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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十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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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的两则电视新闻，让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一是某企业为贫困小学生赠送书包文具之类的东西，贫困家庭的孩子一个个上台从领导和老板那里接过馈赠物品，台下全体师生在鼓掌；二是某看守所为七名刑满释放人员举行热闹的出监仪式。电视镜头下，看守所所长递给他们三件礼物：一把印有“一路走好”字样的雨伞、一本《公民道德规范》和一份《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
在中国的舆论氛围中，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众目睽睽下领取捐赠品，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谁能够保证班上的同学今后都不会蔑视他？然而，我们的摄影记者却忽略了这个涉及当事人权益的问题。在电视镜头里把刑满释放人员的面孔“公示”一遍，这对那些归正人员的心理难道就没有伤害吗？这么一来，他们未来择业的道路上会不会又平添几多困难？
他们的形象不应该出现在电视镜头中，某种意义上，侵害了他们的肖像权。侵犯隐私的背后，实际上是记者对人的权利的漠视。中国青年报的下属刊物《青年参考》，曾刊登了湖北一个女大学生的言论，说女大学生中25％有“三陪”现象。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个女大学生也许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但是把关人是记者，你为什么不衡量一下？发表以后，当事的记者挨了批评。他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瞎说，把这个女孩子的所有信息在网上公布了。这个记者实在是太差劲了。《南方周末》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他“先做人，再做记者”（图8…8）。这个记者缺少尊重当事人隐私权的理念。
图8…8 《南方周末》批评《青年参考》记者的文章
9．侵犯著作权
这方面，至少我们在理念上都是比较清楚的，也有《著作权法》的约束。我要提醒的是，注意声音和图像的著作权问题，因为文字的版权我们已经注意了，但声音和图像的版权我们不大注意。一旦出了差错，被当事人抓住的话，卷入新闻官司，会赔很多钱。
有一件事情，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电视台曾经播放了一张文化名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播出以后，马上就受到照片版权人的起诉，要求电视台赔很多钱。电视台的当事人很委曲，因为在采访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经过这个文化名人的后代的同意，才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他对著作权法的认识不全面，这张照片不是名人后代拍的，他只拥有这张照片的所有权。看来，电视台对《著作权法》的解读要全面。特别是音乐的版权，你有意无意地哼一哼，因为音乐的曲调容易发生嫁接现象，可能无形之中就侵犯人家的版权了，真有这类的事情。
10．“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这种现象，最近一两年相对好些了，以前发生的频率很高。2002年7月，《北京晚报》曾经连续四天，每天整版地报道当时审判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的新闻。这里是其中的几个标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五毒书记拒不认罪》，“五毒书记”是民间的说法，“文革”的时候这种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的现象，不能再出现了。尽管社会上有这种说法，但是你是记者，你是把关人，你要用法律语言来表达，只能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这句话，按照中国的语法，就是你认为他有罪，他不认罪。你说他“拒不认罪”，这里内含着记者认为他有罪的判断。这个标题，就是一种“媒介审判”。再看这个标题：《张二江的歪理邪说》。他作为“犯罪嫌疑人”，有权利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媒体只能客观地报道，不应该对他辩护本身作好坏评价。其实，媒体只要客观报道了，他是不是歪理邪说，公众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有些记者，总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大标题上。甚至当时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关于这场审判的报道标题也是这类的，即《过堂竟像作报告》。什么叫“过堂”？古代县官审犯人那叫“过堂”，我们是人民法庭，不能叫“过堂”。“竟像作报告”，内含着记者在贬义评价。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经常这样做。
对于媒体如此报道张二江的审判，当时《南方周末》（8月1日）是有理性的，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说丑态》（图8…9），批评很多传媒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是“媒介审判”。文章前面有一段字号较大的要点：
图8…9 《南方周末》批评“媒介审判”的文章
