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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究竟为什么:聆听尼采的生存智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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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的义务即是其他人对于我们的权利。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份权利的？通过把我们当做能够立约和回报的存在，通过把我们置于一个与他们平等地位，因而在某些方面信任我们，教育我们，谴责我们和支持我们。
我们履行义务——这也就是说，对于别人给予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表明我们自己的力量，按照他们给予我们的多少做出相应的回报。因此，促使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的是我们的自负；当我们为回报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为其他人做某些事情时，我们是在修复我们的自尊。因为通过为我们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权力范围，而假使我们没有通过履行我们的“义务”对他们有所回报，便也是侵入了他们的权力范围。他们便会在我们的权力范围长驻下去。
其他人的权利只与处于我们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有关，假使他们要求的某种东西我们并不拥有，那么，他们的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确切地说，其他人的权利与他们认为我们力所能及的东西有关，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同时也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东西，两方面都很容易犯下同样的错误。义务感的关键在于，对于我们的权力范围，我们与其他人具有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对其他人做某种承诺，且能去完成这种承诺。
我们的权利乃是我们权力的一部分，其他人不仅承认我们的这种部分权力，且还希望我们永久保存这部分权力。其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出于谨慎、恐惧和小心。或者是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保证他们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认为与我们做对是没有意义甚至是危险的，或者是认为我们的力量的任何减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不再能够在反对另外的敌对力量的战斗中与他们结盟）；其次，他们这样做是为赠予和让渡。这样，这些其他人便拥有足够的权力，故而能自由地处置其中的一部分权力，并向接受者保证他们赠予他们的这部分权力。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假定那使自己如此接受赠予者只有一种微弱的权力感。
权利通常是这样产生的：权利就是权力的被承认和受保证的程度。一旦权力关系发生了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旧的权利便不复存在，新的权利便会应运而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利的不断消失和更新。
假使我们的权力比之以往有所缩小，那些一直保证我们权利的人感觉便会发生变化；他们会考虑是否能够恢复我们过去拥有的全部能力——假如他们认为做不到，就会否认我们的“权利”。相应的，假使我们的权力实际有所增加，那些一直承认我们的权力但现在这种承认已经不再需要的人的感觉也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把它压回到原样，因而对我们横加干涉，且把这种无理的行为冠之以他们的“义务”的美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文字游戏。
在权利得势的地方，权力就维持在一定的状态和水平上，任何减少或增加的企图都将受到抑制。
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摇摇欲坠或即将土崩瓦解，那我们的权利也就会软弱无力。反之，倘使我们的权力变得异常强大，不可一世，我们先前承认的其他人的权利对我们来说便可以不屑一顾。
一个“渴望公正无私”的人每时每刻都需要有种巧妙的平衡技巧：他必须对权力和权利的程度做出估计，而由于人际关系的易变性，这种程度永远不会长时间地处于平衡状态，而常常是处于增长或下降的过程中——因此，保持公正是不容易的，需要长期的实践和良好的意志，更需要特别良好的感觉。
顿 悟
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自己的义务便是他人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互作用，彼此制约。
卷四
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
尼采的超人学说，对于我们打破传统束缚，勇于建立新自由和新价值也有重要作用。在尼采的众多作品中，我最欣赏尼采的一个观点便是超越自己。的确，人假如不能不断超越自我，那么，人的一生将是无聊庸俗的，这样的人生缺乏奋斗的乐趣和收获的满足，是一中存在巨大缺陷的人生。
认识自我
