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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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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坦然置之，既没有惶恐不安，也没有愤世嫉俗。在他的心目中，农民就是上帝。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就是一切。因此，他在小说发表不久，便又重新下乡，开始构造另一篇杰作《李有才板话》。
（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赵树理小说与戏曲的关系
李有才的丑角身份，要从他在小说中所扮演的戏曲角色焦光普谈起。小说开头写小福的表兄来到阎家山看戏，称赞李有才扮演的焦光普演得好。焦光普是南宋杨家戏里的人物，焦赞之堂弟。在上党梆子连台本戏《八姐盗发》、《忠孝节》中，焦光普受杨延昭之命潜入辽国卧底，协助杨八姐盗萧太后之发（为佘太君做药引），后宋辽议和时又作为辽国使者，为大宋同辽邦议和周旋，是一个机智多谋、幽默诙谐、伶牙俐齿、善良爱国的肯定性丑角。李有才听到小福的表兄提起焦光普，马上说：“这焦光普，虽说是个丑，可是个大角色，唱就得唱出劲来！”随后立即入戏，口中念着“当令各拉打打当”，兴致盎然地抡打起来。虽然这短短的“戏”立刻被其他人物的到来打断，但这一小段似是无心的李有才唱戏，不妨看作是戏里戏外的一种隐喻和对应。在《忠孝节》的故事里，“忠”是指佘太君，“孝”是指杨四郎，“节”是指桃花公主，无论是须生杨四郎，还是老旦佘太君，青衣萧太后，小旦桃花公主，哪一个称得上大角色，焦光普也称不上大角色。赵树理没有安排李有才扮演更重要的“大角色”，反而把焦光普这个“丑”说成是“大角色”，特意在小说中安插李有才扮演焦光普这样的情节，显然是作者认为二者在内涵上是具有相似性的。
把焦光普这样典型的配角人物说成是“大角色”，可以看出作者对待丑角艺术毫无偏见的文化态度。浸润于地方戏曲文化之中的赵树理，并不喜欢按照人物的戏份轻重来划定人物的主次，而喜欢按照“有戏没戏”来看待角色的“大小”。在地方戏曲这类充满着民间趣味与娱乐目的的艺术形式中，不管戏份轻重，丑显然都是非常“有戏”的一类角色。因此，作家可以不提佘太君、萧太后、杨四郎，却偏偏要说焦光普是个大角色。这种戏曲艺术的文化态度，实际上深深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人们常提到的他小说中人物主次所占比例的问题，落后人物比先进人物写得生动等问题，其实跟他对人物角色的这种理解不无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才使三仙姑、二诸葛这样的否定性丑角喧宾夺主，占据了小说舞台的中央；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他才使用了肯定性丑角的喜剧功能，把小说中李有才这样有民间艺人性质的诙谐正义的“丑角”，塑造成小说中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和“大角色”，这在现代小说中是堪称独步的。
以往人们忽视李有才的丑角身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人们的审美思维方式上对“丑”的偏见。人们总是习惯于“善与美”、“丑与恶”的搭配模式，认为“丑角”的功能主要是带来笑料和插科打诨，其中更是以愚蠢和邪恶的人居多，很少将“丑与善”这两个词汇结合在一起。其实“丑”不等于“恶”，在文化态度和艺术审美中，对“丑”的这种歧视性态度是不足为据的。在中国戏曲中，当然有众多否定性的甚至是邪恶的丑角，但也同时有如焦光普（《三关排宴》）、崇公道（《玉堂春》）、唐知县（《七品芝麻官》）、徐九经（《徐九经升官记》）等肯定性的丑角。赵树理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没有隔膜，凭借对戏曲中肯定性“丑角”的理解，把这类形象融化在自己的小说中。
赵树理把李有才定位为一个诙谐的“丑角”艺术家，善于“逗”的喜剧特点，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的诨名“气不死”，就是他喜剧性格的一个标签。叙述人多次介绍，“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没有他就不热闹”，“李有才好像一炉火——只要他一回来，爱取笑的人们就围到他这土窑里来闲谈”；甚至工作队来到阎家山，也觉得李有才“很有趣”，打算专门去找他闲谈。在阎家山的穷苦人中，李有才显然是被当作一个“趣人”来看待的。他的滑稽诙谐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几句平常话到了他嘴里，立刻会妙趣横生，例如娶不起媳妇，到他的嘴里却成了“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之类的自我调侃，总是引得大家笑个不休。
编快板是他逗趣的另一手段。虽然李有才的快板一直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利器，不过这并不影响它们强大的娱乐功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福的表兄和老杨同志这两个阎家山的外来者，听了这些快板，都不是燃起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而是笑个不休和觉得有意思。而且，李有才每天所编的新快板，有很多是青年们想听，要求他随便编出来逗乐子的，像哪个女人脸上有麻子这样的快板，就明显是纯粹为逗趣而作的。
老槐树下的小字辈们喜欢专门找李有才逗趣、娱乐，这是小说反复强调的。这个能“说”、能“唱”、能“逗”的李有才，在小说中仿佛大家的“开心果”，是农村娱乐生活中的“丑角艺术家”。
（杨天影：《农村舞台上的“丑角艺术家”》，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第二十三章
