说我是孙心南，我不愿意妈妈离开我们，最近妈妈动不动就说我们再也不会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却真的不愿意当马国光。
身旁站着我父亲，穿着长袍，如山如岳，我抬头望望他，他就像清凉寺大雄宝殿上的菩萨一般雄伟镇定，快要碰到走廊的屋顶也似。
父亲的大手依然牵着我的小手，一时非常为难，我是谁呢？我是妈妈的孩子还是爸爸的孩子？这个时候这个问题该问谁呢？妈妈如果在就好了，什么都可以问她。要上学，老师会问到名字，这都是我料想不到的情节。
心中转呀转的，我怯怯地小声回应：
“马国光。”
以后我就一直当马国光到如今，然而，假如当时回应我是孙心南呢？好险！好险！
国语实小只读了一年，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说得一口上海话的我，依小时曾经住在对门、又是同班同学的戈定瑜，她在电子信中所表，她初见我跟姐姐，一起看一只盆里的小乌龟，我们两人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那就是上海话了。但是我们听别人说的南腔北调倒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家里来往的客人东南西北都有之故，自然也听得懂老师说的是什么，只是自己的口音格外的不同，依然浓浓的上海腔。那个时候习惯管老师叫先生，这两个字的上海话发的都是尖团音，尖尖细细，我的问题多，动不动就“先生先生”地叫，很招笑，但我也无所谓。
上课不能讲话，小朋友都安安静静听老师的。学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家里有位车夫，名唤秀桑，早上便拉着一部黄包车，带着我跟姐姐，一路青田街慢跑到国语实小。秀桑很爱逗我们，常常把整个黄包车放倒，我们便随着车身平躺在地面上，对着青天，哈哈大笑，非常刺激。秀桑是台大的员工，父亲是当初来接收台大的，就可以用一位黄包车夫。后来才知道，父亲要是不用他，他就会失业。
在南海路跟重庆南路交叉口，就是现在邮政博物馆的所在，有一家秀桑的朋友开的小店，卖些水果杂货等等，秀桑也常常在他家店面前停下来说说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常常有得吃。有一次小店店主请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阳桃，一口下去，我的一颗牙居然嵌在阳桃里，不肯再回到牙床上，那是我掉的第一颗乳牙。
国语实小在植物园对面，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小孩子都到植物园里玩，无数的小朋友围着荷花池，个个都趴在池边，用一根线拴着一个大头针弯成的钩子钓虾，好小的虾仔，不到一截小指头那么长，比筷头还要细，钓起来了就放在随身带着的小瓶子里，还配上一两根水草。我是不会钓的，但是也跟着凑趣趴在池边。可不知为什么，围在池边像是无数的蚂蚁围着饼干一样的小朋友，一阵轰乱，已经钓到的鱼虾也不要了，大家四散而逃，个个拚命地往学校里狂奔。原来有人说警察来抓小朋友了，大家就吓得慌忙夺路，但是谁真见到了警察吗？从来就没法证实。以后读到谢安派朱序潜伏在苻坚的八十万大军中，放出谣言说敌军来了，马上阵脚大乱自相践踏，终致大败。那一段历史，我信。
我们的老师她姓甚名谁，当时年纪实在小，根本就没有记过。然而印象深刻。
中午吃饭，小朋友吃便当，老师总是把她的便当带到教室讲台上，跟我们一起吃，大家好开心。有一天，我带了馒头，刚好上课上到一首对话体的儿歌，唱的是从竹子到变成蒸笼，最后几句是：
“做蒸笼做什么？”
“做蒸笼，蒸馒头！”
“蒸馒头做什么？”
“蒸馒头，送给老师吃！”
同学看到了我有馒头，都说要送给老师吃，我当然也义不容辞地把便当拿到讲台前，请老师吃。老师好高兴，但是一口也没有吃，一再谢谢我，弄得我都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事，就是有一天老师发现有一位小朋友好几天没有来上学了，问了问有谁知道他为什么没来？当时就有一位同学回答说他死了。老师当场合上了便当，掉下眼泪。
第二天，老师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某某小朋友没有死，生病了，很快就会回来上课的。老师只是轻轻地跟我们说，小朋友不要随便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那位同学没有死，就别说他死了，要记得哟。
老师一点都没有责备那位胡说的同学。
我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位老师，我连她的大名都不记得。因为她推荐了我参加演说比赛。老师，你不晓得，那一次的推荐，决定了我的一生，谢谢你老师，不论你在哪儿，祝福你子子孙孙都福寿康宁啊！
我的上海口音依然很重，我们读的是国语实验小学，口音自然是要纠正的。我要讲的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老师替我把讲稿都写好了，我只是负责背下来，也没什么困难。又有许多的动作手势，一个个学好了，记住了。断句、语气、音量、表情，老师无不细细指点。
