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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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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样的言语常常也是客套，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在罗宗洛的日记中，却发现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不对盘的时候，许多问题总是交给父亲去跟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甚至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宗洛要去见陈仪的话，几无例外的，也一定邀父亲同行。
在台北帝大时代，台湾本地人常常遭受歧视，师生皆然。国民政府终于接收了台大，大部分本地师生都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师生，甚至不惜降低师生平均水准。然而罗宗洛、马廷英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一个大学的水准要许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他们反而主张把优秀的日本教授留下来，继续借重，这个想法连陈仪都不同意，台籍师生更是鼓噪不已。一阵僵持之后，几位接收大员干脆宣布，谁再闹就处分谁！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才真正地维持了当年台大的水准，没有使得台大成为二等大学。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父亲任教的地质系，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地质系的红砖大楼在台大的外面？中间还隔了一条舟山路？当时并不明白，舟山路其实就是台大的，舟山路过去一直到山边，包括科大在内，都是台大的校园地产。早年台大沿着罗斯福路靠墙都是小吃店跟书店文具店，从外面根本望不见有名的傅园。地质系旁边，就是林业实验所，拥有大片的实验农场与各种树林。我当时以为被推到学校之外的地质系，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大树成林，高耸入云，那个地质系，除非特意要找，否则不容易发现。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他却应邀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谁要是问起名胜古迹，他一概不知。停留的时间再久，也只记得他暂住处所到图书馆跟博物馆的那一两条街。他要是必须像小学生一样地写一篇游记，保证得大丙。与父亲常来往的朋友，无非是前面五巷的数学系沈璇教授、工学院的陆志鸿教授、文学院的沈刚伯教授，还有三巷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后面巷子的师大历史系陈致平教授、英语系沈亦珍教授，和平东路大街边有水利专家金城教授，住在和平东路一百三十八巷其实就在董作宾教授住家旁的地质系的林朝棨教授，对面温州街泰顺街有农学院的王益滔教授、于景让教授、张研田教授，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还有师大数学系的范传波教授、岳长奎教授。路远一点，如新生北路的田曦将军、“立委”齐世英先生等府上，他也一律安步当车走了去。记得佛学跟碑学造诣都很高的李杏邨教授，也常是家里的座上客。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这个没出息的晚辈没资格一旁陪坐，否则今天的我也许会略有不同吧？平生父亲为我引见长辈，只有一次经验。场面上有于斌主教，我见到许多人半跪一下子去吻他的权戒，很是新鲜。父亲就把我带到面前行了个礼，如此而已。时间，地点，我全不记得。
小时候从铁柜里乱翻乱翻翻出一些账本，单位都是银元、白米或是黄金，后来想想，明白那时的政局混沌兵荒马乱，经济已经崩溃，接收过程许多钱来钱往的问题只好以银元、白米、黄金计算。父亲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很好奇。可惜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把钱用得如何。
他的学生说过，有一次，学校该发笔不知道是薪资还是什么的钱给大家，经手人就是父亲。然而那一张“国库支票”居然不见踪影，眼看日子就要到了，管事的遍寻不着，研究室就差没有拆卸掉而已。后来有人说会不会马先生把支票带回家了？两三个人便立即到家里来翻找，一本本书都一页页检查，因为他有过前科，他不止一次把付给他的支票夹在书里，过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最后当然成了废纸。这一回，翻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用过的书，也无头绪。忽然有个助教灵机一动，把父亲书桌边的垃圾桶一倒，那张“国库支票”马上出现了！
那么，在具备了用人用钱的权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受人摆弄而上当呢？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自请问父亲，倒是有一件小时亲眼见到的场景，也许可以据此有点了解。
