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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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挥舞，一颗少年的心，便被这样的画面、故事感动不已。我问蒋礼贵，你划破了自己的胳臂染了血旗吗？我是多么地崇拜他，希望听到忠义干云的真实故事，而且，就是一位我认得的英雄。

他苦笑了一下，只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我就知道了，未必个个“反共义士”都想来台湾，有的人是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也许是少数，就被分到了志愿来台的这一边，再想归到回家乡的那一边，已经来不及了。我暗自心惊，这跟我了解的故事相差太大了。

蒋礼贵话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把一生事迹都当做英雄故事炫耀的老兵。不问，他就不说，问，他也只有简单地回答。

“血旗？叫我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谁也走不了。轮到了，就照着绑在桌上的刺刀，胳臂肘子对准了，咔嚓一下子，血就滴在白布上了。”

“一个一个地来。”他又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蒋礼贵把他的血旗、血臂章、血符号，全都送给了我。新鲜了几天，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些东西，后来都不知所终。

那个时候大家爱听广播剧，星期天晚上八点的联播节目。在街边，我跟蒋礼贵聊得很入神，却到了广播剧时间，我就说，我们去吃冰吧？在冰店里可以听广播剧。蒋礼贵说他不吃冰，要我自己去吃，他会说你去吃，你去听，我回去了。我在冰店里听完了广播剧，回家的路上，还是会遇到他，他安静而有耐性地等着我，然后我们再聊。

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我也记不清了，他不爱说故事，听我说的时间反而多些，而我对什么题目都有些话可讲，可能也吸引了他，他是一位天地间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汉子。

他就是今天大安公园里当年空军通讯部队的一员士兵，只管在新生南路营区门口站站卫兵，而那个营区却是谁都可以穿越的。“反共义士”后来都当了“国军”，也有先当“国军”然后打败了被俘变成了“共军”然后又打败了被俘就又变回了“国军”，服预官役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记得他的名字叫邓勇。之前，我总是以为他们一定像革命志士一样，如何地围着一张大桌子，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鲜血染在“国旗”上，我也以为，没有任何一个韩战中的共军会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些只有草根树皮可吃的地方。听他说还是有人选择回大陆，很是不解。

我把这样的想法跟他讲了，他想了想，说了我几十年也忘不了的一句话：“小弟，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丢掉大陆，没有天理。”

依然温和地苦笑着，静谧如深夜。

骗子、傻瓜与天使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眼看就到家门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少年走近我，直截了当地问着：

“小弟，有一件事，请你帮个忙，帮个忙，拜托拜托，求求你好不好？”

短短的十一二岁生涯，几乎没有人家求我的经验，有点慌乱。

“小弟，帮帮忙好不好？”

他又说了一次，已经是冬天，眼看天都要黑了。

这家伙住在台南，台南是多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一毛钱都没有了，问我有没有三十块钱借给他。要不他就回不了家，看来很严重。

这个人现在应该有七十几岁了，我有把握，真要见了面，只要胖瘦不太离谱，依然认得出。他个子比我高，瘦瘦的，有点驼，穿着黄卡其布的衣服，外面一件咖啡色夹克，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孩子身上的衣料，真有点脏。两只长长的手臂，手心总是朝后，甩啊甩的，像人猿，也是太保模样。他双眼微凸，却很有神，讲话有点大舌头，他说他整天都没有吃饭了，现在就是要回家，要我借他一点钱，一回家马上还，会多还些给我。说着说着，他的手便搭上了我的肩，勾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他一直很和善，低声下气地哀求不断，非常可怜。

他的困难可真大，我想要帮他的忙，但是我也一文莫名。

“帮帮忙嘛帮帮忙，拜托啦，求求你好吗？”

他的嘴巴有点翘翘的，显得特别可怜。看来我是他最后的希望。

我也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我只好跟他讲，我没有钱，一毛都没有。

“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帮帮忙，借一借嘛。我求你。”

