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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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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排队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放学后再也不可以自己逛回去，而要改成排路队。所有的小朋友到大操场集合降旗，然后依每个人的路线排成好几路路队。绝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住在和平东路，长长的队伍随着护导老师带领着，就那么样地一个个进入了巷弄门户，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排路队的时候，回到家的时间一定比较晚，路上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常常跟在牛车的后面，一有机会，就偷偷地把自己吊在车后，让牛拖着我们走。孩子们看着拉车的水牛或是黄牛，边走边拉，牛屎好大，一坨怕不有十来斤吧？过年放鞭炮，可以插个大龙炮在牛屎上，用一小截有火头的香，做成定时炸弹，几个顽童赶紧躲到别处偷看，砰然一响，牛屎四射到两旁的墙上门上，小孩子开心得不得了。要是牛屎炸到了路人，听他们一路大骂，我们却最有成就感，偷笑得要命。牛要是撒尿，我们便一直专心地跟着盯着，看看它尿得有多久。牛尿起来很了不得，一路走一路尿，眼看尿痕在地面上弯弯曲曲没完没了，到它老人家终于尿得越来越细终至于滴滴答答最后不见，我们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路还可以见识得更多，冰店都是当场制冰的，一条好长的轮带就从店里沿着墙一直延伸到门前，马达一转，好大的一格格各式各样的冰就在里面逐渐形成。枝仔冰、雪糕、冰淇淋等等，从他们开始灌汁水到成为冰品，一步步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可以用上大半小时，近距离地看着铁匠跟他的徒弟，裸着上身，突出他们烈火也似的筋肉，如何的从一块生铁，你一锤我一锤的，配合得比交响乐还要紧密，在鼓风炉上呼啦呼啦、叮叮咚咚，最后打出一把犁头。
弹棉花的店面就是一张大床，谁家的棉被用旧了，就送去重弹。戴着口罩的师傅背着好长的一把弓，用了许多年，呈现出暗暗的枣红，用一个纺锤似的东西，“”地敲着轻吻着棉胎的弓弦，那床原先已经用得紧紧薄薄灰扑扑的棉胎，就随着那一根弦，渐渐松开，发得比白面馒头还要高，然后他们用一枝比钓竿还要长的细竹棍，“咝咝咝”地把一根根线压上了崭新雪白的棉胎，新棉被就这样变出来啦。是不是这样子一床被子就可以用好几代呢？要是现在流行这样的翻新，就再环保不过了。
还有裱褙铺，师傅调出不同稠度的糨糊，用在不同步骤的纸上。看他们如何地把一张画先反过来，覆盖在那张大大的、光可鉴人的红漆桌上，桌子几乎占了整间店面，看他们再覆上薄薄的一张棉纸，然后温温柔柔地只用那软软的雪白的羊毛刷子，轻轻蘸一点点糨糊，就把这一幅字画给粘稳了，然后眼几乎贴着纸，细细地打出气泡，接着轻轻拈起已黏着在棉纸上的字画，往墙上轻轻两头拇指一压，再刷几刷，这一张字画就等着干了再加轴子了。
我当然还要看看那些画，古今名人作品时时可见，并不非常稀罕，现在的裱画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日后对于传统字画兴趣有增无减，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做榻榻米的总是蹲着干活儿，一把宽宽切刀，在厚厚的稻草上只一下子，稻草便齐齐的露出切口，空气里立刻弥漫着草香。师傅手心上绑了个用了许多年的小圆垫子，一把长针吃他一顶，直直穿过草垫，一针一针绕啊绕紧啊紧的，一张榻榻米就出来了。师大旁边的一家榻榻米店老板，工作之余爱喝上两杯，三两个徒弟跟老友们围着桌子吃吃喝喝，他一人就是要把凳子搬上桌，君临天下地喝。
还有卖歌本的，骑楼下一张大白布上堆得满满的歌本，那个男人拉着胡琴，跟他搭档的年轻女人就一首首地歌唱着，大白布上堆积着歌本，旁边围着许多人，捡起一本翻啊翻的，跟着轻轻地和声。
要是口袋里有个三毛五毛，就可以让一只绿色小鸟儿从笼子里跳出来，为我啄一枝签，打开来就可以见凶吉。小鸟重回笼中，主人不忘赏它一粒米。
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做画糖的、当场烧热了红糖汁滚糖串的、在骑楼下租小人书的、补破碗破盘的、现在还见得着的烤红薯的、家家都可以拿碗米来让他们做爆米花的，还有抓到了野兔、穿山甲、野猴等等，就拴在脚跟前等买主的……有了这样的世界，至少有的小孩子就不想再进入校园了，而大部分的小孩子回家太迟，更属理所当然。
只是，在开始排路队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参观或是参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享受了。想来这么多路边的小手艺人，因为再也没有许多高矮胖瘦的小孩子围着傻看，一定大失光彩。
另类成长
渐渐长大，活动的范围也渐渐扩张。水源地是台北人饮水之源，净水厂就在“国防医学院”过去不过两三百公尺的水边，从乌来奔流而下的山泉，会合到碧潭，然后流入新店溪，河水平缓清澈，河边遍布鹅卵石，白花花直到见不着的远处天际。岸上有几处提供竹编躺椅的人家，供应一点简单的零食，买一小包红泥花生，书包也有地方寄存了，躺个半日，闲望白云苍狗，肚子饿了，书包里还有便当，冷了也好吃，吃饱了就逛到台大傅园。那个年头傅园外墙一大排店铺遮挡，十分清幽，在大理石亭子里，陪着傅校长睡个午觉，醒来读读从租书店里租来卧龙生写的《惊鸿一剑震江湖》，神驰幻境，逍遥自在，想想同学们还在教室里和差、鸡兔、大小、公约、公倍地算来算去，觉得人生之于我还是蛮好的。
