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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十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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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媒体的时候，经常能发现这两方面是冲突的。例如这张新闻照片（图5…11），一家超市抓到一个女贼，把她绑起来，脸上画成鬼状，挂着“我是小偷”的牌子示众。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侮辱人格的。第一家传媒报道了，后来的其他传媒的编辑，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是非法治的一种表现，但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一方面文字上批评这种做法，一方面又再次刊登这张照片，叫她在更大的范围受到人格的侮辱。显然，传媒处理这张照片时，市场的逻辑占了上风，社会的逻辑被打败了。
图5…11 《新京报》转载其他报纸新闻照片“我是小偷”
如果传媒单纯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即只在市场领域活动），那么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被否定的，传媒所保护的并不是公众知晓权，而是传媒想让公众听到什么他们就得接受什么，即“被听的权利和个人的表达”，所谓舆论也不会是真正的公众的意见。市场领域的言论自由，实际上保障的是个人依自身利益转移的表达自由，媒介将变成单向的信息源，无法成为对话的渠道，公众也不可能真正参与媒介的活动。市场领域的“观点一致性”，是通过利益驱动的竞争达到的，并非真实观点的讨论而达到的一致。
两位作者显然倾向于传媒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而不赞同媒介完全受控于私人利益。
对传媒职能的认识，永远会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可以归为两大块，一个是从传媒与其他事物（政治、经济等）的关系来定性传媒的职能，一个是以传媒服务于社会而定性传媒的职能。两类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存在矛盾，需要协调，从而达到一种折中，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若完全否定某一方面，恐怕也很难。
五、从传媒形态本身定性传媒的职能
现代传播科技构建了传媒本身，传媒不同的外在形态本身，一定程度规定了传媒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实际控制者是传播科技。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传媒的职能，不是传媒内容带来的“职能”，而是传媒形态本身带来的“职能”。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现在，当传播科技急剧发展以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传媒（形态）的职能是什么？是一种现代技术，这种技术表面上由人控制，实际上却控制着人，人的行为习惯，甚至人的思想。如果看报纸成为一种习惯，这还问题不大，作为老年人的一种消遣，还能得到肯定。但是电视若成为一种控制人的技术，就开始了明显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自从电视成为第一媒体之后，以往家庭内部的交流时间被侵蚀了。网络若控制了人，这种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就更大了，“网络痴迷症”便是一种极端的表现。
对于这种由传媒形态带来的“职能”，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1929— ）最为担心。这会造成传媒性质发生变化，本来是人创造的一种东西，现在反过来控制了人，这在哲学上叫做“异化”。“异化”不是指异常变化，而是指人创造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反过来控制了人。
哈贝马斯的书很难看懂，《交往行动理论》有三大卷，所以我建议大家读一下云南出版社出版的《哈贝马斯论交往》，这是由三位学者编的他的语录，编得相当好，它是按照哈贝马斯的思维逻辑编的，都与传播有关。
哈贝马斯提到，传播除了政治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以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控制，就是科技力量的控制。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谁掌握了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谁就对媒体的内容有所掌控，即统治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当今承担起了使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职能。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强调过一个观念，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时我们太需要发展科技了，可以理解。其实呢，如果从批判学派的观点看，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科学技术不应该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是人。如果一旦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话，人的地位就没有了，人就会受科技的力量控制，“异化”了。黑格尔使用了这个概念，马克思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人不应该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出现了新的问题：科学技术和社会操纵结合一体，人们的私人空间由于技术的发展而遭到侵占，自我深化的多样化的过程在工艺过程和机械反应的状态下被固定化、单一化，个人只能模仿外界，再也不能对社会提出抗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哈贝马斯所说，“合理的技术社会”也就是“合理的极权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仔细想想，其实都能感觉到和看到，包括我们媒体报道的内容，对私人空间侵蚀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不是被人所控制，而是被人所创造出来的机器——传播科技的力量所控制。下面分析几句哈贝马斯的语录：
“它们想按照有目的—合理的行为的自我调解系统和适应性行为的模式来重建社会，想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
这里讲的就是技术这种力量，如何能够重新构造我们这个社会。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53— ）对电视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电视这种媒介形态带来的结果。没有电视之前，我们玩的都是跳皮筋、跳方格、弹球、玩羊拐，推着铁圈上学，等等，自从有了电视以后，我们的整个生活结构都被电视所控制了。原来家里讲故事聊天的情景基本上没有了，大家都守着电视看，有的家里有两个电视，大人小孩分开各看各的电视谁也不说话，到点以后睡觉。电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控制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上面这句话，用“自我调解系统和适应性行为的模式来重建社会，想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人是自然的控制者，现在反过来，人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最后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是谁？是技术专家。
哈贝马斯是德国人，德国的语言有一个特征，能深刻地反映人的思想。不像英语，英语是商业语言，再说什么话，也只能到大白话的程度，这跟语法结构是有关系的。德国这个民族是理论民族，英国这个民族是个商业民族，有时候，语言结构反过来控制人的思维。哈贝马斯的话有时觉得很别扭，你若翻来覆去仔细读，就觉得他说得很深刻。为什么？因为德语的结构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自然段里只有一个动词，你要认真琢磨附加在这一句话中的各种状语和定语，当你看懂了以后，会感到说得非常深刻。英语就达不到这个程度，英语的语法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用于商业交易的语言。