就那么简单，我就带着他，找人去借钱。

我们去找蒋礼贵，蒋礼贵没钱。然后去找蒋礼贵的朋友，是营区里管吹号的，跟我也蛮熟，他也没钱可借。

天慢慢黑下来。

一路上他跟我说了许多话，他家好像蛮有钱的，因为他说下一次来台北一定要请我吃西餐。我只想早点解决他的问题，让我也好回家，西餐？什么是西餐？第一次吃西餐，是在当时的十几年之后了。他还批评我的上下行头，说我穿得怎么那么土？回到台南之后，会寄一条牛仔裤给我，好像很想照顾我的样子。而牛仔裤之于我，只有在西部片里跟偶尔遇到个把美国人才见得到。他说他的钱是打弹子输掉的，我从来也没有打过弹子，不知道打那个玩意儿还有输赢，我的确是土了点儿。

之后我们又一起去找一位同学，住在温州街底。我们到了，他说他在外面等一等，我就去敲门，结果他不在家，去补习了，我出来跟他说没有，他要我跟他爸爸讲讲看，我不敢。

我越来越觉得，除非把问题解决，否则无法分手。他又老是勾着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新生南路边的柳树下，背着圣家堂，望着瑠公圳发呆，怎么办呢？我还想，要是我忽然逃走，他也许会追上来，然后又是哀求。

忽然之间我灵机一动，跟他说，我们去圣家堂试试。

圣家堂没有今天这么堂皇漂亮，却也整整齐齐，面对着大马路，在弥撒圣堂左侧，就是本堂神父的办公室。本堂神父的中国姓是艾，胖胖的，肚子很大，到了圣诞夜，自然是由他来主持弥撒，仪式之后，他要讲讲话，他讲个两三句就要踮踮脚，两只手放在大大肚子上，讲的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我常常逃学到此，在堂里附设的小图书室读他们的书，艾神父要是看见我，总是会笑一下，好像识破了我的顽皮，又放纵我。

姑且试试，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这个台南来的家伙就坐在院子里台阶上等我，面对着已经黑了下来的夜色。天气蛮凉的，他还有点感冒，到了晚上，居然一下子一下子抽起鼻涕来。

我实在很为他担心，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也许只有神父肯帮忙了吧？我敲了敲玻璃门进去。他们是为天主来照顾大家的，我想。他已经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天气又冷，而且他还病了，只要能帮他回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一到家就会把钱寄还神父，我保证！我已经找过别人借钱想要帮他的忙，但是都没有办法，神父你一定要帮帮忙啊！我说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我絮絮不断地说，艾神父专注地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指了指外面，让他看到那个坐在台阶上那个瘦瘦的背着他的身影，问道要不要把他叫进来？艾神父只抬起身子看了一眼，摇摇头，还是坐了下来，很深很深地看着我，我想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平常就不用功，现在还要来骗他，正想要走开，艾神父却慢慢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三张纸币给我，那个时候百元大钞还没有出现，最大面额的纸币便是十元。

问题解决了，我开心得要命，鞠了个躬，赶忙出来。

他拿到了钱，高兴成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他左算右算，然后跟我说，除去买车票的钱，还多出五块，两块五就可以吃一碗牛肉面，我们去吃一碗吧他说。我说不行，太晚了，我该回家了，你也快回台南吧。但是他非常坚持，甚至求我跟他一起吃这碗面，也就是吃碗面吧，他说。然而我倒也不是客气，回家太晚，姑妈问起，都是麻烦，只好婉拒到底。

“小弟，你连我的姓名都没有问哩。”

他在我从书包里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很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毛豪志”，然后还有台南的地址跟电话，那个年头，有电话的人家都是有钱人。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毛豪志，没有写信或是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向艾神父打听他后来还了钱没，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但是到今天还是很喜欢这个朋友，虽然只有短短的相处。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段少年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料得到人人都会笑我，说我是个傻瓜。我说我还蛮喜欢他的，一定又让人笑说是个大傻瓜。

此刻非常想念艾神父，也没有再度去致谢。只有一次，在圣诞夜，我背着姑妈去望午夜弥撒，就是艾神父主持的，他穿着华丽的法衣，肚子好大，慢慢吞吞的，用十分蹩脚的国语，说着耶稣诞生的启示，讲话中不自觉地，两个脚跟那么一踮一踮，时不时地又把双手交合，放在大大的肚子上，他讲的是什么，当时就没听进心里，然而这样的神采，永远在我心里。

算算岁月，艾神父大概已经蒙天主宠召了吧？一个少年，到他那儿，说起一个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幼稚骗局，但是，他给了他钱，照着这个少年的要求。