在古老的神学中，针对“信”与“知”的论题——更为准确地说，是有关本能与理性的论题——有过这样的思考：在对事物做出评估时，本能是否要比理性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理性是根据原因——即“为什么”，也就是目的性与功用性来进行评估的，这是个古老的道德论题，最初提出这个论题的是柏拉图本人。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精神就已经被它分裂了。尽管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辩证学者的审美观首次跻身于理性一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嘲讽那些上等雅典人的无能——他将本能之人当作上等人看待，却从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充分的解释，与此同时又隐秘地嘲讽了他自己，从他那些更为高雅的良心与自省中发现自己同样无能与困惑。但他能够劝诫自身，因而也就脱离了本能的束缚！人们必须协助本能与理性获得权利；紧随本能的同时，也要给理性以充足的理由去辅导本能——这就是那位伟大的、高深莫测的嘲讽者原本的欺诈，他通过自己的良心获得对自我欺骗的满足。从本质上说来，在道德的判断中他洞悉了非理性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上，柏拉图是最无辜的，而且他也不像古罗马平民们那般狡猾，他只想全力以赴地——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哲学家耗费过如此伟大的力——证明自我。
从本质上来讲，理性和本能都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善，指向“上帝”。在柏拉图之后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仿佛都是如此——在迄今为止的道德事物中，本能——即或基督徒们所说的“信仰”，又或者像我所说的“群畜”们……都取得了胜利。也许人们要将笛卡儿排除在外，这位非理性之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革命的祖师爷）承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然而他却是肤浅的——理性无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他们不同的货物标牌上，而是在于他们追求不同的货物价值，且对价值量的判断和公认的货物等级的认识也并不一样。那些被认为事实上拥有或占有的事物更多的体现了这一差别。比如女人，在那些节制的人眼里，支配肉体与性享受即是达到满意度的拥有与占有的标志；而对那些以猜忌与贪欲之心渴望占有的人来说，他的标准却是个问号——这不过是这种拥有方式的表象，他更渴望深入的试验。其宗旨是要搞明白：女人跟着他，不是为了委身于他，而是为了他，情愿献出自己所拥有的或似乎喜欢拥有的事物——惟有如此，才能算得上是“被占有”。然而即便如此，第三者的怀疑心和占有欲仍然没有达到极限，他问自己：假如女人真的为自己舍弃了一切，这是否只是女人对自己的幻觉而为。因为他最先想到被人彻底地了解，以使自己完全地被爱；他十分坚信自己的想法，随即就以自己的占有方式全身心地体验这位情人。假如她不再欺骗他，因为他的暴躁与隐性的不满足而从始至终、一如既往地爱他，如同因为他的殷勤、隐忍与精神性而爱他一般。那个人想对一个民族实施占有。在他看来，即使采用更高级的卡格里奥斯特罗与卡蒂利纳的艺术，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正当的。这个人因为更高雅的占有欲而自言自语：“在有意占有的地方，人们不应该撒谎。”——在设想将由自己把假面具附于民族心上时，他变得急不可耐，最终着了魔：“因而在让他人认识我之前，我首先要认识我自己！”
在那些乐善好施的人中，那笨拙的诡计为人们所发觉，几乎早有防备，这诡计首先为自己备下了应给予帮助之人。比如，在实施诡计的需要下，这个人是“值得”帮助的。而他们都会对这些帮助感激不尽——他们因此发明而获得了被需要的东西，如同获得一笔财富的人一般——因为要求财富而成为圆满的乐善好施之人。
如果在施善时遇到他们，殷勤地招待他们，那必然会招致嫉妒。父母们毫无顾忌地将孩子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人——这便是他们的“教育”。事实上，没有哪一位母亲会相信，自己靠孩子积累了一笔财富；也没有哪一位父亲会承认，自己迫使孩子臣服于他的思想与判断中。当然，在古代，父亲掌握着初生婴儿的生杀大权（如同古德意志人那样），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就像这些父亲一般，如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所谓的师长、教士、公侯以及任何一个权势者，在任何新生的人那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新类型的占有机会，这是为什么呢？这同样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顿 悟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的唯一。造成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因素数不胜数，遗传因素、生长环境、后天接受教育的不同，自身天分的差异等等，都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不同。不管自己和别人有何不同，最关键的是要做到一点，那就是认识自我。
人要蜕变得更具智慧
