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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20年媒体人生:一问一世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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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过空手道的他甚至萌发了加入黑社会的念头。进入松风工业公司的时候，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别人都在抱怨、罢工，他却专心研制新产品，被同事们孤立了。晚上在宿舍附近的河边，他会唱起《故乡》，想起父母弟妹都在家乡努力工作，就重新鼓起勇气。后来他创立京瓷，经营工业陶瓷，使企业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股”。他把“敬天爱人”当做是商业精神和道德准则，并把17 亿日元的股份赠与一万多名员工，让公司成为员工的保障。1997年他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到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让他最难忘的是脚踏草鞋，沿街托钵化缘的经历。他初次化缘的那天，脚被磨破了，流着血。正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寺院的时候，一位正在公园扫地的大婶走近他，往他的钵里放进了100 日元，然后说：“师父一定很累了吧，路上买个面包吃吧。”稻盛和夫顿时感到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一种无上的幸福感把他包围，泪水难以自禁。他经手的资金何止亿万，但这100 日元所蕴涵的善把他带上了人生的巅峰。
企业家是个有趣的人群，他们天天和钱打交道，但十有八九不承认钱是他们的第一追求，抑或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往往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变得有资格谈点钞票以外的事？ 1917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身无分文从苏格兰来到纽约的福布斯创办了他的杂志，目光盯住了那些在商场上有所作为的人，并把自己的杂志定位为“资本家的工具”。他似乎发现了生意的真谛：“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快乐。”但是从1982年开始，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福布斯开始统计并发布前400名的美国富豪榜，而不是美国快乐榜们，可见人还是热衷于可以量化的标准。几十年来，产业轮替，技术革命一方面造就着新的富翁，一方面也让老面孔被迅速忘记。至于那些跌倒了又爬起来的，自然成为商界英雄。随着排位的上上下下，几家欢喜几家愁，最快乐的倒是《福布斯》杂志本身，特别是当广告纷至沓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开始真的享受起生活来，他在法国买城堡，在斐济买小岛，飞热气球，与伊丽莎白· 泰勒约会，收藏复活节珠宝彩蛋，骑哈雷摩托车，但他深知这一切也是为杂志做的最好的宣传。他的快乐有广告商埋单。在《福布斯》杂志总部的大堂里，并排挂着父子的照片：马尔科姆·福布斯穿着皮夹克，骑摩托车，一副西部牛仔的神情；儿子史蒂夫·福克斯西装革履，面带微笑，一派循规蹈矩的气质。与自己的父亲花花公子的作风不同，史蒂夫的乐趣是从政治中寻找到了。他曾两次试图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都在党内竞选中无功而返，每次白白花掉3000 多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让子女们都很不开心。史蒂夫终于买了一条教训：他的快乐必须自己埋单，而他在赢得读者方面比赢得选举更有天赋。对商人而言，没有快乐的生意做不好，可没有生意支撑的快乐也走不远。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你不想赢吗？（4）
《圣经》上说，富人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18 世纪，顺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新教又宣扬合理获取的财富是上帝对善良勤劳者的奖励。人类对于财富的观念真是充满纠结。商场上比的是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但是不论你赚了多少钱，你只能是财富暂时的保管者，企业家最后在乎的还是精神遗产。想明白了这件事，19 世纪美国的工业巨富卡内基与洛克菲勒先后决定捐出大部分财产成立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仅仅捐钱还不够，他同时认为钱应该捐给那些愿意为改变命运而努力的人，所以教育就自然成为他的首选。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声明：“那种以慈善的名义随意捐钱的人比守财奴还要可恶，因为这可能制造新的乞丐。”
当比尔·盖茨决定捐出40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立基金会后，他发现捐钱有时比赚钱还难。他提出了做慈善要允许犯错的主张，甚至每年会拿出百万美元做“试点项目”，买的就是错误和经验。他也不忌讳谈自己走过的弯路。他曾捐巨资改善美国的基础教育，却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标准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而且很难分清政府的职能与公益组织的作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通过基金会下疫苗订单的方式给制药企业提供市场，再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分发接种，从而形成政府－企业－慈善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模式。股神巴菲特认同盖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决定把自己400多亿美元的资产分年度逐渐转交给盖茨基金会。因为他相信，把钱交给盖茨夫妇这样既聪明又有诚意做慈善的人很放心。
2010年9月，盖茨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北京举办“巴比晚宴”，盖茨和巴菲特与五十几位中国的企业慈善家聚首，谈的就是怎样更“聪明”地做慈善。我问盖茨：“过去企业家往往制定遗嘱，在身后捐出财产。你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决定捐献？”盖茨说：“如果你已经死了，怎么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时候组建专业的团队。”巴菲特也相信慈善要趁早，他要在身前就把财产基本捐掉，所以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把他捐的十几亿美金全部花掉，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这下盖茨夫妇立觉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给自己的钱难上加难！”夫妻俩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日常营运。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也不仅体现在捐赠的巨额数字，而更是一种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而非成为它的奴隶，人有机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有者。当我问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他笑着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他们两人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点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盖茨说他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而巴菲特立马就从裤兜里掏出日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言下之意：“孩子们，别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你们还得学着点！”