这一辈子，只要谁有求于我，不论生熟远近，我都很拙于拒绝，偶尔也为此悔恨，很怕那个看起来像是骗子的人，万一真的有麻烦怎么办？傻得起就傻吧。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任何教派的教友信徒，然而，我相信，既然有“活佛”，那么也该有“活天使”，胖胖的艾神父就是。没有毛豪志，我不会见到天使，莫非真的是神的安排？哈里路亚！

暴徒

建国中学对面，从南海路一直过来，就是农复会、科学馆、“中央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博物馆，再过去就是林业实验所。这样的排列，好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前，虽然这些机构大体依然，风景却有很大的不同。放学时间一到，许多小贩就在门口此起彼落地吆喝着，而对街是一整排小店，卖冰果的跟小吃的占多数，仅次于这两种的营业，便是书店。家家都是很小的违章建筑，那也是个违章建筑到处可见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动荡中，许多人被推到了意外的命运里，起起伏伏，得意失意，全非所料。

书店也不一定都在好好地经营，有的也卖些黄色书刊，虽然当年的尺度拿来跟今天的相比，大概许多人连黄在哪里都看不出。

其中有一家挂着的横匾铁皮招牌跟别家的很不同，一点吸引人的劲道都没有，唤作“文史书店”。白色的底子黑色的字，简单明了。整排书店我家家都去过，这一家却最合我的胃口。无论是课余还是溜课，常常就在这一家小书店里，坐在一个矮竹凳上看书。次数多了，自然跟老板也谈上些话。老板知道了我父亲是谁，居然问我，懂不懂令尊的地质学说？我哪会知道？他却头头是道地把我父亲的“大陆漂移论”中“骤然滑动说”讲了一遍，还比着手势，十分生动。

这就是我们订交的开始。

他叫冯作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略黑，稍驼着肩背，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一口标准的京味儿国语，总是客客气气的。小书店门口平放着一块大门板，上面摆着许多书，本本都跟其他书店明显不同。不太容易在他的书店看到通俗小说，也难得见到什么少年读物，看来都是文史哲类，连现代文学的书籍都比较少，杂志也显得专业精深，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食货杂志之类。冯老板曾经跟我说，他这里不像别的书店，黄色黑色是一定不卖的，这里的客人都是少年，卖这些书，太不厚道，他这么说。

要是哪一本书我读得兴味盈然，眼看天都要黑了，他就说你拿回家去读吧，过几天再拿回来就是，反正一时也卖不出去。

我们也常常谈到一些近代史上的人物跟事件，我当然是一知半解，然而他的谈兴很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台儿庄大捷到徐蚌会战，以及许多金石书画才子名流等小掌故，他都谈得头头是道，尤其出自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

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这会儿没有在上学，我坐在那一张小竹凳上，他就在靠里面角落书桌后面，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来往。有时我拿起一本书要读，他就会跟我说说这本书或是作者的来历背景，简单扼要，却很易懂。比如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钱玄同、顾颉刚、李宗仁、阎锡山、汤恩伯等，连人带事，娓娓道来。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一些过去的，也包括现在还在世的许多人的事迹。他说话其实谈不上生动，但是很诚恳，常常也牵扯到许多其他的题目，有凭有据，论证广泛。讲着讲着，又会从哪儿拿出一本书，或是书里的一张图片给我看，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个小孩，倒像是我的学长。

店里有位女店员，就叫阿秀，很通俗的名字。有一天，我坐在小竹凳上正看着书呢，他忽然问我，马家小少爷，你看阿秀这个人怎么样？我搞不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我要跟阿秀结婚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反应。那个时候他跟我讲，阿秀是刚刚答应了他的，我是头一个知道喜讯的人。他说他一生吃了很多的苦，还是个伤兵，就在你们东北老家打仗的时候受的伤。现在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

我听了，只好奇他受了什么伤？看来他手脚齐全无疤无痕，他却回答道：“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高中上的不是建中，再也没有机会天天出入南海路，但我们偶尔还有联系，我知道他后来在国语日报工作，有的时候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他编的书，几乎无所不包。大多是大部头的作品，如西洋全史、中国历代古史、中西哲学史、艺术史之类，有的还在我现在的书架上。

年少轻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也写了一本仿李费蒙（也就是名漫画家牛哥）作品的间谍小说，不知该说中篇还是长篇，也没敢给任何人看，却偷偷地写了封信给冯作民先生，附上了那一摞稿子。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