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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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子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惟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得肮脏、猥琐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但她设下的圈套使他有苦难说，他的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当她困难的时候把她抛在一边，处处碰壁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录自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载1979年《文学评论》第1期，收《老舍研究资料》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评析祥子的悲剧
　　　　祥子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三部曲：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充满自信与好强；在畸形结合的家庭生活中苦苦挣扎而终归失败；在绝望中扭曲了灵魂而堕落成走兽。祥子是来自乡村的青年劳动者，既有农民的勤苦诚实、沉默单纯，又有农民的结实硬棒。“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用三年的劳苦，凑钱买了一辆新车。但是新车被逃兵裹走，只在荒乱中拉回值得车资三分之一的三匹骆驼。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生活的信心，凭着一股倔劲，早出晚归，招揽着给别人拉包月，想多赚点钱，重新买车，“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他难免带有点小生产者的狭隘，往往与饿疯的野兽一般与同行争生意。但是依然不乏小生产者的质朴，他失手跌断主人的车把，主动要求处罚和辞退；他不愿让女佣拿自己的钱去放债，宁可存在闷葫芦罐儿里面；他同情饥饿衰老的车夫，毫不犹豫地买了十个羊肉馅包子给他。祥子是以农民般的纯洁心灵，心无旁骛地追求拉自己的车这样微末的希望的。但是，黑暗的社会连如此微末的希望也毫不留情，孙侦探洗劫了他的存款。在祥子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偏斜，即促使这个具有农民气质的劳动者加速“市民化”。祥子虽然毫不在意于刘四爷的六十辆车子，但虎妞诳称已有身孕，这位诚实的劳动者便感到自己是一条逃不出她的绝户网的小鱼。他不愿离开车夫同行，他又不能不委屈、羞愧与无可奈何地向刘家父女投降。在虎妞与刘四爷闹翻的时候，他站在虎妞一方，一旦与虎妞成亲，他又感到自己娶了一个会骂他也会帮他的母夜叉。他为花花绿绿的新房、游游逛逛的生活感到闷气和渺茫，感到自己“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独立的人格受了夫妻伦理的损害。祥子毕竟还是祥子，尚未褪尽劳动者的本色，尚未改变“拉自己的车”的人生目标。他无法改变虎妞的生活恶习，但他没有驯顺地服从虎妞给他规划的生活道路：做买卖，或买几辆车吃租金。他依然是个“车迷”，他甚至威胁虎妞：“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虎妞在听到刘四爷盘卖车厂，不明去向的消息之后，终于成全祥子买车自拉的愿望，但祥子不时感到疲乏和生病，虎妞的肉欲已使这个树一般坚壮的身体开始枯萎了。总之，与虎妞的共同生活，使祥子受到相当程度的“市民化”的侵蚀，他已在人格独立、身体健壮和生活方式诸方面，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农民—车夫”的完整性。虎妞的难产而死，是祥子生活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契机。他卸去了精神上的严重束缚，完全有可能在正常、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复活他的劳动者的本色；同时他也卸下了家庭生活的责任，在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又完全可以接受了“市民化”的消极一面，下滑到堕落的深渊。为虎妞送殡，他卖了车，从而失去半个饭碗。小福子是他理想的人，但他无力负担她的老父稚弟的生活，失去了重新建立家庭的资格。生活的无穷无尽的磨难是要索尽灵魂的代价的。他不再想从拉车中获得任何光荣，逐渐沾上烟、酒、赌。他也看破了体面，下贱地接受主人的姨太太的引诱，横蛮地在大街上寻衅打架。那个懂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好人曹先生也无法挽救祥子的生活和灵魂，当他想把祥子和小福子安排在自己家中为佣之时，小福子早已被卖进妓院，并吊死在树林中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祥子的希望、美德和整个灵魂，使之成为“文化城”失了灵魂的走兽，个人主义难能救药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是深刻的，因为它具有人生悲剧、家庭悲剧和心灵悲剧的多重性，其结局的悲剧苦味是浓得化不开的。美国伊文·金（Evan　King）1945年的译本化作祥子与小福子的大团圆，削弱了作品的严峻感。作家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删去小说最后的一章半，虽然给读者以希望的余地，却影响了心灵解剖的深刻性。老舍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这种深刻的创作动机，似乎在《骆驼祥子》的原版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老舍的幽默及其创作的文化视点
　　　　幽默作为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心态，通常正是一种非激情状态，其功能即应有对于激情、冲动的化解。老舍曾被称为“幽默大师”，因此而被捧也因此而被批评。鉴于新文学的严肃、沉重的性质，不妨认为老舍式的幽默出于异秉，尽管这幽默也不免有《笑林广记》的气味。幽默作为一种智慧形态，在专制社会，通常属于民间智慧。北京市民中富含这种智慧。帝辇之下的小民，久阅了世事沧桑，又比之别处（在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国，“帝力”所及，并非无远不能至）承受了更直接的政治威慑。有清一代北京市民中大大发展了的语言与幽默才能，一方面出于对上述生活严峻性的补偿，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也由于历史生活固有的幽默性质。满清王朝的覆没，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大凡一个王朝终结，总要有种种怪现状。清王朝由于极端腐败，更由于其腐败在近代史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更增多了荒唐怪诞。“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那五》）事情就有这么可笑，可笑得一本正经。北京人以其智慧领略了历史生活的讽刺性，又以其幽默才能与语言才能（幽默才能常常正是一种语言才能）解脱历史、生活的沉重感，自娱娱人。幽默也是专制政治下小民惟一可以放心大胆地拥有的财产。老舍不无幸运地承受了这份财产。他的幽默，他的文字间的机趣，的确大半是源自民间的，其表现形态不同于开圆桌会议的大英国民的那一种。