有时，赢的定义可以很温暖。
真相（1）
2002 年3 月的一天，阳光卫视北京制作中心一位名为君达的纪录片编导接到了上海总部的紧急电话，让她放下手头工作，立刻随《杨澜访谈录》摄制组去美国。去美国？君达一时间还回不过神来。
此时《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即将赶赴美国实地采访拍摄，日程安排很是紧张。因为是出国采访，过境时指不定会遇到什么麻烦，所以栏目组想找一个英语好、出入境方便的编导。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在海外留学多年的君达，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这并非《杨澜访谈录》的首次美国之行，但对首次接触《杨澜访谈录》的君达来说却是一次“富有挑战”的工作之旅。《杨澜访谈录》有一家长期合作的美国纽约本地摄制团队，所以一般去纽约采访，《杨澜访谈录》是不带国内摄影班底的。在摄制组完成了首站纽约的采访后，君达一行就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
因为美方摄制团队是按照一天10 小时计算费用，如果超出10 小时，则按照美国的实际工资来支付费用。而此次去华盛顿坐火车就要十来个小时，如果带着这支纽约摄制队去华盛顿，超过10 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要多出数千美金的昂贵费用。所以，在去华盛顿之前，《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就联系了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的记者，想租用他们的机器拍摄。然而，到了华盛顿之后，君达才发现华盛顿记者站所用的摄影器材是新闻摄影机，和《杨澜访谈录》视频设备采用的PAL 制式无法匹配。在试用机器的时候，又发现这台新闻式摄影机一直无法正确对焦，几经联系寻找，终于在当地的一家中文电视台找到了可以勉强使用的摄影机。
摄影机的问题刚解决，灯光的问题又来了。原来，华盛顿记者站使用的灯光是新闻灯光，其质量标准根本无法达到人物访谈类节目的录制要求。发现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而第二天下午就要开始录制采访。如果现在打电话让美国纽约的摄制队赶来，时间肯定来不及，成本上也不允许。没有办法，当时的君达拿起宾馆里的美国“黄页”（电话簿），逐个打给华盛顿的制作公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租到了价格合适、质量过硬的专业灯光设备。
第二天下午，《杨澜访谈录》一行出现在了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华盛顿办公室。就在杨澜与布热津斯基进行礼节性的寒暄和问候的当口，摄影师和灯光师早已提前将设备调整到位。“布热津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当杨澜的开场白安全响起，一场访谈顺利展开的时候，站在摄影师旁边的编导君达终于吐出了来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口大气。
与放松下来的君达不同，现场有一个人始终与访问者杨澜的思维一起紧绷着，他就是总策划蒋昌建。作为《杨澜访谈录》2002 年大制作“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智囊，此时他手里拿着的是上万字的《布热津斯基访谈策划文本》。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他对布热津斯基的解读更多地来自于其英文原版著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主要从宗教和哲学的视野来分析未来世界的形势；《大棋局》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分析方式。对于和自己同样有着“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布热津斯基，蒋昌建设置了这样的提问：您为何选择进入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系求学？我们发现有关您的资料，大多是关于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的，对您年轻时候谈论得很少，当时是不是您自己决定要考政治系的？在中国，现在孩子们选择大学的专业都要听取父母的意见，您是不是也问了您父亲应该如何选择？
真相（2）
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 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 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于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息”，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
1994 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
就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魔鬼考试之后，26 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 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似的提问下，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这句17 年前被自己引用过的著名诗句，蒋昌建曾经纠结过，比赛前的头一天晚上本不想用这段话，在他看来，其实不讲这段话，结尾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能赢。但是后来征求队友以及老师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要用，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首诗的作者顾城就自杀了。直到今天，蒋昌建还认为“我不该讲这句话，冥冥之中，我不知道，不该讲这句话的”。虽然这次巧合强化了蒋昌建的“纠结”，但在这个“纠结”背后是他对“辩论实质”的探询，相对于外界对于辩论出输赢的观点，他认为“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近真理的线路罢了”。
真相（3）
缘自母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宽容教育，大学时代理想主义的渲染，再经过复旦八年的严谨历练，在接近真理的路上，蒋昌建更趋于谨慎而保守的方向，在这个方向的视野中淡出的是“二元对立”，凸显出来的是“多元融通”，是回复到“人”之个体生命的具象关照，而不是往日对于宏观、抽象和主义的热衷。不同于蒋昌建经受的来自纸上的阅读与讨论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给予杨澜的国际观训练是通过书本加脚底板实现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约翰逊教授告诉杨澜：“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听途说。”为了完成若干个采访作业，在去往一个个“现场”的路上，杨澜接近着那个真实鲜活的美国。
当她带着平视的眼光去观察的时候，发现美国其实和中国一样，并非天堂，非地狱。当她带着平和的态度去和美国国民对话的时候，也收获了探究真相的方式和途径。当纽约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发生以后，杨澜去采访纽约的一位城市安全问题专家，采访完了之后，他告诉杨澜：“你的采访非常好，你真的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带着自己的观点来找我吵架的。”专家的话对于杨澜是个莫大的鼓励，也在无意之中肯定了杨澜正在成熟起来的新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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