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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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
　　　　“桥梁”、“导线”的比喻，同时强调两个方面，包含信息的我往、你来两方面。这种说法与最早梁启超说的两方面的喉舌观点接近，但采用了新的话语表达。
　　　　关于民众的喉舌的说法也有，但是现在说的频率较低。历史上，我们把邹韬奋和他主办的刊物誉为“人民的喉舌”；1956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的领导人为《中国青年报》讲话，谈到该报应做“代表群众的喉舌”。
　　　　3．传媒的职能表现为某种“工具”
　　　　除了“喉舌”的比喻外，还有直接谈到传媒是某种“工具”的各种说法，这是对传媒职能的一类表述，其中最普遍的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30年8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写的发刊词，较早地谈到这个观点。共产党员张友渔30年代中期在北平发表的多篇文章，对这个观点进行过论证。毛泽东1957年说：
　　　　“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4）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认为是正确的。传媒是可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而且有时传媒还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工具。但是，我们过去把搞阶级斗争说成是传媒唯一的职能，这就使一个较为正确的观点变成了谬误。媒体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信息。
　　　　“文革”中，这个观点被推到极端，进一步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还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这完全是谬误。专政是公检法的职能，要求传媒具备暴力工具那样的职能，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大家看这张“文革”中《首都红卫兵》报“文革”中的《首都红卫兵》报的头版（图5…2）：头条通栏是最早发表的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文章《重炮猛轰刘少奇》，下半部通栏文章是《打倒赫鲁晓夫式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完全没有法治，随意诽谤国家主席，这就是报纸成为所谓“全面专政的工具”的实践！这种对传媒职能的认识是错误的。
　　　　图5…2　“文革”中《首都红卫兵》报揪批刘少奇的版面
　　　　列宁（图5…3）在1918—1920年间，大约三十多次提出“报刊是××的工具”，我们过去不少文章经常引证这个“工具”或那个“工具”的列宁语录。这里需要解释几句。这些说法是列宁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时候说的，当时强迫所有人加入劳动公社，取消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名义上保留货币，为了中央银行的统计业务），给每个人发一个劳动记录的本子，你劳动多少记在劳动本上，根据你劳动的多少发给你消费品。列宁认为，打倒资本家以后，工人解放了，现在是为自己干活了，应该会有高涨的热情。实际情况却相反，工人们却怠工、偷东西，因为工人没有刺激力量了。当时列宁关于报刊要成为社会建设的工具的思想，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事项上，要求报刊成为诸如以下的各种“工具”，显然是不可能的：
　　　　图5…3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
　　　　“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
　　　　“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5）
　　　　列宁的工具论观点，可以1919年他发表的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为例。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文章后面，他激烈地批评媒体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为什么没有做到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媒体的职能，媒体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怎么可以制止偷东西、制止怠工呢？文章还说，我们的报纸不像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报，报纸为什么不揭露这样的东西？列宁的这些话说明，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但是那时他没有认识到，情急之下对报刊提出了很多无法承受的职能要求。后来，列宁改正了错误，恢复了商品交换，恢复了货币，恢复了报纸的订阅制。此后，列宁没有再说过类似上面引证的话。
　　　　“工具论”建立在传媒不是独立的精神力量的认识基础上，一般适于说明指党的机关报、政府传媒的职能。
　　　　4．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
　　　　还有几种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定性说法，其中较经典的是党报是“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1901年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火星报》（图5…4）的作用时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后来，这个观点被斯大林概括为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基本职能。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上开始出现“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解放以后写入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
