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心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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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间，夏言为嘉靖皇帝宠信，权势很大。另一位大臣张孚敬为此忌妒夏言，明里暗里和他作对。夏言深知张孚敬势力不小，但他自恃皇帝宠爱，便开始了公开弹劾张孚敬的行动，他向嘉靖皇帝上奏说：
“朝廷百官，深受张孚敬欺凌，没有人敢违抗，这是奸臣祸国之始啊。张孚敬重用亲信，欺瞒陛下，擅作威福，多行不法之事，陛下如个严惩，朝纲势必大坏。”
张孚敬听得消息，也马上对夏言展开攻击，他勾结吏部尚书方献夫，二人一起向嘉靖皇帝上书说：
“陛下信任夏言，却不想夏言恃宠而骄，培植私党，臣等因不屈服他，他便心怀怨恨，横加诬陷。夏言诬臣是小，欺君是大，望陛下革除奸小，驱逐夏言。”
二人互相攻击，用尽言词，嘉靖皇帝对二人都很看重，于是劝他们二人和解，他还对夏言告诫说：
“你初为显官，虽忠直无措，但也要善于和他人搞好关系，不能尽以弹劾处事。别人对你忌妒是正常的，你若没有容人之量，反应激烈，就不能服人了。”
夏言不能告倒张孚敬，心有怨气，他对朋友说：
“张孚敬一日不倒，我便一日不放过他，他这样的人怎能位列朝班呢？”
朋友深知夏言的刚直性格，不禁皱眉，善意道：
“皇上己让你们二人和解，这分明是张孚敬并未失宠，你坚持弹劾他，不仅皇上不快，只怕张孚敬更会变本加厉啊。人都有他的缺点，皇上都不怪罪张孚敬，你为何揪住他不放？你这个脾气，只能引火烧身。”
夏言和许多大臣都结了仇怨，大臣们也更忌恨他。詹事霍韬一再诋毁夏言，嘉靖皇帝把霍韬打入监牢。夏言为此沾沾自喜，他颇为得意地对其他大臣说：
“我为国尽忠，自不怕小人陷害。如今皇上英明，各位若不奉公守法，请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
大臣们无人敢言，夏言十分快意，夏言的家人却深感忧虑，对夏言说：
“倘若人人与你为敌，你的地位还能巩固吗？现在皇上宠信你，他人还不敢把你怎样，一旦你失势的那一天，情况自不同了。你对人要求太苛，有错必纠，有言必发，一点也不知宽恕别人，你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对你，当不是好事啊。”
夏言反驳说：
“任人攻击，只能且示自己的软弱，何以制人呢？只要我自认无失，严于律己，他们想陷害我也是枉然啊，我为何怕了他们？”
仇怨日深，张孚敬就和其他大臣谋划整倒夏言，太常卿彭泽出计谋说：
“夏言少有过失，直接告他效果不佳，不如从他的好友入手，再牵连上他，这样就可令他无法辩白。”
于是，张孚敬牵头诬告夏言的好友薛侃，说他贪赃枉法，嘉靖皇帝不明真相，遂把薛侃关入狱中。一招得手，张孚敬等人才把攻击目标转向夏言，向嘉靖皇帝诬告说：
“几番审讯，薛侃贪赃，竟是另有内情。据薛侃交待，夏言乃是此案的幕后指使，薛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嘉靖皇帝又惊又怒，他命人将夏言抓捕入狱，严加审问。
因为纯属诬陷，并无任何证据，嘉靖皇帝开始怀疑张孚敬的用心。经过彻查，真相大白，嘉靖皇帝罢黜了张孚敬，把夏言释放。
经过此事，为夏言忧心的他的家人十分恐惧，他们哭着对夏言说，
“人言可畏，这次大人脱难，不过侥幸而已，大人做事当慎重了。”
夏言长声一笑，不屑道：
“我虽有小挫，却让奸人尽没，可见苍天佑我啊。”
夏言行不稍改，且对人更加严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终被严嵩所陷害，被斩，弃尸于市。
逆心第七
本卷精要
大忠者善于权变，愚忠者作茧自缚。