到了比赛台上，我照老师的吩咐演说了一番，得了第几名，也不记得，总之得了奖。从此每回演说都参赛，都得奖，直到大学。进入社会之后，有好一阵子，演说是我重要的收入。
由于每次上台演说都需要一口标准国语，我的国语便突飞猛进。但到真正合标准，已经是在初中的阶段了。从最早在合川的一口京腔到忘掉京腔说得一口上海话，再从上海话回到了标准的国语，又把上海话给忘得精光，波涛起伏，变幻莫测。要不是那位老师，我以后也不会吃了好一阵子的广播饭，再由广播而进入学校的教职，从而半生在校园中度过，这也是“蝴蝶效应”吧？
我无数次地回想，要是在那门课上，没有那位老师问道“哪位小朋友要上台来说故事？”我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生？
这门课的名称是“说话”。
上课不许说话，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却有一门课，叫做“说话”。
“说话”课，也不许说话，要说，要由老师指定。老师在这一堂课里，好像也不怎么想说，就会问有谁要上来说故事？我就马上举手。记得早在还没来台之前，就读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也看过书上的丰子恺的漫画书，读得特别熟的是一些《儿童知识》杂志，最爱里面每期都有的连环图，四格的，大多是成语或是历史典故，也有一些是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也都只有四格。我就依照自己的记忆，把这四格漫画说成故事，同学们也都听得入神。习惯成自然，以后上说话课，不用老师问，同学就鼓噪着要马国光讲故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总是从众之命。
可惜故事终究有讲完的一天，老师再问谁要上来讲故事，我就不敢举手了，岂知同学还是要我上台，我说没有故事了，就有人回答那就把那个什么什么再讲一次好了。于是我上台把说过的故事再说一次，大家依然听得入神。因为，虽然同出于一个四格漫画，我总是会添油加酱，颠颠倒倒，说出跟上次不太一样的故事，并非真有所好，实乃不得已也。至今讲同一门功课，也自然而然地会说出不同的内容感想，其来有自。
后来写作成为我的重要生涯，教书成为我的职业，也跟小时这一段讲故事的经历息息相关。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引子
在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度过了童年、少年与青年
那个时代
时值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炮台撤守，共军大举过江。五月，“老总统”来台，用了一个当时便记住了，自此一辈子没有忘记，也没见到谁在别处用到的动词，唤作“复行视事”，搞不太懂，后来知道，就是重掌权力之意。后来又发现另一词，好像也是只有对于“老总统”才有作用的，唤作“几秩晋几华诞”，讲的是年龄，如八十二岁，偏不说八十二岁生日，要说：“八秩晋二华诞”。
日子像清风翻书，一页页飞过，这几年间，记得听到街上有人放鞭炮，却又不是过年，然后长辈们互相开心地道贺，方知因为韩战开打，美国的第七舰队来防守台湾海峡了。反共教育排山倒海的，充塞在所有人的心臆里，读的是反共书、唱的是反共歌、画的是反共画、演的是反共戏，演讲作文，总是要找机会反共，结论不是明年回南京过年，就是回家乡团圆。至少有许多人，吃的也是反共饭，他们是以反共为业的，当然是行动少口头多，“共匪”太遥远，我们真没机会见到“共匪”。是不是政府要把反共搞得更充实，就一天到晚地强调“匪谍就在你身边”，要大家好好地抓匪谍？宣传海报把匪谍画成戴了墨镜躲在阴影里的恶人相，都那么样倒也很好辨识。在街头巷尾、车站、闹区、风景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贴上抓匪谍的赏额，那个时候大家都穷，那么多钱，谁不想要？但谈何容易？眼前真有的话，五年抓一个，都可以吃饱饱。也可以成立抓匪谍公司，分门别类各司其责的抓，按制度分红，稳赚不赔。问题是监狱里虽然有许多的匪谍，却都是特定机构的人才抓得到，平常百姓，能不致无端地变成匪谍被他们抓去就好。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真有告密的人，他们几年告一个呢？
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活共匪”，已经是在几十年后、去大陆看母亲的时候了。他们也是人，也讲礼义廉耻，也会作诗作词，也有情有义，但他们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但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他们天天都在等着我们去拯救，早就等不及了。
