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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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继母不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就是跟他讲他也记不得。但是他忽然之间饿了，很饿很饿，一定是饿到不行了，他只好自己到厨房来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只一个馒头也好，却一无所获。他找到了米，就把米放在锅子里，把锅子放在炉子上，试着打打火，居然点着了，他就等着吃饭，一两碗饭也好。

继母没有多久回家了，发现电锅在火炉上已经烧得变了形，里面的米也成了焦炭，父亲就是这样地煮饭。

我听到妹妹跟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其实他会不会烧开水，到今天我还怀疑。那一代的人，像这样的还有，只是多半会有一个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女人，父亲却没有。只好靠女佣，然后靠姑妈，还有就是去几位老友的家，老光棍，没有人会拒绝他，他什么饭菜也不会做，也没饿过啊。

父亲要是想换衣服，就自己闻一闻领口，有汗味，就换，否则就不换，他不记得穿了几天。我也常常应命代他闻。他记不得吃了几碗，我要注意，他随时问起都要能答得出，这样才能决定是否要为他添饭。他记不得路，不仅马路他记不得，连大一点的建筑，在里面多转了两圈，他就找不到来时路了。

有一次在台大医院里面走失，继母惦记着家里的孩子，没等他出现就回家了，可以想见我父亲的凄惶，后来有人认出他来，雇车把他送回了家。

继母不是个聪明的女人，够聪明怎么会嫁给他？还老远地从日本嫁过来？她有了自己生的三个孩子之后，父亲在家里就边缘化了，继母哪里再挪得出工夫来侍候他？

有一次我们为他过生日，也是我唯一一次为父亲过生日，因为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年相处无间。我请全家到外面吃了一顿，他吃得好高兴，连连说了好几次：

“好久没有吃到有味道的东西了！”

简直就是重新发现了味觉也似。

我们婚后每个周末都回父亲那儿吃一餐，我内人也帮着做饭做菜。那一阵子父亲好开心，日子一到，一早就盼着我们。他的朋友少到快没有了，死去的不少，老去的更多，我就成了他勉强可以对话的对象，仅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到得迟些，会发现他已经站在大门口等着哪，他甚至会走到巷口张望。我们带着刚生下没多久的老大，他看来看去，只说好可爱，却无法跟娃娃沟通，我想，要他去爱他新得到的孩子，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吧？中年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渐渐地周末聚首常常取消，父亲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该去忙你们的。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不想麻烦别人。自然也有许多事由不得他，非得让别人出面解决不可，如他第一次的婚姻，还有如我在少年反抗的时代中之种种问题。

忽然之间，政府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退休政策，公教人员年满七十岁，都要强迫退休。

那是台湾首度有了所谓退休制度。父亲的经济状况，顿时陷入绝境，那时根本还没有八成薪，一笔几十万的钱把许多老教授打发走，一刀两断，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无牵无挂、清洁溜溜。

那一代的大学教授不会像今天的教授一样，能为自己的人权利益奋力争取又呐喊呼叫。要老一辈的教授为别人说话，大概都要比一般人勇敢得多，为自己，就开不出口了。比如优良教师还要自己填表申请，他们就死也做不出来。大部分的教授咬紧牙关过日子，尽管还是气愤不平。然而父亲的问题比大多数退休的教授要吃紧得更多，他还有一家好几口要养，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生产力。那些经天纬地的大知识，一个钱也换不到。他是一个一生赚不到一文外快的人，他连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了。

不知道他是否真地感受到贫困的难堪，在他的那一代，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中，许多学者也就如他一样，不事生产，只拿几个死钱，但太太却从不让孩子少吃一餐，又从不强要男人想法子，多拿些钱来。父亲还是没有这样的太太，何况一个外籍女子，她在社会中总是有更多的不便。半路出现的继母，怎么会了解父亲跟他们经验的时代？怎么可能像许多老教授的夫人一样，把身边的老家伙看得非常宝贵？她在无奈之际，只有跟父亲要钱，几乎是她在这个天地里唯一可以要求的对象。一生只跟化石打交道的父亲，又如何变得出钱来？他再也不能像从前单身的时候，到任何一家老友府上一坐，都是最受欢迎的客人，吃饱了说不定还可以在人家那儿睡上一小觉。现在，他哪儿也不能去，家里还有大小四口人哪！

我想父亲是百般地忍耐着，硬挺着不向我要钱，他很难说出口。然而终于还是在继母要求之下，要我们帮他付小孩子的学费，还是私立的。以前我们的学费，他可以不闻不问，现在行不通了。我送钱过去的时候，他把弟弟叫到我跟前，要他鞠躬道谢，小孩子懂什么？某些地方，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不会从孩子的立场看问题。而我们的人生刚刚起步，房贷压得也快透不过气来，但父亲又能向谁开口呢？我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要是他多挺三四年，老境必然会好些，我总是这样想。

