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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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15）
　　　　大家注意，这里邓小平提到的立法就包括新闻立法。
　　　　1998年11月23日，李鹏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接见德国记者，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中国是要制定新闻法的，还使用了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他这个讲话发表在1998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90年代内，我国关于新闻传播行业的行政规章得到了完善，涉及报刊、图书和音像出版、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具体管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只有二十几个国家有新闻法，中国为什么要搞新闻法？前苏联就是搞了新闻法瓦解了。这里显然对基本事实不够了解。应该说，世界上所有法治国家都有新闻法，包括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可能看到了国内出版的《世界各国新闻法汇编》和续编，两本书恰好收入了二十几个国家的新闻法。《汇编》只选了世界上大陆法系的一部分国家的新闻法；大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有新闻法。大部分海洋法系国家也都有新闻法，当然，这个新闻法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具体的法律，而是由很多新闻官司的案例，以及一些成文法的相关条文构成的，统称“新闻法”或“大众传媒法”。至于“前苏联就是搞了新闻法瓦解了”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苏联瓦解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新闻法公布的时候，距离苏联瓦解仅一年，苏联的瓦解与新闻法的制定没有很直接的联系。
　　　　五、新闻法的基本理念和应有的内容
　　　　1．新闻法的“四权”理念
　　　　制定新闻法的工作虽然暂时没有列入当前的议事日程，但新闻法的基本理念我们还是应该有的。新闻法的内容很多，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其中的“四权”理念，即“知晓权”、“隐私权”、“隐匿权”、“更正与答辩权”。
　　　　第一，公众对权力组织的“知晓权”（the　Right　to　Know）。
　　　　“知晓权”也叫“知情权”。1945年美联社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　1880—1965）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指的是公众通过传媒享有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属于新闻自由范畴。50年代，这个概念得到法学界的支持，成为一个法律概念。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也谈到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关于知晓权的法律，最早的代表性法律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推出的两部法律。随后，类似这样的法律在世界多数国家中都有了。中国于2007年由国务院推出了一部法规，即《信息公开条例》。
　　　　1967年美国国会通过《情报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图7…7），各级政府部门的记录，如无特殊情况，应向任何公民开放；公民可以就不理会或拒绝查阅政府资料的事实向法院起诉。这个文件实际上对记者最有利，记者要了解情况，就可以依据这个法律去采访。1966年在提交参院关于《情报自由法》的报告中，该法案宗旨部分引证了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被称为“宪法之父”，1809—1817年在位）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对我们认识公民的知晓权还是很有意义的：
　　　　图7…7　美国《情报自由法》印刷本标志
　　　　知识将永远统治无知，一个有志成为自己统治者的人，必须用知识给予的力量武装自己。一个民众的政府没有民众的信息或者民众没有获得信息的方式，那就只是一场闹剧或一场灾难，或者两者皆是。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才制定了《情报自由法》。现在十七大文件，党的代表大会级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知情权”的概念。我们应对此进一步理解，了解这个理念是如何在最近半个世纪普及全世界的。
　　　　1976年（也有说是1977年，因为正好是两个年度交接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阳光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Sunshine　Act）（图7…8），又称“联邦公开会议法”。这个法案规定：50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委员会和顾问组织将被要求公开他们协商、做出决策的会议，除了10项范围很窄的例外情形允许保密之外，其他的会议都必须保持透明施政的特色。在联邦政府的影响下，到1995年，美国50个州都有了公开记录和公开会议的法律。这也意味着，在理论上，几乎所有政府会议都需要在阳光下进行。