　　　　图5…4　《火星报》创刊号头版
　　　　列宁1901年讲的“报纸”，特指《火星报》。《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的一份秘密报纸，当时的党中央和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被沙皇警察破获了，在没有党中央领导机构和党中央机关报的情况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于1900年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该报编辑部履行的职能，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外，实际上相当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列宁通过建立报纸发行的代办员网络和通讯员网络，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串联起来，统一思想，并由该报组织的“火星派组织”出面，于1903年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建立了党。所有这些，都是在列宁计划之下做的。他于1901年在《火星报》社论中说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集体”是指“党”，报纸是指《火星报》。这是一种独特情况，不能扩展到党中央机构健全下的党报，更不能扩展一般的报纸。在列宁的组织原则确立后（1907年以后），党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个部门，党报若是党的组织者，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呢？
　　　　1923年，斯大林为了和别人辩论，把列宁的这个观点变成一个普遍的观点。他做了一个解释，比如，现在运输战线缺少人力，媒体为这事发了社论，号召大家支援运输战线，于是很多工农群众给党报发去了决心书、保证书，把自己最优秀的子弟送到运输战线去了，这就是报纸的组织作用。这是斯大林在《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和《欲盖弥彰》这两篇文章里做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不通啊，——媒体是发了社论，但这是传媒在宣传党中央的决定，它是党中央下面的一个宣传工具。发了社论以后，很多人给报纸写信表决心，这时候报纸是中央机关的一个机构，自然有人给它写决心书，这并不是报纸在组织什么，起组织作用的是党中央，党报是党中央组织这次运动的宣传者和鼓动者，是党中央组织行动的一种途径，或叫党中央的组织手段的一部分。因而，斯大林的观点说不通。关于这个问题，198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专谈这个问题，认为这种说法说不通，也与我们现在的党报体制相悖，过时了。此后，没有发生过争论，这种说法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5．传媒教育、引导群众的职能
　　　　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而言，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教育程度，而传媒的接受者十分广泛，多数人的文化水准不会很高，甚至是文盲，于是就出现了传媒是人民的教科书、精神文明的场所、学习的园地、要引导舆论和影响公众等等说法，传媒确实具备这种客观的传播效果。仅就舆论导向的要求看，这种认识中，亦含有从传媒与政治关系角度定性的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
　　　　早在清朝末年，官方开明派就在各地组织过读报活动，通过读报来启蒙，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媒体有这个作用，但这不是媒体的主要作用，而是一种附带作用。一般来说，强调这种观点的人是精英代表或掌握权力者，他们认为传媒高于传媒接受者，我们有责任（通常文化精英这么认为）教育或有权力（通常是官员）教导你们。随着文化知识在社会的普及，这种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虽然存在，但在淡化。新一代有文化的传媒受众，不会看高大众传媒，甚至会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传媒的行为。不过，在我们社会的基层，读报活动至今仍然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存在着。这里展示的是最近网上的消息，这样的照片网上很多，那些居民小区的老头老太太组织起来读报，这也很好嘛！这是一个地方的街道委员会组织的读报活动的照片（图5…5）说明：
　　　　图5…5　石化街道合浦居委会老人读报活动
　　　　石化街道合浦居委会近百名老人，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人读报小组，至今已有十六七年的历史了。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也有48岁了。难得的是，读报小组的活动是雷打不动的。
　　　　社会是分层次的，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是“教育者”的观点能够成立的，但若把这样的认识作为关于媒体职能认识的主要方面，恐怕不会被普遍接受。当然，以某方面专业教育为主的传媒，其主要职能是教育，亦不会有谁反对。
　　　　6．报刊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与传媒的党派属性
　　　　以上说法的前提，在于认为传媒具有阶级性、党派性，至少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等等，是用“上对下”的视角来看媒体的，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它作为对媒体的唯一认识和主导性认识，如果作为对媒体的主导性认识，可能会出偏差。