“正是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模糊了下述这一点：要使这种重建获得成功，就得付出重大代价，即牺牲以日常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结构，这一结构由于很容易实行人道主义化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句话实际上是倒过来说的，哈贝马斯的意思是，如果要打破这个结构，那么就应恢复人们之间那种面对面、自然的语言交流，这种交流才是符合人道的。
“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所反映的不是对某种道德态势的割裂，而是对作为生活范畴的本身的“道德”的压抑。公共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用日常语言使相互作用的参照系失去了作用，统治和意识形态都正是通过日常语言在交往不正常的条件下形成。”
也就是说，现在的统治不是明确地下命令，而是通过很平常地接受电视、网络信息，通过平常的语言就能实现，这种技术性很强的交往本身，即“交往不正常”。它打破了原来很自然的一种交往形态，而这个打破依靠的是传播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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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译文有改动。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8页。
（3）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5页。
（4） 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8—65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
（8） 发表于《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8页；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8页。
（12） 黑格尔：《美学》中文版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第六讲 新闻出版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是新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的话题，也是关于新闻传播业生存条件的必要话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便提出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目标，并且为此奋斗了几十年。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被提出，它的哲理背景是什么，以及它的科学内涵应该包括哪些要素等等，都是我们在这里准备讨论的。为了理解新闻出版自由提出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先从它的对立面书报检查制度说起。
一、宗教裁判所和世俗王权的书报检查制度
新闻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理念，是在反对书报检查的斗争中提出并得到论证的，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这个理念的提出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曾经在一段疯狂的年代，能够毫无感觉地脱口而出诸如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光焰无际之类很多的形容词。现在我早已摒弃了这个习惯，除非必要和感到确实如此，才会偶然使用。我在这里使用了“伟大的”，因为它当之无愧。如果没有它，可能欧洲还被禁锢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可能我们还得每天哼着“之乎者也”的文言文，甩着马蹄袖，喃喃地念着“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之类的话。
这个概念现在翻译为“新闻出版自由”，依据是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翻译，此前这套书将“Freedom of the Press”翻译为“出版自由”。在我国，人们看到“出版”这个中文词，引起的联想就是书籍的出版；而在拉丁文字中，“Press”不仅包括书籍的出版，还指印刷传媒的出版和广播电视传媒的播出，因而译文改为“新闻出版自由”，这是考虑到适应中国人对字词的字面理解，从而表达得全面、准确些。
1．第一个出版自由的文献——《论出版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为什么很重要？只要看看几百年来与此对应的欧洲天主教会发出的900多道禁书令，就足够了。
这900多道禁令从1559年持续到1948年，20世纪下半叶教会才放弃了这种愚蠢的做法。这些禁令涉及著作4000多种，被全禁的作家几十位，包括巴尔扎克、布鲁诺、伏尔泰、霍尔巴赫、达兰贝尔、笛卡儿、狄德罗、左拉、拉封丹、卢梭、乔治桑、休谟、斯宾诺沙等等。还有一大批部分被禁的作家，例如培根、边沁、海涅、爱尔维修、雨果、康德、洛克、穆勒、米拉波、孟德斯鸠、司汤达、福楼拜等等。而这些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都是世界历史名人，他们的著作集中了最近数百年来人类精神产品精华，却被告诫它们是毒草，不得接近！
正是反对书报检查的斗争，才使我们得以接触这些人类思想的精华，开阔了眼界和思路。这方面最早的文献是1644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图6…1），这是他于这年11月在英国下院做的演说，翻译成中文大约4万字，全文共34个自然段。Areopagitica，原是古希腊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斯（Isocrates； B。C。 436—B。C。 338）的一篇演说，内容是主张恢复民主制以反抗马其顿人。弥尔顿沿用其名，意味着继承古希腊的民主传统。
图6…1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1644年原版封面
通过批判书报检查制度，他得出一个基本观点：在多元的信息中认识真理。我们常把1644年作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得以推广的年头，其实，他演说后出版的小册子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观点，是在他百年后的1788年，由法国著名的演说家米拉波伯爵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革命氛围得以广泛传播，闻名欧洲，19世纪传遍世界，成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著之一。即使是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文表述来翻译，也颇显弥尔顿演说的文采，他面对议员们说：
难道应当让20个横行霸道的统治者（指书报检查官）建立起寡头政治，给我们的心灵再度带来饥荒，使我们除了经过他们用斗衡量过的东西以外就不知道旁的东西吗？相信我的话吧，上议员和下议员们！谁要是劝说你们像这样进行压制，就等于是叫诸位压制自己。……你们自己英勇而又指挥如意的谋划给我们带来了这种自由，而这自由则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现在……我们可能再变成诸位当初所发现的那种愚昧、粗暴、拘泥而奴化的情况，但那时诸位就首先必须变成旧统治者一样暴虐、武断和专横，但这是你们做不到的。……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
弥尔顿很会看对象说话。这些听众都是几年前因为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专制，参加了英国大革命，才当上议员的，他先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然后说明他们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压制他们自己，回到他们当年所反对的社会状态。这段话的最后，弥尔顿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衡量标准，即用是否存在言论自由，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
不过，当时的弥尔顿所说的“出版自由”，基本不涉及新闻传媒的出版，而且他对这类当时被称为“新闻书”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只是到后来，“press”这个词才涵盖新闻传媒。不管怎样，弥尔顿还是为新闻出版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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