　　　　图7…8　美国《阳光政府法案》网上标志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句话，其理念渊源，可以说是受这部法律的影响。这表明了我们党解放思想，主动吸纳世界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一切成果的胸怀。
　　　　这两个法案对世界影响很大，“知晓权”、“知情权”这样的理念在世界上已经普及了，所有发达国家均通过了信息公开的法律（最后通过的是德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信息公开的法律。2001年，印度通过了信息公开法案。
　　　　第二，维护公民的“隐私权”。
　　　　虽然大家都有接触信息、发表信息的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当中，有一部分内容你是没有权利侵犯的，这就是公民的“隐私权”。这个概念最早能够追溯到19世纪末。1890年，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蒂斯（Louis　Brandeis）（图7…9）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共同发展了一篇文章《隐私权》（The　Right　Privacy），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的创立。该权又叫“生活私密权”、“宁居权”。“生活私密权”我们好理解，“宁居权”是指你不能打扰人家生活的安宁。
　　　　图7…9　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帝斯
　　　　我国司法解释中有“隐私”的概念，但国家的基本法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在实施中，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普及了，各种法律中很多都涉及隐私的内容，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例如名誉权、肖像权、住宅不受侵犯等等，还有，关于诽谤、侮辱等罪名涉及的内容有一部分也属于隐私。
　　　　2001年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在中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权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这个解释中，使用了“侵权”这个概念，前面一句讲“侵害他人隐私”，后一句讲到“侵权”，“权”是指权利，把它合起来，表明在事实上已经把“隐私权”视为一项独立权利。在法律研究中，对法律文件是可以推导的，这是一个推导的结果。这个结果表明，“隐私权”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法律圈里已经是现实而不是虚幻的东西，是存在的，已经得到认可了。现在仅缺少正式的、基本法的表述。
　　　　第三，为新闻来源保密的“隐匿权”。
　　　　记者采访需要新闻来源的支持，有的时候，记者公开了新闻提供者的身份、姓名等信息，他们的安宁生活可能会受到打乱。于是，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记者应该有一种“隐匿权”的意识，就是主动向被采访对象问一下：允许公开你的形象、你的姓名和你的其他情况吗？如果对方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记者和他所服务的传媒，有责任替他们保密。“隐匿权”是新闻提供者在与新闻传媒建立关系时拥有的一种权利。这一点，我国的法律中目前尚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已经出现，但很少。伴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产业化的进程，隐匿权冲突肯定会增多，所以我们在学习新闻法知识的时候，要具备“隐匿权”这个新闻法的理念。
　　　　在国际上，目前较为典型的隐匿权案例，是美国的“深喉事件”。“深喉”马克·费尔特是一个特工人员，他1972年透露了关于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关键情况，但是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承诺替他保密，保密了35年，直到最后他已经90多岁了，自己决定公开，这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严格履行了替当事人保密的承诺，做得是不错的。
　　　　第四，“更正与答辩权”。
　　　　这是指新闻内容出现差错，例如人名、地点、时间和事实本身说错了，当事人有权提出要求更正或答辩。传媒也有责任主动更正错误，或允许当事人在报道的同一版面或时间段（有的传媒是在专门的较为显著的版面，例如要闻第二版）发表更正或答辩的声明。我们前面讲到了新闻真实问题。新闻要求在第一时间里发布，它的真实是一个过程，可能会存在差错，更正或答辩应是新闻工作的一种常态。这也是新闻法中的一个基本理念。它基于新闻工作的特征，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传媒在新闻真实方面，对公众担负着责任。
　　　　这个理念最早在国际上形成的一个文件，是《国际新闻错误更正权公约》（草案）。1948年3—4月，在瑞士召开的有51个国家（包括中国）参加的国际新闻自由委员会，通过了《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它由三个公约草案构成，更正权公约是其中一个第二公约。第一公约是《国际新闻采访及传递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是《新闻自由公约》（草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更正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法的概念。一方面我们要求新闻自由，信息沟通的自由，同时，也要承担对所传播的差误信息进行更正的义务。在信息流通中出现差误是难以避免的，更正错误是发表信息的人应该承担的一种义务，也是受到侵害的人可以提出的一项权利。更正，是指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出现的差错进行说明和纠正；后来在更正这个词后面加上了“答辩”，这个概念是指对报道对事实的概括和倾向的表达出现的差误，进行辩解与说明。两者多少有些区别。
