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究竟为什么:聆听尼采的生存智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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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代的公民的人该是怎样地充满希望，因为他们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会一同致力于杀害他们的时代，并和他们的时代同归于尽——然而，他们宁愿唤醒时代，以求今生能够活下去。

　　可是，就算未来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我们奇特的存在也会激励着我们，指使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法则生活。激励我们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我们恰恰生活在今天，且需要无限的时间才能得以产生，我们除了稍纵即逝的今天之外再无其他，必须就在这个时间内表明我们为何恰恰产生于今天。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必须对自己负责，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自己人生的真正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虚度一生。我们对待它要敢作敢当，敢于冒险，尤其是当我们反正会失去它的时候，更应该放手一搏。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什么要顺从周围人的意见呢？恪守几百里之外人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气了。

　　所谓的东方和西方不过是别人在我们眼前画的几段线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愚弄我们的懦弱之心。年轻的心灵如此自言自语：我要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试验；而此时种种阻碍便会随之而来：两个民族之间偶然地相互仇视和交战，或者两个地区之间横隔着大洋，或者身边有一种数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宗教被倡导着。它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谁也不能为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尽管有无数的工具载你过河，诸如马、半神，但必须以你自己为代价获得它们，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没有人能走。它通往什么地方，你不要问，只管走便是了。“当一个人不清楚他的路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说出这个真理的那个人是谁呢？

　　然而，我们又该怎样找回自己呢？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他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果说兔子有七张皮，那么，人即便脱去了七十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你不再是外壳。”而且，如此这般挖掘自己，用最直接的方式强行降落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做法。此时，他很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以至于无药可医。更何况如果舍弃了我们的本质的一切证据，我们的友谊和敌对，我们的注视和握手，我们的记忆和遗忘，我们的书籍和笔迹，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过，为恶劣举行最重要的审问，还有一个办法。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时至今日你真正爱过什么？什么东西曾让你的灵魂为之振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则，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不妨比较一下这些对象，看一看假如它们互相补充、扩展、超越、神化，它们将如何组成一个阶梯，使你迄今得以朝你自己一步步攀登。因为你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远远的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你的真正的教育家和塑造家向你透露，什么是你的本质的真正的原初意义和主要原料，那是某种不可教育、不可塑造之物，但肯定也是难以被触及、束缚的东西，除了做你的解放者之外，你的教育家再没有其他功效。这是一切塑造的秘诀：它并不出借人造的假肢，蜡制的鼻子，戴眼镜的眼睛——毋宁说，唯有教育的效颦者才会提供这些礼物。而教育则是解放，是扫除一切杂草、废品和企图损害作物嫩芽的害虫；是光和热的施放，是夜雨充满爱意的降临；它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和礼拜，在这里大自然被理解为母性而慈悲的；它又是对大自然的完成，因为它预防了大自然的残酷不仁的爆发，并且化害为利。

　　顿　悟

　　诚如尼采所说，最好的自己并非深藏于你的里面，而是远远的高于你。因此，要做最好的自己并不能只单纯寻找自己的优点，而是要借助外部力量，让自己的优点得以发扬光大，如此才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非凡之人所面临的危险

　　对于生活在一个平凡社会里的非凡之人所面临的一般危险，一位英国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种特异的性格一开始会表现得屈从，进而会抑郁，生病，最后则是死亡。一个雪莱在英国都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出现一批雪莱了。”我们的荷尔德林、克莱斯特等人无不是毁于他们超于常人的智慧，忍受不了所谓德国教育的气候，而唯有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瓦格纳这样岩石般的天性才能站住脚。可是，即便是在他们身上，那满面皱纹也显示了他们曾为之斗争和挣扎过，他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重，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过于粗暴。有一位非常老练的外交官，他和歌德仅仅是在匆忙中有过一面之缘，简短的交流过几句，便对他的朋友说：“这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人！”歌德补充这位外交官的话说：“既然我们所克服的苦难和所从事的工作的痕迹未能在我们的面容上消失殆尽，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努力所剩下的一切都带着这痕迹，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便是歌德。

　　我们的文化市侩们将歌德说成是德国最幸福的人，以此证明一个人即便是置身于他们之中也仍然可以是幸福的——言外之意是说，如果谁置身于他们之中感到不幸和孤独，那是绝不可原谅的。他们由此甚至极其残酷地建立并在实践中解释一个教条：一切孤独中皆包含隐秘的罪恶。