那天清早，大概才六点刚过，门铃就响了，居然是父亲。他怕晚了找不到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常在家。父亲开门见山就说起他有个可以去欧洲开的学术会议，机票跟一点零花钱那边会给，但是“腰里还是空的”。我马上依他说出的数目给了他，看得出他非常体谅，能少要就少要。

那一次回来他还给我买了瓶白兰地，这是我一生接受他给我唯一的一个有形礼物。然而让我更伤心的是，他说他遭了扒手，我孝敬的那一份儿全没了，他还是给我买了瓶酒。那个偷了父亲钱的人，无论是谁，我要咒他一世！

我算了算，扣除这一瓶酒，这一趟，他几乎没花半文钱。我想跟他说，爸，酒，我家里有。但心里难受，一个字也说不出。

走投无路

父亲是个很不会打算的人，从来没有忧患意识。也许当年反对他结婚的人当中，也有想到万一有什么经济上的变化，他的家庭生活就会成为问题。后来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中研院”长科会的补助一下子就没了，那是比台大的薪资还要高的一笔收入，然后就是无预警的忽然强迫退休，加上继母一文钱都不给他，父亲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想到过会有这一天。

我们家难得的家族树

三十多年前的全家福

孩子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翻阅世界名人摄影画册

家里又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孩子，看来继母也是个没打算的人。她居然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绝不能靠她的老公为她设想的。要不是杨家骆先生的夫人一再地劝她结扎，恐怕孩子会更多。

很快，父亲变成了生活在妻子儿女当中的单身汉，一个人睡在书房里，生活也没有什么人照料。父亲慢慢地消瘦下去。难得我回家看看他，天南地北地谈几句话，他的心情就舒展些。

那天回去看他，只见他的左手腕淤青发黑了好大一片，方知他在街上摔了一跤。我看着父亲瘦成一根细棍也似的手腕，还有鸡爪也似的手掌，心口像是让人打了一记闷拳。

那一天是我去请父亲到我们的新居吃顿饭的，我们刚刚买了房子，二手的，虽然还有很多钱要陆续地付，有了房子也很好，总该请父亲来看看吧？

父亲招呼我坐下，拿出一份稿子，英文打字的，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说是他最近的研究，他明早要去找台大校长阎振兴，看看能不能要到一点钱出版。我问要多少钱，一听勉强还可以，我就说爸我给你出吧。就把论文带回了家，准备找人印出几百份来。其实，我推测，台大校长根本也帮不上这个忙。

没几天把父亲接到家里来吃晚餐，特别准备了火锅，又有许多肉片，他一向爱吃肉，就好好地吃一顿吧，爱吃多少都行，走顺了可以常来啊我想。就像从前您常常睡在老友家一样，也在儿子家睡睡吧，明天再把您给送回去就是了。

遗憾的是，父亲从头到尾，只喝了半碗汤，那也是他到我们家做客唯一的一次。

“您怎么就吃那么一点儿呢，爸？”

“没事儿，年纪大了，吃得少，养分够了就行了。”父亲总是说养分而非营养，他说话的气力都细弱了许多。

我第二天就安排父亲到台大医院检查，当场就查出父亲的胃已经有了一大片黑影，医生把好大的一张片子给我看，简单解说了几句，然后抬头露出冷峻的眼光，严厉地质问：“怎么这样了才带爸爸来？”

父亲也听到了医生说的话，脸上掠过一阵红晕，毕竟是生死大事，再洒脱，依然受到冲击。

一周之后，正式的检验结果报告出来，我们没有遇到上苍格外的恩宠。一阵匆忙之后，当时的外科名医魏达成先生为父亲动手术，魏医师的父亲魏火曜，前台大医院院长，也是父亲早年便熟识的好友。

预定九点推进开刀房，我下了当时在中广主持的“早晨的公园”节目，刚刚八点多，便赶到医院，却在走廊上遇到正被护士推向开刀房的父亲，他已经给麻醉得迷迷糊糊了。要是我没有赶到，父亲身边就一个亲人也没有。继母是后来才到的，家里几个孩子，要她怎么早来？何况她动作从来就不利落。

在开刀房外等了好几个小时，不免想到：要是父亲在手术台上怎么样了，而我又再晚一点点，岂不就此天人永隔？

手术很成功，魏医师给我看那一块割下来的胃，比巴掌还大，我想应该根除了吧？魏大夫告诉我，根除已经不可能，以后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吃，我无言以对。

原先他要印的稿子还来不及处理，我把稿子先送去给父亲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已经当了教授的人看一看，也顺便问问有人可以为我印吗？结果得到了个很荒谬的答案：这是父亲早就发表过的论文。

