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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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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别的结果,自然又是一顿毒打。

毕竟是小孩子,有的事情就是想不清楚,结果演变得无法收拾。

在一家文具店里,我忘记买的是什么,总之要用上剪刀,便借了女店主的剪刀用了一用。

在回家的路上,偶然摸到了书包,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那一把剪刀给放进来了。

长大之后想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地就可以处理好。我可以马上把这把剪刀送回去,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不回家是不行的,然而要是这一把剪刀让姑妈给搜了出来,我就无法交代。她常常搜我的书包、我的口袋,在她面前我是一丝隐私权都没有的,我一时没了主张。

快到家门口了,怎么办?糊里糊涂地,我把剪刀丢到水沟里,在和平东路一八三巷,史学家劳幹教授的家门口旁边。

水沟虽然狭窄却很深,烂泥很厚。这样丢下去,干干净净没有痕迹,我想。一点都不错,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两天。平安一两天也难得,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因为完全不能预知今天回家又有什么祸患。我活着,就是不断地出错,即使我也不知错在哪里。

但是女店主却找到了学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找到我。班导问起我,我只说明天会带来还给她,反正常常撒谎,总是先搪塞过去再说。

明天当然还是没有,我说忘了,再明天,再明天,这么一天天地拖着。但是要我从哪儿变出一把剪刀呢?我在绝望里,只有静静等待厄运降临。这两三天,吃不下,睡不好。

女店主催得很急,终于,班导通知了姑妈。

她没打我,只问我剪刀在哪儿?我说借给同学了,他马上就会还。什么时候还?明天。

我只会说明天,先推到明天再说,还不了《水浒传》也是这样,就跟班长一再地说明天。

那是秋冬之际,天黑得好早,我不敢回家,因为答应了今天一定会还剪刀的。不回家,那又能到哪儿去?我只能呆坐在教室里。

天,更暗了。

奇怪的是,有三个女生在后座叽叽呱呱说个不停,我也无心去听,只为眼前的难题而愁闷不已。

后来,三个女生终于也走了,只余下我一个人,我终究也要离开的,等一下就有校工来锁门。也许我该回家吧?否则就逃走吧?逃到哪儿去呢?还是回家吧。想来想去,回头看看这一间空荡荡黑糊糊的教室……居然有了一大发现。

在后面的课桌上,清清楚楚地放着一把剪刀!是那三个女生中的哪一个的剪刀吧?是啊,刚刚她们好像就在剪啊贴的。看来跟女店主的那一把差不多。我抓起剪刀飞快地跑到学校前面的文具店,得意地把剪刀给了她,立即回身而去。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女店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班导,记得有“非原物”一词,其他的,大意是说,一把剪刀无所谓,但是养成小孩子的坏习惯就不好了。姑妈问起来,我只说同学把原来的那一把弄丢了,赔了这一把。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多年后,我看到一部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其中一段情节,表现的是一对兄妹被人追捕,眼看无路可逃,却钻到了一位教士的圣堂里,大胡子教士把他们藏在一个好大的箱子里,他自己就坐在箱子上,官兵带着武器进来,喝令他从箱子上下来,他只得从命。官兵就去开箱子,眼看两条小命不保了,这时教士紧闭双眼大喊一声,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六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跟谁辩论是非的问题,只想说,我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教会,也未参与任何性质宗教的聚会,曾经也遇到过若干堕入地狱般的痛苦,然而我真的相信,天,从未绝我。

学生没有到学校上课,老师不太会想到是逃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家有电话,逃个一两天再去上学,船过水无痕。

然而眼看就要考中学了,这可是硬碰硬的事情。

班导陈祖屏老师做了个家庭访问,父亲亲自接待,那天姑妈也慈祥了许多,他们居然没有查对我日常的生活,原先我担心得要命的事情一概都没出现。很奇怪的是,陈老师向父亲建议我该自动留一级。

后来晓得,小学的义务教育,在家长没有同意之下,是不可以留级的。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姑妈还想留点余地,父亲只是挥挥手便打发了过去。

父亲似乎有计划地、平平静静地处理我的升学问题。要我跟他共用他的书房,起先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服从,渐渐地,也蛮不错的,一个是父亲不常在家,我一人独享他的书房,不用再听大表妹呱啦呱啦的喊书,再则父亲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带些零嘴,只给我一人吃,那种偷偷摸摸的享受,很甜蜜。有一次家长会,父亲居然真的去参加,一袭长衫走进了北师附小,我当时不明白,为何老师单独在贵宾室里接待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名学者。