征服人心是治乱之本，以德服人重枉付诸行动，不怕慢，而怕不为。
身居高位，不能在奉承中忘却隐藏的杀机。
甘于“平庸”无欲无求最让对手放心，这是大智者的远虑。
【原文】
利厚生逆，善者亦为也。
【译文】
利益丰厚让人发生背叛，善良的人也会这样做。
【释评】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本性良善的人，也会禁不住诱惑而蜕变，这不是利益的罪过，而是良善的本身有时并不足以信赖。善良是相对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复杂的社会和多变的环境下，在利益至上的氛围中，单纯的善良是十分脆弱的；在扭曲的世界里，人的尴尬处境和不幸遭遇，也促使人们信念动摇，进而滑向泥潭，向罪恶屈服。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能够坚守善良实属不易了。
【事典】魏收的改志
北魏孝武帝时，才子魏收正直刚烈，勇于进谏，人们认为他有古时君子之风，十分推崇他的为人。
孝武帝曾经征发大量士兵，打了十六天猎。当时天气寒冷，士卒苦不堪言，朝野怨声载道，但无人敢于劝谏。魏收犹豫多时，他还是决定进谏，他献上《南狞赋》，赋中说：
“陛下所好，乐不自胜，然民众却因此受扰困疲，陛下可知吗？仁人天子以爱民享誉后世，未闻以自乐被天下称颂的。群臣无人劝谏陛下，只因他们怕陛下发威惹祸，臣据实而谏，实出于良善之心，其他祸福不足虑也。”
孝武帝见赋有悟，他不怒反喜，向群臣夸魏收说：
“不计个人荣辱，敢于直言，不是君子忠臣万难做到。朕个行狩猎而得一忠臣，朕认为得人于失啊。”
承相高欢专权时期，魏收被高欢任命为中外府主簿。高欢专横凶残，对上欺君，对下压臣，天子如同虚设。魏收对高欢的暴虐不满，他对离欢劝诫说：
“丞相既为臣子，当严守为臣之道，否则就是无礼，令人非议。自古权臣都自贬自谦，这不但不损尊荣，反而会增添人望，丞相何不效仿此道呢？”
高欢自视甚高，自不把魏收放在眼里，他警告魏收说：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才学的高低，而是要识时务，知进退，你自以君子自居，言语无度，这是很危险的事，你难道就不想彻底改过吗？”
魏收感受到了威胁，十分郁闷。他不想委曲求全，时有劝谏，一次曾遭到高欢的毒打，险些丧命。
长久的失意，使魏收意志消沉了。他愤闷之下，渐渐学会了乖巧，不再直言劝谏。他曾对好友说：
“我志向远大，怎奈生不逢时啊，我有什么办法呢？眼见奸人小人无恶不作，却有官有名，而我又得到了什么？这世道不公，我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
魏收开始主动向丞相高欢献媚，百般讨他的欢心。高欢见他顺服，十分得意，多次在人前赞他说：
“人有贤愚，贵在改过自新，魏收不再坚持愚见，我不再责怪他了。魏收文才出众，这样的人还是要重用的。”
魏收被提拔为中常侍，兼任中书侍郎。后来，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政权，魏收又被任用为中书令，兼任著作郎。
朝廷下诏撰写《魏书》时，魏收主动请命，修纂魏史。这时的魏收已完全变成了势利小人，他公开赤裸裸地说：
“修史著书，这是事关一个人荣辱的大事，人物评定，全操持在我一人之手，我之好恶，谁敢小看呢？”
他以一人之私，随意加进自己的私怨，不能公平论人论事。人们为了让他美言其先祖和宗族，不惜给他送上重礼。魏收还对不肯献贿的人提示说：
“我要抬举谁，就能让他上天：我若贬斥谁，就能让他入地。”
阳休之曾有恩于魏收，他的父亲阳固曾因贪婪、暴虐，被判有罪。魏收为了报答阳休之，他就在《魏书》中写道：
“阳固任北平太守，政绩宽惠，因为公家的事务，被免官。”
尔朱荣是一个叛臣，只因魏收接受了尔朱荣儿子的黄金，他就把尔朱荣所做的坏事全都删去，却增加对他的赞誉之词。面对人们的议论和指责，魏收不以为意，反是振振有词地辩解说：
