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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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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三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形象。他天资聪慧，有较好的文化教养，从他在大仙祠里喜读“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唐诗》可以看出来。然而他又是一个被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所严重腐蚀的人物。在他身上，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就是寄生虫所特有的人的劳动本性的退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态的心理及观念。他挥霍无度，用尽了家产，然而寄生生活又没有教会他任何一桩劳动谋生的本领，他只有去骗妻子的钱，或是去偷窃。在这时，他开始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了，他开始后悔了。应该说，他的后悔还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他多次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去“小公馆”，不再去干坏事情，然而他的行动却一次次地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作者这样处理杨梦痴的心口不一，言行矛盾的性格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因为，寄生生活同样没有使他养成最起码的意志力，他根本没有这种内心的力量来克服自身的缺点，而人类的意志力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在为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而与困难搏斗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另一方面，长期的寄生生活又使他形成了一整套剥削阶级的好逸恶劳的坏思想。他轻视劳动，当他的大儿子为他找了个办事员的差事后，他说：“我不干了！这种气我实在受不了。明说是办事员，其实不过是个听差。吃苦我并不怕，我就丢不下这个脸。”对于一个惯于颐指气使的地主少爷，对这种身份的转换当然是最忍受不了的，其实，“吃苦”他又何尝不怕呢？只不过在与“丢面子”比较之下，后者显得更可怕罢了。巴金令人信服地刻画出这个从小受封建等级观念熏陶得脑袋发木的地主阶级浪荡子弟的典型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面子”的思想在杨老三身上是何等地根深蒂固，他离开这个家，死活不肯回来，除了有一种内疚的心情之外，难道这个“面子”思想不在起作用吗？直到进了监狱，罚作苦役，他都仍然怕见熟人。是的，在不见天日的监狱里，他的面子是可以保存了下来，然而“吃苦”这一关他也仍然过不了，为了逃避劳动，他装病，和有传染病的人睡在一起，结果送掉了自己的性命。杨老三的性格就是寄生生活造成的典型的性格。
同时，作者还着重表现了杨老三失悔的心情，这种“失悔”由于和“怀旧”的思绪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对自己过去的邪恶行为的更强烈的谴责。作者多次写他喜爱《憩园》里的茶花，要他的孩子定期为他去采摘；他也会在昏暗的夜晚，悄悄溜进原先属于自己的宅园……作者这样写，无非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从杨老三破产之后才使原先丧失殆尽的人性稍稍得以复苏这一前后变化中，更深地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因为在杨老三钱财俱在的时候，他是毫无心肝的，他从不曾想到妻子、儿女，他已堕落为十足的衣冠禽兽。而一旦他坐吃山空、钱付东流之后，世态的炎凉才第一次从反面给他上了人生深刻的一课：他的弟弟不仅不认他，反而把痰吐到他的身上，他这才第一次站在一个受辱的地位，从他弟弟的身上看到过去的自己的真实面目，也只有经过这一番翻覆，他那被压抑扭曲的人性才稍稍地露出头来：他开始有了为亲人着想的思想活动，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他才会留下那张短短的字条，表达出“一个慈爱父亲的愿望”。因此，这样写，巴金就把封建大家庭制度当作了摧残人性的恶势力。第二个目的，作者正是从这失悔、怀旧、自我谴责的痛苦情绪中给杨老三以惩罚。
《憩园》的艺术技巧也有某些显著的特色。它借助“我”的活动写出了三个家庭（虽然有一家不很直接）的生活，并让每一个家庭揭示某一方面的生活的本质，这种构思的确是很新颖的。作品里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它直接来自于“憩园”景色的诗意。另外，整部作品带有散文的笔调，从容不迫、舒展自如，随着“我”重返故土客居“憩园”，引进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激起“我”一层又一层的思绪；“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似乎都很随意，就象高山流水一路汩汩地叙说沿途的景色与事物，然而就从这些涉笔成趣的文字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总的意念，各种零散的印象、琐碎的事件都辐凑到了一个轴心：于是一个大的主题出来了。像这样的写法在巴金以往的创作中还不曾出现过，因此我们可以说，《憩园》也是巴金解放前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之一。
（录自曼生：《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文学评论丛刊》第1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巴金创作风格的基调及其变化
巴金的小说是青春的乐章，是炽热欲燃的至情文学，在他那个苦难煎熬着觉醒、毁灭孕育着新生的时代，一个热血青年很难不受这类作品中感情的洪流所裹挟。他的小说风格，自然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由早期情绪的外泄到后期愤懑的内蕴，艺术上由粗犷趋于精美。然而，他猛然于二、三年间以激情撼动文坛，浩浩乎于数十年间以持久不竭的才思奉献出等身的著作，他前后一以贯之的艺术个性是：酣畅，奔放，浩瀚。他如法国司汤达那样把自己的激情喻为“灵魂的火焰”，如宋代苏东坡那样把自己的文思喻为“不择地而出”的泉源。他如此谈论“毫不费力”地写《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时的情景：“热情积起来成了一把火，烧着我的全身。热情又象一条被堵塞了出口的河水，它要冲出去。”……激情如火，文思如泉，这是巴金艺术个性的自画像。假如说，茅盾为现代小说增添了气魄，老舍为现代小说增添了轻松，那么巴金就为现代小说增添了热度。
由于青年般的热情和江河般的酣畅贯串巴金小说之始终，他的创作方法的发展历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或者说具有一个特殊的“巴金模式”。从《灭亡》到《寒夜》，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巴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冷隽地写实的巴金，但是在其间近二十年的茫茫岁月中，研究者很难筛选出具体的哪一年作为他的创作方法发展途中的转折点或断裂线。浪漫之气扑人的《爱情三部曲》与写实色彩浓郁的《家》几乎同期创作，写完画面浑厚的《激流三部曲》之后，紧接着写热情洋溢的《抗战三部曲》。我们以爆发抗战的1937年把他的小说分为“前期”、“后期”，只不过是迁就历史年代的偷懒办法。他的创作方法的转变轨迹，不是去如飞矢，而是回环往复有若盘陀山路。
（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十三章
