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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心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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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贵在明礼知节，如今皇上英明，皇恩逾海，倘若不思报效，岂不枉读圣贤诗书吗？”
顾栋高年老辞官时，乾隆皇帝竟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赐给他，以示褒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又亲赐御书，特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官。乾隆皇帝还告谕史官说：
“儒林不可不记，像顾栋高这样的读书人，不能让他们淹没无闰。”
于是，史馆中便特设了《儒林传》这一名目，专门编写读书人的学术生平。
对读书人的轻视，各级官员部十分严重。为此，乾隆皇帝总是告诫他们，不可短视误国。官员上奏的奏章，如有对读书人不屑的议论，乾隆皇帝便会马上批驳，他甚至说：
“朕天天读书论道，因此，朕也不过是个书生罢了，书生当真无用吗？”
乾隆皇帝的“文治”，实有大成，这与他的厚待读书人的策略是分不开的。
【原文】
士子骄纵，非民之福，有国者患之。
【译文】
读书人的骄傲和放荡，对老百姓没有好处，治理国家的人对这些人应该警惕。
【释评】
读书人有许多缺点，骄傲和放荡不羁，虽不是他们的致命伤，但在一味让人顺从的君主眼里，就是大毛病了。百姓往往出于愚昧无知，所以极好愚弄哄骗，而读书人知书明理，统治者要欺骗他们就不是件易事。对此，统治者在无法利用收买读书人的时候，对他们的戒备自是无疑：一旦恼羞成怒，读书人的霉运就避无可避了，，
【事典】解缙的天真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高中进士，授宫中书庶吉士。解缙博学多才，机智善辩，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他。
解缙受朱元璋礼遇，感恩万分，他总是对人说：
“侍奉明主，乃读书人之幸也，我恰逢其时，敢不竭心用力？”
一天，朱元璋和解缙谈得高兴，禁不住开口说：
“朕与你明为君臣，却情同父子，望你尽可直言。”
解缙热泪盈眶，百般谢恩之后，便于当天呈递了万言书，对时政多有直谏。
在万言书中，解缙有这样的话：
“陛下进用官员不分贤与不贤，授给职务也不分轻重。建立不为君主所用之法令，所谓取之锱铢必尽，又置朋党为奸之法律，所谓的用之如泥土。监生进士，明白儒家经典又品行端正，可他们多数屈居下层属吏。孝廉人才，不知经典，为政因循，却有些人位居朝班……因此，有才能者以与此辈同列为耻辱，无能之辈又都习惯享有这种风光……”
如此真言，朱元璋看过之后刦眉头一拧，颇为不快。解缙的好友得知他上奏内情，跺足说：
“你太天真了，皇上的几句好话，竞让你不知深浅，口言真情，早晚要出事的。你本是书生，应知晓禁忌，谁想你竞为读书人打抱不平，这只会让皇上怪你狂妄犯上，目中无人，还会有好结果吗？”
解缙犹是不信，仍胸有成竹道：
“皇上诚心待我，我若不切言时弊，当是忘恩欺君。皇上礼贤下士，心胸广阔，又岂能不察我之忠心？”
朱元璋虽没有治解缙的罪，但由此认定了解缙的无礼，对他渐失信任，后竟把他撵回家乡，命他在家加紧学习。
八年之后，朱元璋死去。解缙重回京城，朝廷先贬谪他当了河州卫吏员，其后才在礼部侍郎董伦荐举下，做了翰林待诏。
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解缙受到了重用，朱棣曾当面对解缙说：
“你们读书人要勇于直谏，做群臣的表率。如果使直言时政的人无所畏惧，听到直言的又无所忌恨，天下还愁不能大治吗？”