张二江行使其正当权利，不应当视为无可忍受的滑稽表演。法庭上刑事被告人的法律地位并不天然低于公诉人。以非法治的意识报道法治，最终出丑的是媒体。
然而，这种法治理念并没有很快普及。请看2005年5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消息标题：《“黑老大”咆哮公堂拒不认罪》。“黑老大”这个词，现在我们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较高，尽管加了引号。这是一个社会评价，不是法律概念，我们不能随便给人戴上这顶贬损的帽子。媒体只能说正规的表达词“犯罪嫌疑人”；“咆哮公堂”，我们是人民法庭，不是公堂；“拒不认罪”，即你认为他是有罪的。
还有《北京青年报》2006年3月21日的消息标题：《“冷面”被告狡辩开脱罪责》，“冷面”是记者的主观判断，不应该这么说的；被告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不能说是狡辩，狡辩也是记者的主观判断；“开脱罪责”已经内含记者的倾向，即认为他就是有罪。正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还没有宣判他有罪，媒体怎么可以这么报道呢？这个人后来被判处死刑，那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的报道中不能这么说。
在没有强调法治的时期，我们的报道程序是：抓捕——声讨——公审——处决——大快人心。现在要讲法治，报道程序应该是：侦破——检控——审理——判决——公正评论。可是媒体报道时，记者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以前的那套程序。
为什么会有这种关于司法的报道思维？因为我们脑子里没有无罪推定的现代理念。无罪推定的国际表述和中国式表述如下：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写道：“任何被指控犯有刑事罪行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推定为无罪。”
《刑事诉讼法》（1996年）第12条写道：“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我们的媒体在法院宣布他有罪之前，已经宣布他有罪了。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常在做。
下面再通过分析刘涌案，说明“媒介审判”对司法的干扰。刘涌案的是非曲直我们没法知道，但是，在刘涌被审判之前，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两篇大文章，轰动全国，即2001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一文；2001年4月26日新华社发表《黑老大如何当上人大代表》一文。在没有审判前，传媒已经宣布他是坏人了，可是那时候法院还没有开始审理呢。
2002年4月17日，法院一审宣判刘涌死刑2003年8月15日，刘涌终审改判死缓；2003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提审，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这种报道程序引起了网上激烈反响。因为此前新华社的两篇稿子已经在全国播发了，整个程序就有问题了。应该是先客观报道某人由于××嫌疑被抓，然后是判了××刑，确认他犯罪之后，才能发表类似这样的文章。而我们程序完全相反，2001年先发表文章，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坏，坏到底了。2002年开始审判，一审终审到高法提审的情况不一样，自然引起网上激烈反响。公开这个案件的程序，违背法律程序。“黑道霸主”是媒体给他定性的，法院一年以后才审判他。这样的事儿过去我们习以为常，不当回事儿，现在应该树立法治意识，不能这么做了。下面魏永征教授的这句话值得做记者的人深思：
当一篇新闻报道弄到嫌疑人“国人皆曰可杀”，法院判决已经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是媒介审判吗？
这样的事情所以接连发生，在于新闻从业人员还认识不到是违背职业规范的。大家看2006年9月11日《北京青年报》一篇没有法治意识的评论——《建立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该文对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关于“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的观点提出质疑，理由是：“媒体并非法院的上级单位，对法院也不具有强制力量，因而其对于案件审判结果的预测，并不对法院判决产生约束力”。作者把“超越司法程序”理解为“新闻媒体报道并非司法行为，无所谓超越不超越”。他都没看懂高法副院长说什么，就发表了这样的文章，我当时写了篇文章对这种非法治观念做了批评，还不错，《北京青年报》发了我的文章。《北京青年报》在北京算是精英报纸，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糊涂，我没有料到。我的主要观点是：
关于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发表评论的要求，本来防范的就不是强制的外来力量，而是舆论对审判的影响，因而反对这个观点的立论（“它不是强制力”）不成立。关于“超越司法程序”，作者也理解错了。这是指法庭审理还没有进行到最后判决这道程序，传媒抢先对被告定罪定量或对审理本身发表评论，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超越了司法程序。
作者说，法庭可以对传媒的评论“置之不理”，其实哪有这样简单。一位美国学者考察中国传媒与司法关系后提出一个论断：中国传媒影响司法的基本模式是传媒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
在这方面论证得比较全面的文章是徐迅写的，讲了报道庭审的十个条件，这十条就属于我们职业规范的内容，每一条都是有根据的，包括国际上公认的一些内容：
根据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惯例，媒体报道司法的应遵循十大自律（4）：