对于我们来说，民主运动并不是政治组织的蜕变形式，而是一种腐朽的、使人变得渺小化的形式，使人变得庸俗而遭遇贬值。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我们的希望呢？朝向新式的哲学家，此外别无其他选择；朝向原始的幽灵们，它们的强大足以树立起与之相抗衡的估价，并颠覆与重估“永恒的价值”；朝先期到达的来使，朝向未来的人，这些人掌握着将千年意志逼上崭新路途的强硬手腕与纽结。对这个人来说，人的未来即是其意志。根据一个人的意志去开导，是开展伟大冒险与全部培育和教育的大胆尝试，借此同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所谓偶然统治——被世人称为“历史”的东西——做一个了断——“最大限度的荒谬”，只不过是它最终的形式。因而，或许在未知的某个时间，我们将急需一种新式的哲学家与发号施令者。
同这些新生力量的形象相对比，地球上现存在的、所有隐藏的、恐怖的和友善的幽灵身上所具有的东西，都显得是那么苍白而不值一提。这一领袖形象即近在眼前——请允许我大声说出来：自由的精神们！为了它们的产生，人们既要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条件。灵魂通过擅长的途径和试验，达到如此的高度与暴力程度，以体现这些使命的迫切性。在价值得以重估的情况下，要让一种良心钢化为重锤，施以新压力以让心如铁，这似乎是对责任分量的一种欺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呼唤领袖的必然性是一种可怕的危险，这些事物的力量很有可能外泄或者蜕变、或根本没有形成气候——我们原本担心并感到沮丧的事情就是这些。你们是否也有所察觉，自由的精神们？它们既是高深的思想，又是深沉的乌云雷霆，悄然掠过我们生命的天空。这样明显能见到，猜到和共同感受到的敏感苦痛，世间少有。如此一个别致之人竟会中途变质。只要是生来就具备洞察整体危局之眼的人，当他发现人本身的坠落时，也会和我一样认识到偶然性的巨大力量。一直以来，人的未来就玩着属于自己的游戏——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帝参与的游戏！他意料到了蕴含于“现代观念”中荒唐的、没有丝毫恶意的、轻信的劫难；他一眼就洞悉了自己正受到难以形容的威胁。
在对力与使命的积累和提高的积极状态下，以人为本而给予培养的一切事物，他以他全部良心的知性来窥探，人类为了实现最大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全力以赴。他更为清楚的是：人类，早已经立于高深的决策力和崭新的道路之上。在他最为痛苦的记忆里，最高等的生成是因为习惯，打倒、打沉、打碎了可怜的事物，进而连他自身也变得可怜起来。
人其实早已开始全面退化，直到今天，社会的笨蛋和傻瓜们充当你们的“未来之人”竟是你们最高的理想了！人退化、渺小化到了完全等同群畜动物的地步（或者像他们所形容的那样，成了“自由社会”的人），人蜕变为要求享有平等权的矮小动物，这个兽化过程并非是耸人听闻！只要有这项觉悟的人，相比没有此项觉悟的人来说在更大程度上认识某种憎恶；或许，这恰恰是一项新的使命吧！
顿 悟
社会的发展是往前的，人类的蜕变也应该是更趋于智慧，更为高等，而不应该倒退，所以尼采才大声呐喊：我们要超越于自己的现状，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
追求至高境界
德国，是一个有着众多身手敏捷的学者人士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似乎早已遗忘了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强大的精神。从这一个意义上来看，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就缺乏这两项要素。如今，平庸之人和败类皆洋洋自得，脸上没有丝毫尴尬之色地招摇过市，并且心安理得地自诩为伟人改革家。欧根·杜林之流就属于此类人。他一开口就会显露出其灵魂的渺小，其嫉妒狭隘之心的强大。他一张嘴就泄露了驱使他的元凶：那不是强大热情、慈善为本的精神，而是野心！然而在一名哲学家看来，同以往任何时代相比，这一时代所有的追逐名利更为人所不齿。因为时下是庸才当道的时代，是庸众得意的时代。
关于利己主义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我们经常能从拉罗斯福嘴里听到。我们随处可见他在谈论利己主义，并丝毫不介意，不避讳利己主义降低事物与美德价值的说法！而我的观点却同他截然相反。我要下力气证明，除了利己主义，不会再有别的东西；证明，自身孱弱的人，其爱的力量也将是不堪一击的；证明，首先因为自身的强劲，才会成为最爱人的人；证明，利己主义的表现也包括爱，诸如此类。实际上，不正确的估价是：
1．为受利得益的人，即畜群效力的；
2．包括对生命起源的悲观色彩的怀疑的；
3．试图否定有着美好光明前程之人的；具有畏惧心理的；
4．试图帮助平民获得权利以抗争强者的；
5．试图玷污最为可贵之人的。
我以为，能够认识到在肮脏、下贱的人类阶层之上，有着少数高级的光明的人类存在，这是一种宽慰（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一切卓越的人物都是极为稀少的）。某些属于这一群类的人并不比下层的人看起来更具天分、品德更为高尚、更具英雄气概，更显可爱。而是因为他更显冷酷、更显豁达、更为高瞻远瞩、同时更为特立独行。这类人不惧怕孤独甚至渴求孤寂，他们对孤寂情有独钟，认为这就是幸福、是特权、是生存的必需条件。雷霆万钧、疾风骤雨的生活对他来说，就如同有着融融暖意、雨露滋润的生活一般，仿佛自己生活在一片来自上层的祥和氛围内；假如要运动，则是永恒地自上而下的运动。向往上层并非我的作为——尽管我们没有英雄、殉道者、狂热者与天才的冷静、耐心、细腻与从容不迫。
在德国，从古至今就没有产生过文明。但是也有人说，德国存在过伟大的隐士（比如歌德）。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在反对上述观点。不否认，这些隐士的确有着属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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