解缙深受鼓舞，他的家人却心中一紧，忙提醒他说：
“你困居家乡八年，岂可忘怀？先皇所言比皇上还要恳切，结果都是这样，你再不可重蹈覆辙了。”
解缙头脑一凉，转而又—笑说；
“皇上待我全无假作之态，想必与先皇有别。时下天下初定，若不竭诚尽忠，岂不辜负了皇上的一番美意？”
他虽有所收敛，但还是每每直谏，全不考虑个人得失。
皇太子未立时，成祖就此事暗中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便直言推祟皇长子，不想由此让汉王朱高煦所忌恨。后来因皇太子做事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便宠爱朱高煦，仪礼典礼都超过了皇太子。解缙自恃皇上宠爱，这时又进谏说：
“皇太子名分已定，陛下就不该偏爱汉王了，这是自起争端，断不可行啊。”
朱棣心中恼怒，暗怪他离间自己的亲骨肉，开始对他疏远。解缙的家人闻知此事，力劝他向皇上请罪，并分析说：
“你自恃和皇上无间，出语无忌，难道皇上就不猜总你吗？皇上父子之间尚有亲疏，何况对你这个外人呢？自古道天恩难测，你这样不知进退，后果堪忧啊。”
解缙自念无忧，仍坚持已见，朱棣对他的成见更深了。不久，朱棣找个借口把他贬谪广西任布政司参议，刚刚动身，礼部郎中李至刚又说解缙怨望不服，进而改派他去交趾，命令他到化州督饷。
永乐八年（1411年），解缙因奏事进京，正赶上朱棣北征，解缙拜谒皇太子而回。汉王朱高煦借此事报复解缙，向成祖进言，说解缙私自晋见皇太子，毫无人臣之礼。解缙于是被朱棣逮捕入狱，严刑拷掠。永乐十三年，朱棣又命人将解缙埋入雪中，活活冻死。
【原文】
士不怨上，民心堪定矣。
【译文】
读书人不怨恨朝廷，百姓的心意就可以稳定了。
【释评】
封建统治者轻视民意，他们往往白作聪明地笼络读书人，认为这样就握住了御民的窍要。尽管读书人的变节和屈从会对百姓产生强烈的震撼和负面影响，但民众的觉醒和识见是不可低估的；老百姓虽可受欺于一时的蒙骗，却终舍放弃对任何人的幻想，用自己的力量说话。如果统治者不顺应民意，无论他的手法多么“高明”，最后终归破产。
【事典】王莽的居心
王莽在孤弱贫寒之时，勤苦向学，博览群书，举止衣着都像个读书人。他倾力结交名士，为此小惜卑躬屈膝，极尽心神。王莽曾对心腹人说：
“读书人若为我说话、赞誉，不仅朝廷会看重，百姓也会对我有敬爱之心，他们的作用实在巨大啊。读书人纵不能成我好事，亦可坏我声望，焉能不与之交结呢？”
王莽初入朝为官时，官位不高，只为黄门郎，他在此中间和当代名士戴崇、金涉、阳并、陈汤交往甚多。王莽的心腹一次对他说：
“大人志向远大，还当结交权贵，引为援手，似戴崇等人，虽为名士，然对大人前程无多大帮助，大人何必为他们损耗太多呢？那太不值得了。”
王莽脸色一沉，从此竞将那心腹弃而不用，他还故作沉痛地对戴崇等人说：
“有人劝我不要和你们交往，说什么你们帮不了我升官发财。大丈夫重在知情知义，广结知己，我王莽又岂能为了荣华富贵而做势利小人？”
戴崇等人感其至诚，对他更另眼相看了。一有机会，他们便向朝廷上书，推荐说王莽仁爱谦恭，实为大德之人。他们义四处传播王莽的美名，不仅百姓知道王莽的好处了，连汉成帝都渐渐对王莽重视起来，不断提升王莽的官职。
王葬做了大司马后，显得对读书人更加尊重。他聘用许多贤良的读书人做属官，还把自己受到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用来款待读书人，而自己却十分节俭。他的妻子心有怨意，一次就不满地说：
“你位极人臣，讨好读书人也太过分了，他们不过是书呆子一群，又有什么用呢？为了他们竟亏待自己，这是何苦呢？”
王莽冷笑一声，小声道：
“成大事者，岂可无誉乎？读书人有心赞你，百姓焉能不从？百姓无知，只要掌握了读书人的唇舌，他们自可役使无虞了。”
大司徒孔光是当时有名的儒生，曾辅佐成帝、哀帝、平帝三朝，受到太阜太后尊敬，又被百姓信任。对于这位孔光，王莽极力笼络，有事便假装请教，表面上对他的意见从不反驳，还让孔光的女婿做了奉车都尉，随侍皇帝。孔光感恩不已，对王莽屡加赞颂，王莽的声望愈加隆崇。