毫无疑问的，我想父亲已经开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父亲自己是不会知道的，继母也无从知道，只见他一天到晚睡睡睡的，有些烦。三个孩子已经够她烦的，经济问题渐渐无法承担，而她连一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想来也很苦。父亲不知道怎么搞的，极端害怕台大会把他从这个屋子里赶出去。就我所知，当年曾经向日本的足立教授价购了此屋，他们的屋子都是买的，姑丈姑妈的房子也是买的，产权完整，否则不可能自行卖给了陈果夫。但是后来，他自以为做了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把整个院落都送给了公家，理由并不是以为马上就可以“反攻大陆”回家乡。记得那个时候我已读高小了，那一天，他从台大回家，非常得意地跟全家宣布，从此以后，用不着付税了，房子照住，坏了他们还会来修，他得意得要命，还会哈哈大笑，在那一刻，看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他聪明。

日本太太再也不是战前日本女子的风格，会永远对她的男人毕恭毕敬，侍候得周周到到，这对父亲是一个意外。前所未有的强制退休，经济压力忽然沉重，又是个意外。在七十岁上下一连得了三个孩子，证实他的身体不错，他相信自己能得百龄之寿，身边的人都觉得不会太离谱，而却以八十岁过世，也是个意外。一连几个负面的意外，就要了我老爸的老命。只有一个意外，就是他自己没感觉到的：老年痴呆症。

有一天，一位白发的老学生把他送回了家。他出门买豆腐，那是他每天例行要做的事，早餐有块热豆腐，酱油加点儿葱花儿，是他莫大的享受。离家只有最多十分钟步行的路程，他却七转八转不知道转到了哪儿去了。马路上一个茫茫然的老人，居然让他的老学生发现了，那不是老师吗？他上前打招呼，父亲却很不好意思地慢慢儿问他：“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不久之后，父亲已经禁不住大小便，继母在照应孩子精疲力尽之余，还要为他收拾床褥，自然对他有许多焦躁与埋怨。有一天，我只是想回去看看他，没想到只见他苍白着面孔，一脸密密的皱纹，笑起来都透着酸楚，我这才知道他已经几乎无法进食，他还说他没事，故意站起来转了两圈，举了举手，要我相信他依然硬朗，他是怕我操心。我当场就说爸我们走吧，爸，让我带你去医院吧！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未解的公案

到了台大医院，先挂了急诊，再找一个角落，安顿在担架床上。买了几包卫生纸当枕头，我们俩等了一天一夜。急诊室里病患川流不息，大呼小叫，人影幢幢，脚步杂沓，我们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人脉，怎么办呢？

我只得又去麻烦魏达成教授。第二天，得到了一个三等病房的床位。我说爸先将就着吧，再慢慢想法子。

“不要紧，病一样看。”

此时他的假牙已经快装不上了，嘴巴老是瘪瘪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医学很进步了，从前的好些病，治不好的，现在都治得好了。”他咽了咽口水：

“人总是要死的，那总得要有个治不好的病。”

这两句话倒很科学，讲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在许多床位一个个排开的三等病房，至少在当时，护理照顾真不怎么样，要是病人尿了床，挨骂的就是我，害得我老是爱问，爸你要尿吗你要尿吗？就这么着，父亲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我有点不平，这个医院在光复之初，是他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过来的，军队占据并且拆走了一切的设备，是他跟陈仪要了回来的。大家都忘光了的事情，我却这么小心眼儿地念着。

终于打了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也是多年来很有名的一位科学记者吕一铭先生，他从前就访问过父亲好几次，对父亲十分敬佩。吕一铭的反应真快，第二天联合报第三版好大的一个边栏，报道了父亲病重的消息。那天一大早，齐邦媛姐姐打了个电话来，她本来想要东北同乡帮帮忙，别让父亲落得太不好看，好在齐邦媛很担心的那种让人写得可怜不见儿的事情没出现，吕兄很有分寸，赵玉明总编也特意突出学者有没有受到照应的问题，穷之一字着墨很少。

事情急转直“上”，才上午七点多，“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来看他，他们原是老友，还以日语交谈了几句话。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换到了头等病房，下午两点，经国先生就来探问了。严家淦先生是他的老友，在福建就很熟了。孙运璇先生是刚刚光复就相交的朋友，在刚接收电力公司时，就有过专业上的合作。眼见父亲如此境况，他频频拭泪，还把一个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诚意可感。考试院长刘季洪，是在大后方重庆就相交的老友，在病床前不言不语地坐了十几分钟。还有一天，居然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表姐马雪萍跟表姐夫张凤报。他们早年来台，找到了父亲，父亲也没帮上什么忙，还要他们“回去”好了，他们没照父亲的意思回去，但既然父亲觉得他们是麻烦，就再也不来看他。然而此刻长我二十几岁的表姐，完全放下她的工作，没日没夜地陪着父亲，当一个业余的助理护士。许多当年父亲担任流亡的东北中学的来台学生，也来看他，年纪也都不小了，个个操着一口乡音。日本东北帝大也派了四位代表亲自到台北问候，他们都没有见过父亲，但以做父亲的校友为荣。还有许多陌生人也来探望，又有许多送草药的，还有一位艺术家想为父亲做个头像。

父亲一下子爆红了起来，在重病的病床上。我总记得孙运璇先生在病床前对父亲说了好几次的一句话：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