我的功课突飞猛进,试位卷很少在八十分以下,要是没到八十五分,就很不好意思,连算数都大有进步。同时父亲也把我带到了他专用的餐桌上吃饭,姐姐也比照办理。

那一年联考放榜之后,父亲买了好几个大西瓜,一个个轮流抱着亲自拜访几位老友,要是主人不在家,他会留下西瓜附带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国光考取附中初中,渝光考取一女中高中。”他特别高兴的应该是在写第一句的时候,因为姐姐初中读的也就是一女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考不上。而我,其实只拿了比录取标准多出零点二的总分。

小学毕业之前,虽然功课很差,面临联考,却还是只肯读课外书。

老师们的画像

北师附小的老师,大多是福建人,一口咿咿哦哦,鼻音很重,也许跟校长王鸿年先生也是福建人有关。我学福建口音,依然可以成为友朋小聚的节目,肇因于此。

现在看看坐落于和平东路的北师附小,一点也不起眼,都市规划淹没掉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一所小学的左侧原来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边是校墙,一边便是一棵棵临水的各种大树。溪水清澈见底,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便把课桌椅扔到溪里清洗,兴奋非常。东北角有一个大坑,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炸弹炸出来的,后来就成了全校的垃圾场,再多的垃圾也没有恶臭,到差不多了便一把火烧掉,没听说会有什么污染问题。

校门口一进去,有一排红砖两层楼房,楼下右侧边间是劳作教室,男生用的,里面有些木工工具跟工作台。画《三叔公》的漫画家王小痴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劳作课程,他跟名漫画家牛哥是好朋友,牛哥曾到学校来看过他,小朋友自然对他钦佩万分。王老师随手就能画,跟小朋友说话时,一两分钟便画下这个小朋友的漫画画像。

拐弯处还有一间缝纫教室,是女生的劳作课专业教室。同一堂课男女生要分开来上,教缝纫的是一位戴着厚眼镜、近视得很厉害的女老师,看来就是个天生的裁缝。

楼上有自然科教室,专任的老师是陈炳杰先生,整天就在教室后面的专业工作室里,很少在校园其他的地方见到他。自然课是一桌六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老师严禁我们把凳脚翘起来,说谁这样谁就是尖屁股。陈老师会带我们去六张犁采集植物作标本。听了陈老师的讲解,方知各种的野花野草原来都不简单。陈老师也会在专业的教室里做实验给我们看,比如说氢分子与氧分子结合了如何变成水,又让我们可以从玻璃管里看得到白白的二氧化碳。有一阵他还在自然科教室外面经营了一个小小动物园,都是小朋友捐的动物,无非乌龟青蛙松鼠猕猴穿山甲小白兔之类。在那个年代,青田街的大树上都会出现野猴,这样的动物园不久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二楼边上还有音乐教室,史惟亮老师教过我们音乐,他的脾气非常好,跟之前的官有谋老师的坏脾气完全不同。以后我读附中,方知校歌是史老师的创作,又在纪刚的《滚滚辽河》中,读到了史惟亮老师在东北抗日的事迹,之后我们又在“国立艺专”同事,真的是人生如梦。

音乐教室旁边是美术教室,里面有许多的石膏模型、蜡果、画架、画册,等等。名雕塑家李再钤、名画家何肇衢,都教过我们美术。我跟李老师在小学时便有来往,中午常常去找他,他总是很有耐性地听着我们的童言童语。何肇衢老师一生无论搬了几次家,都住在听得到北师附小上下课钟声的地方。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就去看那些楼房怎么样了,因为有的是他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建的。到发现依然完好无事,便放心地回家,但这已经是在他退休的二十多年之后了,他跟我说起此事,我想到的就是他一定非常细心而廉洁。去年他在新竹开画展,我跟当年教我们自然科的另一位连炳南老师,约在附小见面,开车带着连老师一起去看何老师的画展。

连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一回月考,我看着试题,什么都答不出来,又不好马上交卷,抬头一看,监考的连老师望着窗外发呆,我就顺手把连老师画在试卷上,还配了背景。也许是把他画得不太好,反正连老师生气了,给了我个零分,后座的女生刘蕙如,第二天就带了个咸鸭蛋给我吃。五十年后,又跟连老师一起看他当年的同事兼老友何老师的画展,一边回想儿时种种,一边享受着这样的人生奇缘。

后来担任过“教育部”次长跟大学校长的陈梅生老师教过我们算数,他是这一所小学少有的江浙口音,陈老师的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却也说得一口福州腔国语。陈老师特别有小孩缘,一上台就说说笑笑,全场气氛被他炒得火热。

在陈老师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升完旗他上台讲话,特别嘱咐我们,以后做作文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此事?陈老师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务,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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