　　　　传媒有阶级性、政治性等等说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列宁还就党报党刊，论证过党性原则。但这不是马列独特的观点，而是当时社会的观点，是社会公认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过渡的历史阶段，党报党刊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报刊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党性是自然的，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个奇怪的现象。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不承认报刊具有党派性？在政党报刊时期，大家都承认的。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谈一下世界上报刊发展的历史。世界报刊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官报时期、党报时期、商报时期。随着商业化报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在19世纪中叶，党派报刊很快（在美国）或逐渐（在英国）消失。当时已经有很多报刊不再站在哪一边，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现在更是这样。并不是说报刊没有自己的观点，它的观点是围绕着利益转移的，报刊的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通常决定着报刊的政治态度。这种利益可能会使报刊的政治态度相当模糊，或者无所谓态度，或者有时候态度非常鲜明，总之，传媒的政治态度是围绕着如何争取更多的读者转的。
　　　　例如19世纪中叶的英国《晨报》，马克思说：
　　　　“这家报纸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实际上报纸并没有经过什么编辑，它倒像是个辩论俱乐部，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也给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较著名的作家腾出一些篇幅。”（6）
　　　　正是由于报纸持这种态度，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泰晤士报》，这说明那个时期正处于从党报时期向商报时期的过渡，而这张报纸代表了报刊的发展趋势，从马克思的行文口气看，是肯定《晨报》的。
　　　　再看恩格斯对英国《评论的评论》的评论（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斯特德（一个有名的报刊经营者）尽管是个地道的狂妄之徒（指他在挣钱方面非常有办法），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他会把寄给他的杂志加以利用，有时能起很大的作用，凡是能够引起某种轰动的东西，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利用，至于是些什么东西以及来自何处，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7）
　　　　商人就是这样，只要能够引起轰动的东西他就登，登了能赚钱，这时候有什么党派性呀。那时是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说这段话的时候，英国已经完成从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化报刊时期的转变。这时候，媒体的职责是什么？媒体的职责基本上已经不是宣传党派的观点，而是考虑如何能让所有的人接受它们提供的各种信息。
　　　　此前在两个时期转换之时，恩格斯于1849年写道（括号中文字为作者所加）：
　　　　“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这是政党报刊时期的特征），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这也是政党报刊时期的特征。很奇怪，我们现在有的文章经常引用这段话，就引到这个分号这里为止，后面就不再引了，作者要强调所有报纸都有党派性，而后面英国社会当时言论自由的表现特征，却不引证，这就造成对恩格斯原话的明显歪曲）；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8）
　　　　关于这个观点，他本人在1844年和1847年也说过同类的话：
　　　　“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报纸，”“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9）
　　　　恩格斯这里讲的“自己的”，当然不是指拥有，而是指每个持有一定政治观点的人，都可以在英国找到反映其观点的报刊。这些话真实地描述了英国等国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当时已经开始向商业报刊时期转变）的言论自由的表现特征。
　　　　还有一种情况，马克思谈到过。我们往往只注意政府、政党对媒体的控制，还有的时候，是传媒反过来控制政府，尤其在美国。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美国政权干涉社会的程度时说：“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10）这个“东方”、“西方”是指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在美国，国家政权干预社会的程度是很低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报刊操纵政府的情形更多些。
　　　　马克思在1862年评论《纽约先驱报》的“操纵意识”时说：
　　　　“《先驱报》的业主和主编、臭名远扬的贝奈特，以前曾经通过他的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或者叫做通讯员，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一种迂回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11）
　　　　这说明当时美国的报纸受政府控制的程度很低，它们甚至反过来一定程度控制着政府。所以说，美国报刊“玩”政治比英国报刊要强得多。这种现象，我们在讨论传媒职能的时候几乎没有意识到，习惯性地强调传媒如何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忽略了传媒本身也是一种较为强大的控制力量。
　　　　通过考察我们对马列语录的引证问题，需要说一下：要从历史观点看问题，不能够僵化地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从马克思到列宁，他们说过的很多话，一定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条件来理解当时的含义，而不能作为放到哪里都灵验的教条。也并非只要马克思说过的话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7．法西斯主义对传媒性质或职能的极端错误的认识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的思想毒瘤，对于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