　　　　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遵循这种理念的做法了，但是还不够普及。例如北京的《新京报》，每天第二版有个竖条，更正前一天或者前几天出现的差误。《纽约时报》在它的要闻版第二版，设置“更正”栏目有半个世纪了。这样做体现了传媒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2．区别“诽谤”（slander）与“侮辱”（insult）
　　　　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因为出现差错的频率较高，所以这里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谈一谈。诽谤和侮辱这两个词在新闻报道经常混用，这两个词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如果混用，一旦被卷入新闻官司，会吃很大亏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词的含义搞清楚。
　　　　诽谤是指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也就是说，某个人没有做坏事，你说他做了一件具体的坏事，这就是诽谤。在法律上，构成诽谤的要件有三个：
　　　　第一，陈述的事实是虚假的，而且这样的事实社会评价为绝对否定性的，包括无意的图片传播。
　　　　例如：1996年某月某日，葛小姐正某饭店吃饭，遇上警察进行治安清查，被跟随的电视台记者摄入镜头。在次日播出时，有她与警察在一起的镜头，画面配有“在行动中查获卖淫女四名”的解说词。于是，葛小姐诉讼到法院，得到了支持。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而且画面非常清楚，你说她参与了卖淫不是真实的，那就是诽谤。这样的事实的社会评价为绝对否定性的。
　　　　第二，虚假的事实涉及特定人的社会评价。
　　　　例如报道特定的人有犯罪、违法、违背公德等行为，包括指称某活着的人死了，某健康的人患有某种使社会感到恐惧或鄙视的病（性病、麻风病、精神病等），就是诽谤。但是如果确实有这类的病，一般来说，未经当事人允许而散布这样的信息，是侮辱。侮辱在中国属于治安管理条例管理的范畴，而诽谤则有民事诽谤，甚至有刑事诽谤，刑事诽谤属于刑事罪，程度就比较重了。
　　　　第三，事实虚假的程度判断方面，严重失实或基本失实而损害当事人的名誉，属于诽谤。这不是指一篇报道中涉及这个问题的字数比例和数字报道多少，而是对问题描述的失实的程度，是“质”的概念。
　　　　1989年，四川《家庭生活报》头版报道刘晓庆偷漏税百万元，实际上刘晓庆偷税2千元，漏税7千元，共计近1万元，而且已经被追缴和罚款了，这个过错属于违法。而百万元的偷税漏税属于犯罪。这样报道，无异于说刘晓庆犯罪了。刘晓庆告到法院以后，报社强调数额多少只是量的出入问题，不影响基本事实的存在；而法院认定，把违法行为说成是犯罪行为，明显贬低了刘晓庆的名誉。结果是和解——法院实际上支持了刘晓庆。在判断事实的虚假程度上，关键是看问题的“质”，而不是看量。我们在报道中对事实的把握、判断，使用的概念，都要清晰。
　　　　那么什么叫侮辱？侮辱是指通过信息传播，泛泛地詈骂别人的行为（暴力侮辱属于另外的刑事犯罪）。侮辱的结果主要是贬损他人的人格和人格尊严。诽谤可能用词“文明”且规范，有的行为上似乎很“理性”；而侮辱肯定是采用粗卑、下流的词句或图像加于特定的人，通常没有特定的事实，表现为不讲道理。例如公开说他人非人，加以各种不文明的称谓；或加以特定的社会反感的称谓：流氓、走狗、恶棍、娼妓、色狼、大草包、吸血鬼等等。
　　　　1998年重庆某报发表文章《这家伙，我认识》，文章说：
　　　　“这个孙某从来就是一个靠撒谎来装扮自己、靠撒谎来欺世盗名的杂痞，特别是副刊编辑部都熟悉他那副串串嘴脸，一件脏兮兮的西装起码有好几年未洗，油腻腻的领带脏黑得酷似海带，更令人恶心的是粉刺丛生的脸上时有星星点点的浓血渗出，一张嘴，焦黄的牙齿缝里露出残存的菜渣，常常能从他那只又脏又黑的黑皮包发现他试图偷走的稿签和信封……”
　　　　孙某起诉到重庆法院，经两级法院审理，认定作者和报社损害了孙某的人格尊严，判决承担侵权责任。
　　　　3．新闻法应包含的大体内容
　　　　尽管各国的新闻法的结构不一样，以下内容应该分布在新闻法的不同章节中。
　　　　第一，总则。对一些关于新闻传播的基本概念的所指，进行定义；阐述新闻自由的定义；阐述新闻传播业的职责；本法的法律适用范围等等。
　　　　第二，新闻传播媒体的创办。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创办的法律规定一般有四种：
　　　　一是注册登记制。即只要向有关部门注册即可出版或播放，无须经过批准。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这种创办规则。
　　　　二是无登记的追惩制。即不需登记注册就可以出版或播放（广播电台、电视台技术上需要申请频道），但需要按规定印出标记和出版人姓名、地址或报出台的名称和波段或频道。这是一种更开放的媒体创办规则，有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这种规则，例如法国。
　　　　三是批准制，又称许可制。创办前需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经过批准以后才能够出版。我国目前实行这种规则。现在批准制的规则，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
　　　　四是保证金制。是指在申请的同时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备违法时支付罚款。这不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在实行注册登记制的有些国家增加了这个条款。中国历史上的《大清报律》，也附加了这个条款。除此之外，有的新闻法对传媒主要负责人的资格还有规定。
　　　　第三，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一般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