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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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用具体数字，如果是9999，你就说9999，而不要说含糊其辞的“万名”）生活贫困（如何贫困？全家穿一条裤子？盖一床被子？……）的藏区人民，过上了幸福（什么样的生活堪称“幸福”？没有具体描述，又是空话）文明的好日子（前面用了“幸福”，后面又添“好日子”后缀，实属累赘）。
　　　　……
　　　　他们昨逢暴风雪，今战泥石流；逢山开路，遇河搭桥（这是新闻吗？绝不可以把新闻写成快板书、京剧唱词，读起来既好笑，又虚假）……”
　　　　7．一种看不见的不真实——有意不报道公认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公开发生的事实
　　　　在新闻真实的问题上，我们谈的都是发表的东西如何不真实。如果某个事实明显存在，公认具有新闻价值，你不发表，这本身也是不真实的。每家传媒对事实的新闻价值判断都会有差异，但是重大的事实，全人类都会判断为重要的事实，如果故意不报道，就是愚弄和欺骗人民了。1969年美国发射的载人飞船首次登陆月球，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这个事实是人类对宇宙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传媒只字未报。
　　　　还有一些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安全的重大事实，如果故意隐瞒，也是一种不真实。现在中央放权以后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在信息公开方面，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中央要求信息公开，但是到了地方问题就来了，他要掩盖不好的事实。为什么？要制造政绩来升官。这就造成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一个矛盾，中央想知道，但地方领导人以党性原则的名义控制他所管辖的媒体，不许报道，这就造成了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不真实。
　　　　例如2007年7月18日济南大雨，一场大雨造成一个平原城市死了很多人，这在世界上都很少见。显然，市政管理出了问题。最后公布死了34个人，这个数字至今仍被人们怀疑是缩小了的。不管怎样，大雨之中死了较多的人是事实。当时，在婚纱影楼里做事的一个23岁女孩子，在网上贴了这样一句话：“我朋友的老爸在银广的一个专柜卖场，他今天亲口给我朋友说的，你们银座死了多少人。”结果，警察迅速把她抓起来了，说她造谣，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拘留1天。济南的各种传媒当时对此基本无言，甚至在这个女孩子被抓的报道中，关键细节说谎。
　　　　每当出现灾情的时候，有些官员本能的反应不是救灾善后，而是全力封杀可能对他们的官位和个人得失造成威胁的民众之口，这比灾难中逝去的一条又一条生命更重要。这是我国公共危机信息处理中最大的问题。
　　　　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不真实。有些较为重大的事实都现场直播了，比如国务院总理接受记者采访，大家都看到、听到了，而后登出来的文字报道，有意删除我方不满意的提问和总理的回答，没有任何解释，声明是摘要也行啊，但传媒发表时给人的印象是全文。外国元首来访问，到大学做报告，我们现场直播了，但是变成文字报道时，里面的一些话没有了，这些话可能我们不愿意听。如果没有现场直播，大家没听到，报道的时候声明是摘要，把不愿意听到的话删掉，这在新闻工作程序上是可以的。但在现场直播以后，刊登文字稿的时候有意删掉而不做任何解释，在国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事件，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为什么删掉了某位总统的话。本来某句话还不太引人注意，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得被删掉的话越传越广。我们在新闻政策的把握上，要尊重新闻工作的特点，新闻的基本要求是：报道的东西要真实。现在是信息时代了，这样的做法显得很拙劣。
　　　　四、传媒对科学的误读
　　　　传媒是一类面向社会的大众化的专事传播新闻的机构，它的人员知识结构以文科知识为主，使用最为通俗的语言，面向中等文化水平的普通人。科学是极少数人从事的专业工作，它的语言体系与生活语言有迥然的差异。传媒报道科学，即使记者非常真诚地报道，也容易造成不够真实的情况，这是由于新闻报道与科学研究的工作性质不同，新闻工作的特点很容易造成科学新闻的失实。以下具体谈谈几种情况。
　　　　第一，记者对科学事实的选择偏重于事实的轰动性和影响力。这样一来，很可能发明一种营养液要比发现一种基本粒子更有新闻价值。比如考古，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考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值钱的、精美的随葬品，而是要通过考古证实某些历史上的假设。北京老山汉墓挖掘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直播追求的是惊人发现，结果什么都没有，只挖出一块漆面板、一具尸体，而且已经被拽到棺材外面去了，因为这个墓被盗过。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很失败，而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他们认为这次考古发掘很成功，很有价值。考古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感兴趣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第二，科学的结论往往是不确定的和有许多附加条件的，但是新闻报道的接受者通常希望得到肯定的（精确）事实，而且是就是，非就非。
　　　　第三，以叙述性和形象性为特征的新闻语言表达科学术语，注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科学的语言有它自己的体系，而传媒报道科学，只能使用大众化语言，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报道内容不够真实。