沈从文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评介著名作家沈从文。这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第一节是对沈从文创作生涯及文学贡献的总体评说，对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应有知识性了解；第二节是本章重点，集中评述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及与之对照的都市文明的世界，其中关键是把握沈从文对“人生形式”的思考，同时，也应了解其文体上的创新；第三节评述沈从文散文的成就。学习这一章，应偏重于文学的鉴赏，并思考像沈从文这样相对远离现实的作家，是如何以独特的视点创造其“文学世界”的。
一 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
（1）首先应大致了解沈从文特殊的身世经历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常以“乡下人”的眼光（其实又不可能除去知识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应理解其处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角度，去思考和表现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问题与困扰。
二 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2）重点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以“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可以举《萧萧》、《丈夫》、《柏子》等短篇为析例，看沈从文是如何着意表现和赞美湘西下层人民的“自在状态”与质朴坚毅的生命本性的。不过，重点还应该是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读这篇作品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3）了解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注意沈从文都市小说（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中常用的讥讽调侃的调子，其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此类小说写得较浮泛，但不妨与“湘西世界”的小说对照起来读。
三 文学理想的寂寞
（4）应理解沈从文何以被人称为“文体家”。沈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5）沈从文的散文成就也很高，且比小说更有历史感，也更能直接表露他自己的灵魂与情思。可以选读《湘行散记》、《湘西》以及《烛虚》中的一些作品，并通过对这些散文的评析，加深对沈从文创作视点与文学地位的理解。
【知识点】
沈从文表现“湘西世界”与讽刺“都市病”的代表性作品、《湘行散记》等有代表性的散文。
【思考题】
（1）试评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
此题偏重综合理解。除了本章内容外，还可参考《三十年》第十四章第二节关于京派小说的论述。1．首先应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理解沈从文以“乡下人”立场构筑的乡村叙述总体是他的文明思考及文学理想所在。2．具体到《边城》大致可就以下几方面讨论其艺术特色：首先是人物形象，比如以翠翠、祖父等形象所提供的湘西人生样式。其次是小说结构，比如悲剧的明线与暗线的配合、边城风俗世情与翠翠爱情故事的穿插等。再次是《边城》作为“诗体小说”的形式感，以及语言的纯净简约风格等等。3．最好还要对《边城》更深层面的文化意味有所体会，即在其“田园牧歌”情味之后，其实“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是有其文化批判的倾向的。可参阅附录中汪曾祺《又读〈边城〉》和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2）结合具体作品，比较沈从文写湘西与写都市这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此题偏重综合理解和分析。可参《三十年》第十三章第二节。一方面，沈从文的都市题材作品其实是他的乡村叙述体的陪衬物，因而缺乏一定独立的意义。他是借由对都市“现代文明”的病态的揭示（如都市文明的“阉寺性”），来肯定乡村文明的返璞归真与人性和谐。但部分都市题材作品可能因此失于浮泛。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得不带着忧患写出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比如《长河》，这种更加动态的乡村叙述，是沈从文作品中文化意蕴更为深刻与复杂的。此外，还可参考附录中王晓明《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从沈从文的文体及其写作心态方面来把握沈从文两副笔墨间的互动。
（3）沈从文作为30年代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同其他京派小说家一道，构筑了30年代小说中对于“乡土中国”的叙述。对比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及其作品，以及40年代解放区的乡土题材小说（如赵树理和孙犁作品），试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
此题综合性较强，有难度，适合高年级或研究生。可综合参考《三十年》第三、十三、十四、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注意这样的题目不是简单地比较三者之间的异同，而是要在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中注重文学发展的不同侧重以及所承担的文化意义。比如20年代的乡土小说是当时“人生派”写实小说潮流的一部分，小说中的乡村生活及人物可能都带有“国民性弱点”的因素；而30年代的京派小说作家多为学者、教授，他们的作品文化批判与文明反思的肌理可能更为细腻，他们的乡土叙述多少带有对宗法农村的理想化和美化的成分；40年代解放区的作品在新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大背景下，着重于农村新气象、新农民的摹写，相对更为明朗和质朴。但是，如果从现代文学总体特征上看，不同时段的乡土文学又都有着层次不一、角度有别的启蒙主义色彩。
（4）老舍与沈从文都很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艺术思考与表现各有哪些独特之处？请结合其创作进行评析。
着眼点是“艺术思考与表现”，即从两位作家不同的文学世界中，考察他们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所表现的文学家眼光、切入和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最好能结合文学创作的姿态与思维特征来分析，而不止是罗列几条理论。思考要点：关于老舍：1．从普通市民角度进行文化批判。老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但他更警惕西方文化传入的新文化不仅不能清除旧文化的残余，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刺激了它的泛滥与病变。因此在批判传统时又对传统依依难舍。2．老舍代表了一种稳健、保守的文化选择，但也应该看到老舍存在对西方文化甚至现代化进程的排拒与抵制。3．结合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西崽”形象分析老舍对西方文化的警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物漫画式的缺陷，结合其正面人物所拥有的东方式气节与侠义分析老舍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局限（可参考《三十年》第十一章第二节；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沈从文：1．沈从文的文化冲突更多体现为一种城乡的对立，以原始乡村自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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