王莽为了谋权篡位，下方百计博取读书人的好感，他提议建造了皇室宣明政教的大厅，设置国立太学和御用天文台，给学生修筑宿舍一万多间。在太学里，王莽命令开设《乐经》课程，增加博士名额，每一经都有五个博士掌管。王莽还下令征用全国精通一经的教授，凡通晓《礼经》、《尚书》、《周官》、《尔雅》、天文、占卜、图谶、音乐、历法、兵书的读书人，都到官府等待录用。一时，举国上下的高才能者都赶赴京师，为王莽所用，他们交口称赞王莽的恩德，天卜百姓也认为王莽贤明无双了。
于是，便有了由读书人带头上书请王莽代行皇帝之职的事发生。太皇太后见群情激荡，众口一词，自知无法阻挡，无奈应允。接着，假造符命的事层出不穷，鼓吹王莽当顺应天意做真皇帝。舆论声势浩大，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便改朝换代成功，做了新朝的皇帝。
王莽大事己成，便不再伪装，事事变得随心所欲，对持异议的人也无端加罪。时日不久，读书人的怨恨渐起，百姓也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民变四起，造反的民众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土崩瓦解。
【原文】
严刑峻法，秦之亡也，三代盛典，德之化也。
【译文】
秦朝施行的是严酷的刑法，结果很快就灭亡了，夏禹、商汤、周文、武实现了长治久安，就是因为施行了仁德的政治。
【释评】
愚蠢残暴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把严刑重法作为御民的利器，频频祭出。他们幻想百姓在严酷的打压之下，便会乖乖顺从了，永不反叛了。历史的事实反复证明这只是统治者的梦呓，官逼民反的铁律只能让残暴者自作自受。其实，刑与法都是人定的，再好的刑与法如果无好人执行，也一无所用。只有施行德政，让百姓仁爱知礼，天下才会大治。
【事典】杜林的根本之法
杜林学识广博，名望很高，光武帝刘秀就任命他为侍御史。刘秀常向他请教学向，杜林有问必答，全无媚上之意。
一次，刘秀和杜林谈论中，有意无意地对他说：
“你身经乱世，遭尽磨难，不知何事感触最切呢？”
杜林长叹一声，说道：
“莽贼亡后，各地盗贼蜂起，我和弟弟杜成、好友孟冀等人在逃亡途中，正遇数千盗贼抢劫财物。我们被扒下了身上穿的衣服，正当盗贼举刀要杀我们时，我的好友孟冀却对盗贼们说：‘你们知道天神吗？赤眉军虽拥有百万之众，但他们胡乱杀人，不讲道义，最终还是失败了。你们应该成就霸业，就不能不推行仁义，否则，你们就是不畏惧天神，到头来只能重蹈覆辙了。’ 孟冀的这些话让盗贼心动，他们随后便把我们释放了。”
刘秀听之茫然，不解地看着杜林。杜林于是接着说：
“盗贼凶狠，亦有仁德教之的功效，何况他人呢？莽贼苛政刑酷，百姓纷纷造反，他这样治世却与御民的大道背道而驰了。臣之所以叙此旧事，实要奏请陛下实行德政，教人懂法知礼。”
刘秀欣然叹道：
“你能在闲谈之中给朕进言，朕可知你的忠心了。”
杜林后来做了大司徒司直，他推荐同郡人范逡、赵秉、申屠刚等人，结果他们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杜林为此向光武帝刘秀说：
“臣荐举之人，虽为同乡，却非私情所致，臣了解他们甚深，知道他们性本贤良，不会乱用威权，以求取名声。现在许多人不惜破坏国法，乱用刑罚，追逐个人私利，他们表面上看似为国为民，实则害国害民，陛下切不可为这些人所蒙蔽。”
刘秀暗中详查，果见杜林荐举之人都十分称职，一如杜林所说。从此，他对杜林更为器重了。
建武十四年（38年），群臣们上奏给刘秀说：
“古时，肉刑极其严厉，这样，人人都畏惧犯法，就不敢闹事了。现在，犯法的人不断，应是法令宽松的缘故。陛下应该增加法令的条文，用以杜绝犯罪的根源。”
刘秀下诏给三公九卿，让他们各抒己见，杜林的奏书和其他人的意见大不相同，他在奏书中说：