钞票从原先一日数跌的老台币，换成新台币，四万老台币才能换一元新台币，钞票面额最大的新钞是十元，绿色直刊的图案，上面一个“国父”头像。而记忆中最早的枝仔冰是旧台币十元一根，一元新台币可以买到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冰棒。西门町博爱路各个转角都有人“叮叮叮”地敲着上面有袁世凯头像、大家唤作“袁大头”的银元，公开的价格是四元换一个。政府实行配给制，军公教的重要收入不是钱钞，而是米、油、盐、煤之类生活中不可少的民生用品，分作大口、中口、小口，严格地制量。每月到时候就有人骑着三轮板车，上面载着这些民生必需品，挨家挨户地运送，斤斤两两地称。整个台湾都穷，有客来访，玄关地上脱下来的鞋，常常被小偷偷去，只得让客人穿着拖鞋回家。有的人不怕偷，因为一年到头只穿木屐的大有人在。
我在这样的时代中不知不觉地成长。
暴力世界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新闻报道中说，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娃娃，疑遭亲生母亲跟表阿姨凌虐致死，并且，杀人凶嫌涉嫌堙灭尸体。这一则新闻令人发指，尤其受害人是小孩子，他们没有抵抗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所谓民主，所谓人权，政客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投票权，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弱势中的弱势，要是父母、家人、老师不去好好地保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会非常悲惨。
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地保护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指标。否则其他的再怎么好，也不够文明，不管你有多少国民所得还是书香世家，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就是在如此不文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也许不是人人都遭逢暴力相加，然而我曾经面对的世界，却真的充满暴力。
一开始就没有人会否定体罚。父母亲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师，一定会说，老师请您好好地打，用力地打！不听话，尽管给我打！拜托老师！谢谢老师！
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这一所学校当时都是男生，个个都非常顽皮，把我们的班导郝春萍老师气得哭出来，并且说，怎么办？我又不会打你们。下面很多的同学高叫老师你打嘛！你打嘛！老师尽管打嘛！
大家这么叫喊着，我却暗暗吃惊不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人干嘛要讨打？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当时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一种未能充分自觉的无耻。
这个问题渊源很深，小学开始，经验的就是打骂教育。小孩子视挨打为平常，为理所当然。小孩子会不会挨老师打，很多是凭运气的。的确有的老师不打小孩，如我姐姐的班导，记得他姓陈。但也只是极少数，差别只在有的打得凶，有的打得不凶。
在国语实小的阶段，我没有见到小朋友挨打的记忆。后来读了北师附小，我固然不是常常挨打的对象，但是看到同学挨打，触目惊心，老师想要杀鸡儆猴的话，目的一定达到了。
记得当时北师附小的大办公室里，墙上高高的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铁肩担教育 笑眼看儿童”，有无铁肩，我不得而知，笑眼却不怎么多，多的是体罚。
体罚的花样很多，打，只是其中之一。
最平常的就是罚站，上课说话，罚站！打瞌睡，罚站！偷偷吃便当，罚站！迟到，罚站！没有向老师行礼，罚站！上课看小说，罚站！走路吃东西，罚站！……一站一堂课两堂课，十分平常。
罚站又可以细分为在教室站，在大太阳下的操场站，课后大家都回家了，去办公室向老师报到，在大办公室里站。全校列队升降旗的时候，罚到边上去站！有的小朋友被老师罚在操场角落边站，后来连罚他的老师都忘了，小孩子却一直站到天黑也不敢离开，甚至于尿了一裤子。
罚站的时候，有的只是单纯地站一站，有的还要附带羞辱。花样不少，比如上课讲话，老师就用红笔在小朋友的嘴巴画上一圈，站在那里示众。有的老师制作了一顶厚纸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爱讲话我很多嘴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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