小说（三）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介绍第三个十年（1937—1949年）的小说。为了教学与论析的方便，不妨将本时期小说按题材或表现的趋向（而不同于上一时期那样主要分流派）分为四类，即国统区的讽刺小说、追忆小说、沦陷区的通俗与先锋混合型小说，以及解放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一方面要注意到各自都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地域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看到彼此间的渗透与影响。还要关注本时期中长篇小说的成熟与繁荣，要了解主要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作的创作特色。其中路翎、钱钟书与张爱玲，可作为评析的重点。因为本时期小说的发展其实又是此前一二十年现代小说变革、试验和演进的结果，所以一些作家作品所体现的特点与现象，也不妨与此前的脉络联结起来做总体考察。这会比较有难度，但对训练文学史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好处。
一 暴露与讽喻
（1）有关抗战几个阶段国统区小说创作的变迁，只要求做知识性的了解。如初期偏重纪实性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现象，稍后作家对战争中民族精神新变的表现，一直到小说创作中的暴露讽刺之风大盛，都可以联系时势的影响做概略的考察。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沙汀的《淘金记》与《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暴露讽刺作品，应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也可以与他们上一时期的创作联成一气来评说。
（2）但这一节重点落在钱钟书的《围城》上。应着重了解这部讽喻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讽刺类作品有何不同。评析《围城》应注意到一些确具特色的方面：主题意蕴的多义性，对西式知识分子的嘲讽，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的再审视，对现代人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以及小说中机智的反讽、讽刺、比喻，等等。该小说近年来声誉日盛，好评如潮，但也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所附“评论节录”的观点也许会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二 体验与追忆
（3）所谓“体验与记忆”是从题材和写作姿态上的概括，其实作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七月派”的路翎是本节评讲的重点。可以参照第二十一章有关“七月派”与胡风理论的细致评述，这样会加深对路翎创作倾向与风格的理解。《财主底儿女们》从现代历史大变动的背景中写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试图以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历程为辐射中心，展现现代史的动态。其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思想历程”的复杂性和作者强烈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篇幅很长，可读性不高，若限于时间，也可以另外选读中篇《饥饿底郭素娥》。该小说描写并不真切，却主旨突出，就是写一个底层女子肉体与精神上的“饥饿”与“强悍”。路翎惯常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但也不忘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可以通过作品人物的评析，领略路翎小说实践胡风派理论的特征，以及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冷峻的气质。
（4）在倾向“体验与追忆”的一类小说中，还应当注意到冯至、师陀、萧红和骆宾基诸家。冯至的《伍子胥》近年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应关注其如何用类似散文诗的片段来结构小说，并把人生的体验与感觉，用纯净的美的境界来表现。师陀在这一时期贡献的《果园城记》（短篇集）和《结婚》等作，或以怀旧情绪叙写昔日的温暖与凄凉，或给世态讽刺加入寓意与传奇，都比前一时期创作更有新意。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出色的小说是本时期产品，也是其代表作，适合做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艺术鉴赏，可以和萧红上一个十年的创作合起来做整体评析。
三 通俗与先锋
（5）属于这一类追求的小说主要出产于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所以应考虑到“通俗”与商业文化联姻，以及“通俗”与“先锋”汇合的社会审美需求，主要是市民的需求。张爱玲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多写都市男女婚恋中千疮百孔的经历，由女性角度来观察浮世悲欢，解剖人性的脆弱与黯淡。小说结构语言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感觉化意想的运用与深度心理的剖析，等等，又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其小说既先锋又通俗，所以读者面大。90年代以来又再度走红，其中也有文学的社会审美心理变迁的原因。评析时可以以《金锁记》或《封锁》为中心文本。“评论节录”中所引的鉴赏文字可供参考。另一专以女性大胆笔触写男女情事的苏青，也可以和张爱玲做一比较。此外，对其他通俗又先锋的小说家，如徐表现爱与人性的多重性的“大众传奇”（《鬼恋》、《风萧萧》等）、无名氏的浪漫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等），也要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和下一章的“通俗小说”结合起来评析。