“百姓的感情受到污辱，那么，讲究道义和气节的风气就要受到损害：法律条文繁多，那么，苟且和侥幸的行为就要兴起。孔子说：‘用政治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强制民众，民众只以苟免于罪过为务，却没有真正自觉惭愧的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民众，用礼教来规范民众，民众不但自觉惭愧，而且真心归服。’古时的贤明君主，都能深谋远虑，行动都注意到宽厚，不在刑罚上做过多的规定。周朝的五刑，处罚规定不超过三千。汉朝刚建立时，仔细地考察了秦朝的过失，废除了苛刻的政法，使统治的网络疏阔起来。民众欢欣鼓舞，人人都归向宽厚的德政。后来，法令条文逐渐增多，吹毛求疵，诋毁、欺骗的事就不断了。小事对道义没有妨碍，却采取大的刑戮，由此造成的弊端就十分严重了，于是百姓多叛，难以驯服。”
料林的奏书条理明晰，极有说服力，刘秀读罢感叹良久，他对群臣们说：
“不患民不御也，患德不修矣。如杜林所奏，古时德政不加以效仿，后世方有弥天大祸了。
朕主意已定，当在减轻刑罚、简化法令上示以仁德，重在教化百姓，如此，才是根本之法啊。”
【原文】
权重勿恃，名高勿寄，树威以信也。
【译文】
权力大不可以倚仗，名望高不可以托付，树立威严要讲究信用。
【释评】
信用是最能让人诚服的法宝，无信则是所有失败的原因之一。统治者往往自恃位高权重，朝令夕改，言行不一，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赖之情，自不会诚心服从他的号令了。如此，上下离心，令不能行，凡事只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一旦危难来临，便无药可救。高明的统治者总是在取信于民上树立自己的威望，利用一切机会彰显他的诚意。
【事典】徙木立信的公孙鞅
战国时期，公孙鞅为秦孝公所重用，任用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事宜。
公孙鞅大权在手，于是起草制定了新法令，其中规定：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有功于国的，都按功劳大小封官；没有功劳的宗室贵族，削除宗室的属籍。第二，奖励种地的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对耕地织布的农民，超过一般规定产量的，免除其徭役；商人要多交税。第三，全国百姓都要登记户口，按户籍组织起来，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各家互相监督。第四，一家有兄弟二人以上的，成年之后，必须分居，各立门户，违者要加倍征税。
秦孝公对新法令十分赞同，于是就要下令执行，不想公孙鞅却阻止说：
“百姓对官府暗怀猜疑，多有不信，远非一日了。新法虽好，若是无人相信苛守，其功效自无法见到。主公且容我略作安排，以让百姓增加对官府的信任，其后新法方可实施无虞了。”秦孝公答应了公孙鞅的请求。
一日，公孙鞅命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随后他对围观的百姓说：
“无论何人，只要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十两。”
围观百姓越来越多，他们心中狐疑，不敢相信公孙鞅的话，只是观望。
公孙鞅目视众人，又高声说：
“我为左庶长，代表官府说话，绝对言出必行。如各位嫌赏金还少，那好，我现在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
人们知道此事不难，那五十两的赏金又是太高，一时更添疑惑了。他们不知公孙鞅在搞什么花样，仍是站立不动。
过了多时，忽有一位壮汉越众而出，扛起小杆便向北门走。百姓一路跟随，场面十分喧闹。
壮汉到了北门，刚把木杆放在地上，公孙鞅就对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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