还可以上六张犁的坟山，路很好走，茅草长得比人还要高，可以扑到巴掌大的绿色大蝗虫，还有亮如黑瓷的夏蝉。有一种蜥蜴，长长的尾巴，背上一条美极了的发得出光的宝蓝，从头到尾。它们静如雕塑、动如闪电，一恍神就在眼前消失。读古书写到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便会联想到从六张犁山上下望的景致，但在今天已是热闹的吴兴街了。
一方方墓碑，新旧杂陈，虽然上面的字数不多，也能读出时代与情感。许多还有白瓷照片，无名有名，一律平等，却都耐玩味。记得见到了白崇禧将军的墓，覆盖在小亭之下，墓碑高大，上面是于右任写的寸草，记下这位民国以来最出色的将军生平，字字写得神完气足，便是在一个初中学生眼中，也十分了得，刚刚见过有的人在拓碑，很想依样拓下。但是多年后再去寻访，却找不着了。
动物园也是个去处，逃学如果有伴，善莫大焉。天地间不是只有我一人忍受不了学校，初中同班一位德姓蒙古子弟，此时此地的体制，锁不住他那该在草原上奔驰飞扬的骨血，我们常常彼此激励，更加逃学。曾经在无人防范的时候，溜到老虎笼后面，把正在休息不想理会我们的老虎惹得发怒，它从铁笼里伸出虎爪，抓碎了我的童军领巾，那方领巾是我非常得意的收藏，保存了好久。
我们爱去碧潭，为了省钱，常搭霸王车，就是在今天的汀州路上，当年是从新店通万华的运煤小火车。木制的直角坐椅，烧煤块喷着白气的火车头，呼呼哧哧地带着没几个人的车厢，直奔新店碧潭。小船三五元便可以租大半天，一人一船，或相撞或并行，或兀自寻幽。碧水数丈回光熠熠，潭面清寂如幻，扁舟一叶任西东，船桨划过，水声清澈如铃。我爱把船轻轻划进刻有“和美”两个大字的石缝，躺下身来静听一波波水打石壁，石壁上波影层层，是船是人是水都在水光里飘动，“春水船如天上过”，我仿佛身悬天际。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真想永远不回家，永远不去学校。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下了课，就曾经跟着另一班的同学杨敦和去对面的天主教圣家堂玩，那时的圣家堂只是竹篱瓦舍，外带一个小小的院子。杨敦和带着我去见一位魏神父，他是外国人，那时我们见到白人一律称外国人。魏神父总要我们背要理问答，我背不了，只得去玩。院子里有现成的高跷足球，玩得很开心。这是跟圣家堂结缘之始，后来他们搬到新生南路，我还是常常去，很喜欢圣家堂里彩色玻璃的长窗，窗外阳光射入，映照着雪白的圣母圣子，我点了圣水，一人独自坐在木椅上，诚心地希望得救，但背不出要理问答，至今也没有成为教友。圣家堂有座小小的图书馆，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本本都翻过。圣经故事也大多是从画册上先读了的。长大之后，失去了初恋的情人，痛不欲生，只得去找了已经年老了的魏神父，他颠颠倒倒地说了一些话，无非多读经而已，我从此便再也不求神助了。但姑妈等等许多堂客后来信了天主教，却大多是透过我这个人的缘分，陆续到天主堂去听经领洗的。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植物园是个好去处。时间有的是，走走就到了，读建中的时候更方便。一弯小运河，水面上有大王莲，听说莲叶上可以载得起一个小孩。边上有间欧式小屋，鱼鳞似斜斜的屋顶，门前一片草坪，躺在那样的草地上，比家里的床可惬意多了。放亮了眼睛，立刻就会发现树上有许多松鼠，到了秋天的时候，只只都圆圆肥肥，拖着一蓬尾巴，在树枝树叶间飞蹿如烟。园里大池荷叶亭亭，间杂着粉红的荷花、翠绿的莲蓬，一股风仿佛有意地忽地里在荷池间任情窜游，蓦然间荷池里枝枝片片朵朵个个此起彼落地活了起来。无处不在的参天巨树遮蔽了烈日，玻璃房里有许多奇花异卉，琳琅夺目，以致中年以后，我还一度想要改行去钻研自然科学，却因无从拿到入学许可而作罢。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抢图书馆的座位，却不去借书读，而是要占位子温习学校教科书里的功课？这种习惯，在我读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后来发展到有人经营读书园，唤作K书中心，不必供应什么书，只要有座位便可，人人K他们自己的教科书，想着早点有个出头天。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读过教科书，大家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我却躲在新公园希腊式建筑或是植物园的中式图书馆里，读借来的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另外如司汤达尔的《红与黑》、杰克伦敦的《海狼跟白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书，篇幅都不算小，却都是在空空旷旷的图书馆里读完的。偶尔也在图书馆做一点学校的作业，大多都是为了补交，再不交就麻烦了。图书馆其实也是个发呆的好地方，常常在那两三处呆坐一下午，不会有冷气，天然的凉风习习而来，令人昏昏欲睡，睡与不睡间的那样的午后，此生似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问我天堂何在？我会说，就在人间，只看是如何的一副心肠。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引子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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