四 现实与民间
（6）这一节专论解放区新型小说。孙犁是解放区仅次于赵树理的重要小说家。了解这位“白洋淀”派的鼻祖，应抓住两点特色：其一是重于发现和表达农民的精神和人情之美，尤其擅写纯真健美的北方农村青年妇女。这一特点，也可以联系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对农民和妇女的描写类型，来进行比较；其二是单纯明净的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应注意从审美的层面体悟孙犁小说对“单纯情调”的追求。
（7）这一节还有一个论述和思考的重点是比较分析两部“土改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要点是：前者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活的复杂性，后者的表现则比较简单化、规范化；前者擅作有历史真实感的细致的心理刻画，后者则擅于场面和生活气息的描写；前者结构较平板，语言细腻但可能失之沉闷，后者的情节处理有波澜，语言也较生动简净。比较两者各自得失，可以引发对解放区乃至后来许多创作的成就与不足的思考。
【知识点】
“前线主义”小说、《华威先生》及其所引发的讨论、沙汀的“三记”、七月派小说、新洋场小说（新鸳蝶体）、南玲北梅、后浪漫主义小说、白洋淀派、山药蛋派、新章回体。
【思考题】
（1）概述40年代暴露讽刺小说的创作状况。
这是一道偏重文学史知识性的题目，首先要对讽刺与暴露小说的历史背景进行简单描述，即单纯的抗战热情消退之后，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化，国民党政府暴露出来的种种腐败，也可以更进一步探究到作家战争文化心理的变化，这些是讽刺与暴露小说产生的原因。其次要结合文学史线索和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概述，重点评述的作家作品应该包括张天翼及其《华威先生》、萧红及其《马伯乐》、沙汀及其《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淘金记》、钱锺书及其《围城》等。对于高年级和考研究生的同学，除了要求对作品的主要内容和创作情况的记述之外，还应该对这些同是讽刺暴露小说的不同之处（如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的取材和视角、不同的文化选择等等）有更进一步了解。可参考《三十年》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2）评路翎的小说（可以《饥饿的郭素娥》或其他作品为例）的思想艺术特色与得失，并说明其与胡风文学理论的关联。
这道题具有一定综合性，除了参考《三十年》第二十三章第二节关于路翎的内容外，还应该结合第二十一章第三节胡风理论的部分，综合考察路翎小说与胡风的文学理论的关系。评价其小说思想艺术得失，要结合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理论与路翎小说的主题（底层人民的“原始强力”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的内在联系，可以《饥饿的郭素娥》或《财主底儿女们》等小说为例，例如分析其小说在人物心理刻画上呈现的现代派特征和丰富复杂性，以及同时带来的对疯狂和变态的反复渲染。此外，还可结合附录中《评路翎小说底艺术个性》，细致分析“生命的强力”主旨所带来的“饱胀感”形成的独特的节奏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的压抑，“渴求的力”的艺术带来的震撼美学效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小说肌理的不均衡、语言的浓度和力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累赘和可读性差，等等。
（3）评张爱玲小说在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方面的现代性特征，并分析其既通俗又先锋的艺术创新。
这是一道作家作品的论述题，要求以新旧、雅俗的融合为中心，对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进行综合把握。可以综合参考《三十年》第二十三章第三节、温儒敏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的第七讲第二节以及附录中的《论张爱玲》。关于女性解剖，要注意她对于现代女性的半新不旧的生存困境、压抑变态以及充满苍凉和恐慌的现代“荒原”意识的深度心理开掘；关于都市发现，要注意她对于日益金钱化的都市中新旧交错导致的文化错位与都市人生的千疮百孔的描摹；艺术创新方面，要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其叙事套路、人物设置、人物语言、服饰细节（可对比《红楼梦》等小说）等方面的传统小说和现代市井小说色彩，同时要论及其小说心理剖析和意识流手法，充分感觉化了的意象的使用等西方现代先锋艺术的痕迹，并综合评述这种通俗又先锋的艺术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4）试结合作品的分析，阐解钱锺书《围城》的多层意蕴。
这是一道对作品主题的分析题，可以综合参考《三十年》第二十三章第二节和附录中《〈围城〉的三重意蕴》。要求结合对作品世态人情、人物形象、整体象征结构等方面的细致分析，从生活层面、文化反省层面和哲理思考等三个层面来理解。要点：1．从抗战中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绘，分析小说所反映出来的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的“新《儒林外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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