　　　　这三条都是天然存在着的新闻工作和科学工作之间的差异。即使你非常真诚地报道科学，你的报道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准确的。这种差异是允许的，只要大体把科学的情况说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媒体在报道科学的时候背后往往有各种动机。
　　　　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记者与科学家之间充分协商，作为主动方的记者，有必要形成一套报道科学新闻的程序，报道中使用的生活语言，需要经过当事科学家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可有时对他们来说很无奈），尽可能缩小与科学真实之间的距离。
　　　　有些科学问题是很难用普通的话语表达的，报道者在使用一些科普小故事时，要尽可能与当事的科学家核实，一旦错误的故事流传，更正起来很难，多少年也纠正不过来。
　　　　比如，关于“苹果落地”的牛顿故事，上了小学课本，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事儿。现在你怎么更正，大家仍然这样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但是媒体上编了这样一个故事：什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比如说你在谈恋爱，感情非常投入，五个小时你觉得只有五分钟；你做了一件很不情愿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五分钟，而你觉得过了五个小时，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故事的解释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讲出来了，你想收回去都不行了，这就是对科学的误读，如果扣帽子，就是假新闻。记者毕竟是科学以外的人，不自觉地用人文逻辑解释科学。
　　　　由于记者缺乏理性，也曾经造成伪科学新闻的泛滥。这里的理性是指冷静的思考，即使知识不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也应该有常人的判断。可是，一旦发现奇特的关于科学的“事实”，不少记者头脑发热到丧失了常人理性的程度。
　　　　1980年以后的十几宇内，我国传媒报道的各种人体特异功能的新闻，几乎全部是假的。这些新闻有时候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反对者的声音非常微弱。从较早的耳朵认字，到永动机、水变油、邱氏鼠药，还有每隔几年总要重现的某人已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1＋1”）的报道，等等。还有多起关于能治百病的医生的报道，没有一个是真的。这里展示的当年《新民晚报》的整版通讯《发现当代华佗》（图3…10），就是吹捧巫医胡万林的。为什么我们会持续出现如此多的假新闻？说轻了，当事的记者和传媒丧失了理性。
　　　　图3…10　《新民晚报》吹捧巫医胡万林的通讯“发现当代华佗”
　　　　1998—2001年，《北京青年报》三次报道换头术假新闻。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一个人换个肝、换个心，能活五年以上，就是新闻了。现在有人告诉你，人的脑袋可以换，而且是男人的脑袋接到女人身上，还接活了，能信吗？科学幻想故事还差不多，但是它是作为新闻来报道的，而且放在报纸的“前沿新知”专版的头条（图3…11），恐怕是编辑发现“新闻”兴奋过度了吧。
　　　　图3…11　《北京青年报》关于换头术的假新闻
　　　　还有核酸营养的假科学新闻。二十多年前，美国法院四次判决，核酸是没有营养的。然而到了中国，众多传媒报道核酸营养，最后由卫生部出面，开了听证会，此类报道才消失。然而，2005—200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和“3·15”商品打假的晚会上，核酸营养广告再现，而且是晚会标志性广告之一（图3…12）！
　　　　图3…12　2005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播出的“3·15”标志广告“珍奥核酸”
　　　　除了新闻从业人员缺乏理性思维外，新闻源通常会与利益挂钩。例如，利益集团请出院士来证明其产品的科学性，他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一旦走出他们熟悉的领域，说的话很难科学。他们被别人牵来牵去发表讲话，被利用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传媒喜欢报道“专家说”，你这个专家一定要找准，确实是这方面专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科学从理解性知识越来越多地向工具性知识转变。什么意思呢？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现在要开始转到应用方面去了，一转到应用方面就有利益了，背后越来越多地站着利益集团。传媒在报道科学的时候，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弄不好会危及社会，因为有些东西若是有毒的、害人的，传媒在责难逃。
　　　　因此，遇到以下情形时，做记者的要特别小心：
　　　　第一，当问题属于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领域的时候；
　　　　第二，当问题处于科学探索的困惑时期的时候；
　　　　第三，当问题面对随机性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时候；
　　　　第四，当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而现实尚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