　　可怜的叔本华其内心也有一个隐秘的罪恶，即高估了他自己的哲学而小看了和他同时代的人。他没能从歌德身上吸取教训，他必须替自己的哲学辩护，要不惜一切代价反抗他的同时代人对它的漠视，以挽救它的生存。因为有一种宗教裁判检查，根据歌德判断，德国人在这方面的造诣非常深，它叫做：牢不可破的沉默。参考歌德的做法，至少能做到一点：使他的主要著作最初版本的大部分捣成纸浆。他的壮举将仅仅因为漠视而付诸东流，这一现实的危险让他陷入了可怕的、难以控制的不安，看不见哪怕一个值得重视的追随者。看着他追踪着任何一点表明自己已经出名的迹象，我们不禁感到悲哀。最后，他大声地、过于大声地欢呼，现在真的有人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了，这欢呼几欲令人心碎。正是他身上那些与哲学家的尊严不相称的特征，勾画出了一个为自己最高贵财富担忧的受苦者的面貌。使他痛苦的是，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为数不多的财产，从而不能继续保持他对哲学的那种纯粹的、真正古典的态度。他寻找对他完全信任和同情的人却总是两手空空，最后总是目光忧郁地回到他那条忠实的狗身边。他彻彻底底的是一个隐居者，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来安慰他——而正像在自我和虚无之间一样，此处在有与无之间也隔着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一个人只要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哪怕全世界都和他为敌，他也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孤独。

　　唉，我突然发现，你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孤独。哪里存在着强大的社会、政府、宗教、舆论，简单点来说，哪里存在着专制，统治者便会仇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为个人提供了一个任何专制都不能进入的绝好避难所，一个内在的洞穴，一个心灵的迷宫，而这便激怒了暴君们。孤独者们在那里隐居，可是，那里同样也潜伏着孤独者的最大危险。这些逃到内心中寻找其自由的人也仍然必须在外部世界中生活，因而露其形迹，为人所见。基于出生、居留、教育、偶然性以及他人纠缠，他们身处无数的人际关系中。与此同时，人们假定他们持有无数的意见，只因为它们是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任何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都被理解为赞同，任何一个不干脆否决的手势都会被理解为肯定。这些精神上的孤独者和自由者，他们知道，人们总是将他们看作另有所求，而不是在思想，当他们一心追求真理和真诚之时，误解之网包围着他们，尽管他们内心满怀期望，却并不能驱散笼罩在他们行为上的偏见、牵强附会、假惺惺地让步、沉默寡言、曲解之浓雾。这使他们的额头上布满了愁云，必须过一种虚假的生活，在这样的天性看来真是生不如死，因而郁积的愤怒让他们变得暴躁不安、咄咄逼人。有时候，他们为了他们过分的自虐和被迫的自制而复仇。他们面目狰狞地从洞穴中爬出，说着让世界为之震惊的语言，他们很有可能会毁灭在自己手上。叔本华就是如此生活着的。正是这样的孤独者需要爱，需要那样的同伴，在这些同伴面前，他们可以像在自己面前一样活得自由自在，和这些同伴在一起，他们不再需要伪装自己，不再需要沉默寡言。假如你夺走了这样的同伴，对他来说是极具危险的，亨利希·冯·克莱斯特便毁于这无爱的生活。

　　而对付非凡之人的最歹毒的手段就是将他们深深逼入自我之中，让他们的每一回复出都变得愈加狂暴。毕竟总是存在着一位半神，他承受住了在如此可怕的条件下生活，胜利地生活，假如你们听到了他的孤独之歌，那就请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每个人的自身中都藏匿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而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独特性，他的四周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凡者特有的异样光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如上所述，他们是懒惰的，而在那种独特性上往往系着一副劳苦和重任的锁链，毫无疑问，对于戴着这副锁链的非凡之人来说，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全部，包括快乐、轻松、名声等等。

　　孤独的命运是周围人馈赠给他的礼物，无论他想在哪里生活，那里立刻就会出现荒漠和洞穴。现在他必须留神，切勿因此而屈服，因此而变得愁眉苦脸，意气消沉。为此他不妨在自己周围摆上勇敢卓绝的战士们的肖像，叔本华便是其中之一。