“凡事由人而定，我这样做只为隐恶扬善，有什么不妥呢？”
【原文】
势大起异，慎者亦趋焉。
【译文】
势力大的人容易产生异心，谨慎的人也有这种趋向。
【释评】
地位的变化可以让人干出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来。这是人心不满足使然，也是权势让人盲目自大的结果。富贵已极保持平和是很难的，谨慎的人在迷信自己的权势之时，也能做出不理智的判断，虚荣心一旦有增无减，人的行为就绝非他人可以控制了。不甘驯服的人总是自以为有力量的人，尽管这种力量纯属虚幻，他们也会冒险一搏。
【事典】隋文帝的压制
隋文帝篡夺北周皇权的过程中，卢贲是立了大功的人物。他很早就和隋文帝杨坚有很深的交往，认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家人说：
“与贵人交结，是富贵的关键一步，杨坚贵不可言，我只有全心结交他，日后才有更好的出路。”
卢贲在北周朝廷执掌宫廷卫队，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全力弹压反对杨坚的大臣，他还第一个劝杨坚代周自立，为此，隋文帝即皇帝位后，便给卢贲加官为开府。
当时，高颎、苏威共掌朝政，卢贲自恃有功，对他们二人很不服气。他联合柱国刘昉和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一同谋求罢免高颎、苏威之策。卢贲为了大事有成，他挑动他们说：
“我们都是有功之臣，今不受重用，非皇上无心，乃是高颎、苏威从中作梗。我们和他们无冤无仇，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无非是怕我们夺取他们的权位。既是他们不仁，我们就不能枉谈仁义了。”
刘昉等人十分赞同，刘昉还建议说：
“除去高颎、苏威，可皇太子和他们交好，终是隐患，不如我们劝皇上另立皇太子，方保日后无忧啊。”
五人一起谋划，分头行动，卢贲的家人劝他收手，阻止说：
“你的官职也不小了，皇上对你也不薄了，我们本该安享富贵，何必生事招祸呢？事情若是败露，都有性命之忧，为了家人着想，你也不该有非分之想。”
卢贲咬牙切齿，忿忿说：
“正因为我有权有势，我才无法忍受有人压在我之上。权位不会自来，我不主动求取，还待何时？”
事情未果，隋文帝严厉追查此事，刘昉把罪过都推到卢贲和张宾身上，他巧言说：
“卢贲对陛下不满，张宾想趁机捞权，我们实被他们利用了。卢贲常说他有大功在身，此番夺权正是他的主意。”
大臣们上奏建议处死卢贲、张宾，隋文帝念及和他们从前的交情，只将二人削职为民，他还对群臣劝解说：
“人在高位，难免有些不理智的行为，但他们并无心谋权，念及他们从前的功劳，朕就宽恕他们一次。”
不久，张宾死去，隋文帝伤心之下，便又恢复了卢贲的爵位，任命他为检校太常卿。隋文帝单独对他说：
“你为国有功，更要谨慎小心，约束自己，不然朕也很难为你开脱了。”
卢贲嘴上答应，心中并未真正反省。后来，他在任齐州刺吏期间，当地出现灾荒，百姓饥饿，粮食奇贵，卢贲竟不许别人出卖粮食，而由他一人垄断粮食的销售，以获暴利。因为此事，隋文帝将他革职为民，严加斥责。
过了一段时间，隋文帝又念及旧情，让他官复原职。卢贲仍不反省，反夸耀自己的功劳，口出怨言。隋文帝十分生气，他对群臣说：
“朕准备让卢贲治理一个州，看他所为，是不能大用了。”
皇太子为卢贲求情说：
“卢贲功高自傲，父皇既已惩之，也就是了，卢贲还应重用他，以示父皇厚待功臣之意啊。”
隋文帝叹息说：
“—个人高高在上，如果不加抑制，他们就自得无礼，长久下去，难保不怀异志了。朕压制卢贲，是不想看他走上邪路，难以回返，朕也是为他好啊！”
【原文】
主暴而臣诤，逆之为忠。
【译文】
君主残暴臣子诤谏，臣子违背君主是忠心。
【释评】