① 案件判决前不做定罪、定性报道；
② 对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言行不做倾向性的评论（张二江在法庭上自我辩护，可能你听着很不顺心，但只要你客观报道了，读者能自己做出判断）；
③ 对案件涉及的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的权益予以特别关切（如果贪污犯是女性，出现过很多传媒铺天盖地揭露她与性有关的问题，传媒这方面的卑劣欲望应该受到遏制）；
④不宜详细报道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情；
⑤不对法庭审判活动暗访；
⑥不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媒体在报道诉讼中，你千万不要站在某一面，要站在第三方角度去报道）；
⑦评论一般在判决后进行；
⑧判决前发表质疑和批评限于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
⑨批评性评论应避免针对法官个人的品行学识；
⑩不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自己涉诉的报道和评论（2006年在《新京报》发生“窦唯事件”。2007年《新京报》发表的关于窦唯的庭审报道，明显袒护自己，而不利于窦唯，这是不公正的）。
11．介入式隐性采访和偷拍偷录
隐性采访分为非介入式和介入式，非介入式采访，就是人家在公开场合做违法的事情，你没有干预整个过程，你看见了，用文字或者用图像报道出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介入式隐性采访是指，你明明是记者，但是采访的时候不说你是记者，而冒充其他身份的人。这就存在问题了，首先你在说谎。从小我们的父母就教育我们不要说谎，这么简单的道理，一到社会生活中马上就变味了。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对方是违法的，做了坏事，我说谎当然不好，但是我说谎能够把他做的坏事给揭露出来。这种以小恶对大恶的理念，是民间的非法治理念，不应该这样。
与隐性采访相联系的是偷拍偷录，偷拍偷录在中国不受法律保护，在有的国家是违法现象。这方面例子比较多，最典型的是以前说过多少遍的美国狮子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打了十年的官司那个案件，最后实质上是ABC败诉。狮子公司是一家大型超市连锁店，ABC公司两名记者冒充其他身份进入该公司的一家店里，用藏在头发里的摄像机偷拍了该店将过期的熟食重新包装以后再出售的过程，还拍摄到仓库里老鼠跑来跑去的镜头，在ABC的黄金新闻时段播出。狮子公司自然遭受到很大损失。该公司以欺诈罪（因为你是用假名、虚假的身份进入狮子公司的）起诉ABC公司。美国法院一审判决ABC公司向狮子公司赔偿550万美元。ABC上诉，经过很多年，大概是前年才结案。结论是：美国的狮子公司要提供证据证明ABC公司报道这个事情怀有恶意。ABC揭露这个事情自然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狮子公司拿不出证据证明ABC公司具有恶意。于是法院判决：ABC公司赔偿狮子公司2美元。这个结论，处罚是象征性的，但在法律层面否定了ABC记者的行为。
我们现在偷拍偷录这种现象比较多，以至于“3·15”晚会也用这个来吸引观众，大家看这张北京广播电视报的头版头条特大黑体字标题：《用偷拍警示消费陷阱——今年“3·15”晚会有看头》（图8…10），这种做法在舆论导向上也是不正确的。
图8…10 《北京广播电视报》头版头条消息《用偷拍警示消费陷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有一个内部信条，我觉得说得非常好，这句话是：
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做一种常规的做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使用。
前面一句话讲的是基本原则，后面一句话是有弹性的，常规不能这么做，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情况紧急，涉及重大的人民的利益或者安全，又没有其他合法手段可以使用，可以适当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采集新闻。
然而，现在新闻节目中暗访报道，90％都可以用正常办法采访到，只是比较难一点，需要迂回一下。为什么大多数人喜欢用暗访的方式采访报道？一是为了取得戏剧性效果，给人一种现场捉奸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在满足受众的“集体偷窥欲”，不应该的。通过艰苦、迂回的采访方式，最后能够证明当事人做了违法的事儿，可能不够生动，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他这种违法行为，而且要保证你的手段是合理的。二是偷懒。我们的记者采访技术不过硬，人家拒绝采访，就没有合法的办法可施了。
这不是一条行政规章，而是一个内部信条，所以它是有弹性的，这个弹性就体现在“常规的做法”这个词里。也就是说，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做非常规的事情。当然，这个可以做需要有一定的程序，一般必须向你的上级领导报告，经过批准才可以做。这也是为了大家共同担当责任，不能由记者一个人来担当责任。
12．拒绝更正与答辩
中国的媒体很长一个时期是党和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发出的信息带有指导工作的意义，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统——出了错不承认。因为要指导工作，出了错我要是承认了我们还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情况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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