　　顿　悟

　　非凡之人因为其与众不同的思维、与众不同的观点，因此常常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氛围格格不入，以至于大多数非凡之人最后成了孤独的巨人。叔本华是，尼采同样也是，举凡非凡之人大抵都会享受孤独。

　　人的灵感和天性

　　谈到对灵感的信仰，艺术家们大都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顿悟就是艺术家眼里所指的灵感。如同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真发射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断地生产着，产品往往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恰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众多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如果不太严格的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那么他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同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所有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知疲倦地发明，而且同样不知疲倦地抛弃、审查、修正和整理。

　　艺术上的天才很愿意给人快乐，但假如他站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很容易导致曲高和寡。他端出佳肴请人品尝，可是没人理会。这有时会使他产生可笑的伤感的激动，因为他根本无权强迫别人快乐。他奏响了乐器，却没有人愿意跳舞：这会是悲剧吗？——或许是吧，但作为对这种缺憾的补偿，比起别人在所有其他种类的活动中所体会到的快乐，他毕竟在创造中有更多的快乐。大家觉得他的痛苦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他的呐喊声太响，他太能说会道了。有时他的痛苦确实很大，但那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和嫉妒心太重导致。像开普勒、斯宾诺莎这样的科学天才通常不会这样急于求成，对于自己承受的痛苦也不会如此大肆张扬。他可以有相当把握指望后世，舍弃现在。但如果一位艺术家也这样做，那么他自始至终都是在演一出绝望的戏，演出时不能流露出伤心至极的神情。在极为稀少的场合——当一个人集技能、知识天才和道德天才于一身之时——除了以上痛苦之外，还要增添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可以被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的认识相连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非常小）。然后，我们又通过什么手段来确定它的真实性呢？一切谈论自己这种感觉的人岂非几乎都让人生疑吗？

　　任何一种伟大的现象都会发生变质，在艺术领域里更是如此。伟人的榜样激起天性虚荣的人们作表面的模仿和竞赛。此外，一切伟大的天才还有一种厄运，便是窒息了许多较弱的力量和萌芽，好像将自己周围的自然弄得荒凉了。一种艺术发展最幸运的情况是，有较多的天才互相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即便是柔弱的天性往往也能得到一些空气和阳光。

　　我们每一个人无不自视甚高，但我们从没有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画出一张拉斐尔式的草图，或是写出一部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质疑时我们自我解嘲说，这种才能乃是异乎寻常的奇迹，是极为罕见的偶然。当然，如果你信仰某种教派，你甚至有可能会说这是天赐的恩惠。所以，我们的虚荣心和自爱心促进了天才迷信：只有当天才被设想得离我们很遥远，他才不会伤人（即使是歌德，这位毫无嫉妒之心的人，不也将莎士比亚称作他的最遥远高空的星辰。在此，不妨回想一下那句诗：“人不会渴慕星星。”）。然而，假如不去理会我们虚荣心的暗示，那么，天才的行为看起来和机械发明师、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战术家的活动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假如我们设想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积极地朝一个方向，始终热烈地注视着自己和别人的内心生活，到处发现素材和灵感，不知疲倦地组合着自己的方法，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一目了然了。天才所做的无非是学着奠基、建筑，时刻寻找着原材料，时刻琢磨着怎样加工。

　　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异常复杂，不单纯只有天才的活动如此，但并没有哪一种活动是横空出世的“奇迹”。——仅仅在艺术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中有天才，仅仅他们有“直觉”，这种信念是因何而产生的呢？（“直觉”似乎成了他们的一副眼镜，拥有神奇魔力的眼镜，借此，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本质”！）显然，人们只有在这种场合下谈论天才：巨大智力的效果对于他们是极为令人不愉快的，让他们无意再嫉妒了。称某人为“神圣”意味着：“在此我们不必竞争。”再者，所有完成的、完满的东西都是令人感到惊奇的，相反，一切正在制作的东西都是遭人小看的。没有人能从艺术家的作品上看出它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的优越之处，因为只要能看到制作过程，人们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完美的表演艺术拒绝对其排演过程的任何考察，而作为当下直接的完美作品产生强烈效果。因此，表演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最先被视为是有天赋的。

　　我们之所以对那些伟大、卓越、多才多识的智者顶礼膜拜，是因为我们肤浅地认为这些才智之士是超人的源泉，具有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