　　　　如果有人忽然宣布自己在某一个这类问题上，一下子全部解决了问题，提供的事实越精彩、故事的矛盾冲突越集中、越有高度的情感或趣味，就越要冷静地考察新闻源。新闻源来自何方？是否权威？是否科学？因为越是精彩、越是矛盾集中、越是有情感有趣味，往往就是瞎编的故事。生活中如此集中地发生这类事实的几率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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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译文有改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页。
　　　　（3）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1日。
　　　　（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2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6）　同上书，第39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1卷，第262页。
　　　　（8）　见2006年3月15日《北京青年报》C3版。
　　　　（9）　《真实——新闻的生命》，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第四讲　新闻客观性原则
　　　　上一讲我们说的是新闻真实，真实与新闻的客观性原则（Objectivity）紧密相连。今天重点说这一头。
　　　　一、客观性理念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客观性的理念，我们曾经定性为“资产阶级”，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产物，不科学的。“客观性”理念的出现，伴随以下三方面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19世纪中叶开始，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的转变。
　　　　我们学习新闻史的时候都知道，世界上的报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官报时期、党报时期和商报时期。在党报时期，报纸大都具有党派色彩，记者写新闻稿是不客观的，按照党派的观点需要来选择和报道事实，通常只选择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事实加以强化，或者在报道对方的事实的时候添加较多的记者的批评性评价，以减弱公众对有利于对方的事实的理解。在这种情形下，新闻很不客观。处于政党论战之外的公众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得同时对比几份观点对立的报纸消息，或通讯社的电讯稿，才可能较为全面地把握事实的真相。
　　　　在19世纪中叶前后，首先在美国和英国，报刊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党报刊消失，商业化报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客观性的理念。传媒不再以党派的观点作为选择事实和加以报道的标准，商业化传媒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受众群，受众多了，广告就会多，经营才能维持。现在传媒的目的，是尽可能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自己提供的新闻。通讯社则希望各传媒多多采用自己的电讯稿，因此，也要求记者把电讯稿写得适合所有传媒服务于最大多数受众的目的。这样，在选择事实的时候，原来的党派选择标准必须变化，得考虑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都愿意接受我提供的新闻，这是客观性这个新闻工作的职业理念得以产生的大背景。
　　　　传媒原来是为党派服务的，即使亏损，党派也会出钱，有一部分党派的报纸还赚钱。现在商业化的传媒以营利为目的，它的产品的购买对象——公众，都有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的媒体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同意你的观点的人会自然购买你的产品，但是不同意你的观点的公众就会不睬你，这在商业上是很吃亏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业的经营哲学，就变成了如何让尽可能多的受众都接受我提供的新闻。而能够让广大公众都接受的报道模式，自然是客观报道，因为这种报道方式，原则上不会损失原来的受众，还能争取原来不赞成传媒观点的人群，也接受这家传媒。
　　　　两位美国传播学者回顾19世纪中叶这一转变的时候，曾写道：“大部分记者都客观地报道，不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意见写在内，因为编辑知道，……各党派都可能有读者。”在这种认识下，传媒逐渐用关于事实的报道替代了评论式的报道，编辑在立场上尽力避免一面之词，于是客观的写作方式渐渐浮出水面。
　　　　第二，19世纪以来哲学认识论关于事物可知的信念得到确认。
　　　　18世纪，哲学上有一种观点叫“不可知论”，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他认为，人对许多事物是不可能完全认识的。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反对不可知论的观点，认为经过人类的不断努力，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对新闻报道产生了影响，因为新闻报道是对事物的反映，能够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吗？需要有哲学观点作支撑。在哲学上，过去不可知论占有相当的地位，现在另一种哲学观点占了上风，认为人是可以认识事物的，而且最终可以完全地认识事物（当然不会终结对事物的认识）。
　　　　哲学理念的变化，无形中使得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发生变化，19世纪的新闻工作者确立了一种理念——可以把外部事实比较全面地报道出来。原来的职业理念是以党派的利益为选择标准，现在变成了尽可能完全地反映外部世界。
　　　　第三，传播科技的发展（例如照相术、电影、电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