忠逆的判定因人而异，但真正的忠心是不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的。君主虽有绝对的权力，任意定人罪名，但事情的本来面目却非人力所能改变。大忠和愚忠是截然不同的，满足君子的心愿只是个人行为，不违正义和大道却合天地人心。所以明智的君主勇于否定自己，而昏庸的君主只知否定他人，在违逆和顺从之间，仁君总能放下自尊和偏见，超越情感的爱憎而客观待人的。
【事典】抗辩的耶律楚材
元太祖成吉思汗平定燕京后，征召耶律楚材为左右司员外郎。耶律楚材敢于直谏，他对元兵的暴虐乱杀十分不满，为此，他多次对成吉思汗劝谏说：
“杀人并不能显示大王的仁德和威仪，只会徒遭怨恨和反抗。若是人心未服，杀人再多也是无用的。”
成吉思汗起初怀疑耶律楚材的忠心，他当面责备他说，
“战祸一起，杀人是难免的事，你为了博取个人的仁义之名，竟置朕的大业于不顾，你是何居心？”
耶律楚材抗辩说：
“让大王满意，说几句好话并不是什么难事；臣冒死进谏，难道只为了博取虚名？这样的愚蠢之事，谁会做呢？大王如不信任于我，自请杀我好了，臣决不自辩。”
1226年冬天，耶律楚材随蒙古大军攻下灵武，各将领争着掠夺人口、钱财和贵重物品，而耶律楚村却只收集遗落的图书和大黄药材。有人向成吉思汗报告说：
“耶律楚材心怀异志，他搜求前朝遗书，贮存药材，似无心我朝军国大事，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成吉思汗于是单独讯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回答说：
“先朝经典书籍，乃治国之用，岂可毁之？大黄药材，救人于命，备之可防疾患。此皆他日大用之物，今日不取，日后悔之不及了。”
不久，士兵果然患流行病，赖耶律楚材的大黄药材，士兵部得救治。
成吉思汁征战西部地区，元兵杀戮甚重，死人遍地，有进谏者多被成吉思汗责罚，而耶律楚材却仍对成吉思汗上奏说，
“大王的心意喜听媚言，这样忠臣就不会出现了。臣不敢以忠臣自居，却深知在违逆大王，只要对大王有利，这也算不得奸臣所为。趋炎附势并不是为大王真正负责，而大王若不顾实际喜欢谄媚，又和古时昏君有何不同呢？大王为王者之尊，白有不向于平庸王者的见识和气度，这才是大王建立伟业的根本啊。”
成占思汗犹豫之中，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拖雷极力为耶律楚材的建言叫好，他对成吉思汗说：
“遍观臣子，只有耶律楚材深谋远虑，他表面上违逆父皇，可惟有他才是对父皇的万世基业着想。他忠诚而不谄媚，公正而不自私，这样的人远比那些奉承的谀臣强多了，父皇应听从他的建议。”
成吉思汗于是重赏耶律楚材，又下令制止州郡的暴行：凡得不到朝廷文书的，不能擅自征税派役：如果应当对囚犯处以死刑，一定要等候批准，谁也不可以任何借口滥杀。此令使无数百姓免遭杀害，也为朝廷争取了民心。
成占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即位后，侍臣脱欢提请选取天下美女，窝阔台同意，耶律楚材却搁置不行。脱欢为此诬告耶律楚材不敬皇上，他对窝阔台说：
“自古忠臣不违君命，而耶律楚材不把皇上放在眼里，有令不从，这分明是奸逆所为。陛下如不治罪于他，又何以治天下呢？”
窝阔台气冲冲召来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从容说，
“选召美女，重色轻国，这决不是圣明君主所为的。天下未稳，陛下以此为急务，臣若附合，只能让陛下错上加错，这就是臣不奉诏的原因。”
耶律楚材仗义执法，得罪了朝中的许多权贵，权贵便多方诬陷他，窝阔台—次盛怒之下，把耶律楚材绑了起来。怒气过后，窝阔台十分后悔，又让人给他松绑，不想耶律楚材坚持让窝阔台认错，他说：
“陛下命人绑我，说明我有罪。如果没有说明，又无故赦我，这又表示我无罪。陛下如此反复无常，让我以后何以治理朝政昵？陛下一定要有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