应当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尚未陷入长年的贫困，客人川流不息。但是这一天却很清静，父亲只穿了短裤跟汗衫，跟一位常常来我们家的同乡说话，我们小孩子各自去干各自的。
当时常常招待客人喝咖啡，由在家里帮忙的一位女佣，名唤“三妹”，用一只铝壶烹煮。
就在这么样安安静静的气氛中，忽然之间听到三妹大喊：
“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那只大狼狗Lady 也跟着“轰轰轰”地乱吠，我们小孩子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客厅里父亲跟那位常来的客人打起来了，客人当然是非常熟的朋友，否则不可能只穿着短裤汗衫就接待他。我只见到这一位东北大爷想往外跑，却又怕给狗咬到，皮鞋也只是套住而已，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份也许是他们讨论的什么文件，指点着在玄关的父亲说：
“好啊你动手打人！马教授你动手打人！咱们报上见！明天就让你上《纽司》！”
《纽司》是当时的一份周刊，常常报道些内幕消息，当然不能跟今天的相比，却也十分畅销。
父亲在玄关里一个劲地陪礼，连连作拱，一迭声地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父亲大腿上还有一点血痕，应当是擦伤。
父亲又连连地说：
“不喝咖啡不喝咖啡，没关系没关系，喝茶喝茶请喝茶，对不起对不起！”依然作拱不已。
这位乡长看看父亲好像还真的有诚意吧？总之他说：
“好，我就喝咖啡，要我喝，我就喝！”
这一场打闹就此落幕。从三妹那儿听说，父亲在咖啡端上来的时候，请客人用咖啡，客人只说我不喝咖啡，父亲登时勃然大怒，抓住老乡的衣领，凶巴巴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不觉就照头一拳揍了上去，接着两人一阵乱打，父亲人高马大，真要来，我看那位乡长不是对手，他老人家当年在日本学过剑道的哩！只是人家不喝咖啡就要挨揍，这一家定的规矩也太严格古怪了些。
很可能是在什么事情上，父亲吃了哑巴亏。他无钱无势，却又负些责任，让人坑了，又抓不到把柄，对面而坐，越看越有气，刚好人家不肯喝咖啡，气头上胡乱揪住这个理由，就打了上去。当时，要是那位乡长一开始便喝了咖啡，揍他的理由也许是：
“你干嘛老吐二氧化碳？”然后还是一顿揍。
反正真想给他一顿好揍就是了。父亲急了就动手，我相信。他对母亲动过手，母亲的反应是去验伤提告，在那个年代十分新潮，但一定让父亲更为不满。从他揍我的状况看来，他一定也是着急得走投无路了。
父亲一向豁然大度，名位钱财全不放在心上，这一回，我猜应当是公家账本儿的来往有了问题，而且他最后发现让人坑了。人最生气的就是让最相信的人害到，他穿着那么轻便，当然是无所不谈的老友，于是分外地忍无可忍，我猜。
到了中大在台复校，是不是该请这一位老中大来当未来的校长？有人这么想，当然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主其事者为戴运轨教授，中大真有福气。
父亲过世之前，病榻上跟我说过两件事，有关当年接收台大的：
日本侨民在遣返之前，有许多事情临时才知道：比如说许多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自己该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凡是要回到日本的，允许携带的行李非常有限，于是到处都有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子。很多的图书也出现在街道旁。
父亲一看机不可失，就大肆买书，不限种类，不限哪国文字。他在日本高师的时候，就学过第二外国文德文，英日文当然也难不倒他。书到底买了多少，我算不出，只记得青田街老家无处不是书，成套的大书到单册的小书，有的有插图，有的无插图。我后来对于艺术特别有兴趣，是由于家里有好几套日本的艺术类图书，包括浮世绘、南画、禅画、西洋画、书道全集、陶器、瓷器、版画、自然科学图录、植物图录……我读到的第一本论语是日本出版的彩色插图本，那个时候还不满八岁。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父亲要把他自己的藏书捐给学校，校方请人来清点。当时父亲正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监点”就成了我的事，我也只能管到他的研究室开门关门而已。
点出来的总数有十万册以上。
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谈起小时怎么读那些书的事情，他也很讶异于我居然自己把架上的书拿下来读。其实我读也读不懂，我的不在意读得懂读不懂，是书便爱读，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他说，台湾在二次大战末期，遭到美军很厉害的轰炸，台大也未能幸免，校园里弹痕累累。很多的课，得在露天的场地上。中国内战方酣，民穷财尽，大学要点钱办事很难。但是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书，就忍不住要买，政府不给钱，自己掏钱也要买，很多日本人知道是台湾大学要这些书，也愿意捐，但是他们也非常缺钱，多少也要给一点。那个时候为台大买了大量的书，可以讲大部分的预算都先拿来买书，政府里有人有意见，觉得应该先盖房舍才对，但是他主张先把书买下来再说。政府没有预算，他就自己掏钱。其实，他们当时也相当的穷苦。他宁可让大家先在外面露天上课，图书馆的书一定要准备好才行。
第二件是关于台大医院的事。
父亲病重，非得住院不可，但是当时他早已退休多年，谁也不认得他，他更不认得谁，我们只巴望能让这位退休的穷教授有个床位，便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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