　　　　一旦以幽默进入创作，幽默即统一于总体的美学追求；到当代京味小说，更出于自觉的风格设计。在京味小说作者，幽默中包含有他们与生活特有的审美关系。他们敏感于极琐细的生活矛盾、人性矛盾，由其中领略生活与人性现象中的喜剧意味，以这种发现丰富着关于人生、人性的理解，和因深切理解而来的宽容体谅，并造成文字间的暖意，柔和、温煦的人间气息。这里有智者心态。由于所见极平凡细微，他们写的自然不会是令人哄然大笑的喜剧（《钦差大臣》或《悭吝人》之类）。这只是一些人生极琐屑处的通常为人忽略的喜剧性。作为创作心态，幽默节制了对生活的理性评价与情感判断的极端性，其中包含着有利于审美创造的距离感，却又不是淡漠，不是世故老人或哲人的不胜辽远的目光，而是浸润在亲切体贴中的心理距离，以对象为审美对象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鉴赏态度的距离感。在一批极其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作者，这儿自有世事洞明后的人生智慧。
　　　　最触目的差异是，老舍并不注重阶级特征与阶级关系。较之主流文学以现实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为作品艺术结构的直接参照，老舍作品或以人物命运为线索，作纵向的时间性铺叙（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或依呈现世相、人生相的要求而进行空间铺排，在与主流文学相近的结构形态中，透露的是对于生活材料的不同选择，以及艺术结构与生活结构不同的对应关系。如上文所说，他的作品是讲求行当齐全的，但着眼常在出场人物的个性分布，文化风貌的差异，人物职业门类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伦理层次的老中幼（如《骆驼祥子》中老车夫老马，中年车夫二强子，顺次而下的祥子、小马等；再如《四世同堂》中的四代，其他作品里的父与子）——是这样的生旦净末丑。其中《骆驼祥子》的创作最能见出普遍文学风气的影响。即使在《骆驼祥子》里，也并非偶然地，老舍并不着力于车厂老板刘四对车夫祥子的直接经济剥削，将祥子的悲剧仅仅归结为阶级矛盾的结果。用了《我这一辈子》中主人公的说法，他强调的是“个人独有的事”对造成一个人命运的作用，如与虎妞的关系之于祥子，也如《我这一辈子》中“我”家的婚变之于“我”。这使得小说世界内在构成与构成原则，与一时的流行模式区分开来。
　　　　老舍非但不强调较为分明的阶级，甚至也不随时强调较为朦胧的上流、下层。小羊圈祁家无疑是中产市民（《四世同堂》），牛天赐家（《牛天赐传》）、张大哥家（《离婚》）也是的。在小羊圈胡同中，处于胡同居民对面的，是汉奸冠晓荷、蓝东阳，洋奴祁瑞丰，以至于在“英国府”当差而沾染了西崽气的丁约翰。至于其他胡同居民，倒是因同仇敌忾而见出平等的。不惟一条小羊圈，在老舍的整个小说世界中，作为正派市民的对立物、市民社会中的异类的，主要是洋奴、汉奸、西崽式的文人或非文人：仍然是文化上的划分。上述特征在当代京味小说中也存在着。即使现实感较强的刘心武，对于他笔下人物众多的那条胡同（《钟鼓楼》），也更乐于表现作为胡同文化特点的和谐、平等感——包括局长及其邻居之间。
　　　　老舍长于写商人，那种旧北京“老字号”的商人，所强调的也非阶级（商业资本家），而是职业（所营者“商”）。他甚至不大关心人物具体的商业活动。吸引他的兴趣的是人物的文化风貌，德行，是经由商人体现的“老字号”特有的传统商业文化。在这种时候他对人物的区分，也同样由文化上着眼：以传统方式经营的，如祁天佑（《四世同堂》）、王利发（《茶馆》），以及《老字号》、《新韩穆烈德》诸作中的老板、掌柜；站在这一组人物对面的，则是以凶猛的商业竞争置“老字号”于绝境的洋派商人。他并非无意地忽略了上述商人共同的商人本性（阶级属性），而径自专一地呈现其不同的文化面貌、商业文化渊源与背景。
　　　　上述总体构思下的人物关系，自然不会是如左翼文学中通常可以分明看到的阶级关系。这里构成人物生活世界的，是街坊、邻里，以及同业关系，也即胡同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关系。其中尤其街坊、邻里关系，往往是京味小说中描写最为生动有味的人物关系。老北京的胡同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中小商业者、城市个体劳动者构成。生产活动、商业活动的狭小规模，经济层级的相对靠近，都不足以造成充分发展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对立关系；东方城市中素来发达的行会组织，也强调着人的职业身份，人与人之间的行业、职业联系。当代北京胡同情况虽有变动，仍在较为低下的生活水准上保留着居民经济地位的相对均衡（这种情况近年来才有变化）。这正是构成胡同人情、人际关系的生活依据。京味小说作者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又出于对北京生活的谙悉，而不全由形式的制约。来自生活世界的与来自艺术形式、艺术传统、艺术惯例的多方面制约——或许要这样说才近于完全？
　　　　（录自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骆驼祥子》的悲剧类型与社会文化内涵
　　　　就悲剧的类型而言，《骆驼祥子》所写的不是英雄悲剧，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悲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看，都是如此。
　　　　与这样的人物和题材相适应的，作家在构思和描写这个悲剧时，没有制造什么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没有渲染任何色彩强烈的气氛，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慷慨激昂的议论，而是用冷静严峻的笔墨，一笔一笔地展开城市底层日常生活的画面、凸现挣扎于其间的人物思想感情的微妙波动，以一些灰黯的景象显示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灾祸。即使写到军阀逃兵抢车、政治暗探勒索，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和动作，更没有形成戏剧性的悬念或者高潮，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了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