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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邪恶追索(马修·斯卡德系列之十三)-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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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想？”
“我还想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对你和拜伦·利奥波德两个人？”
“没错。”
“你怎么会这么想。”
“让他迅速死亡。”
“简直为了仁慈而杀人。”我说。
“你是在讽刺，可是难道病死会比较仁慈吗？生命一点点的被吞噬掉，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最后在你死掉之前，就夺走你活下去的意志？你知道目睹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不知道。”
“那你应该很庆幸。”
“我是很庆幸。”
他再度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擦眼睛。“她就是一点一点地死掉的。”他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太太。她花了好几年才走完死亡之路。死亡先让她用拐杖，然后让她坐上轮椅。这会吞噬掉她生活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得调整自己去习惯这种情况。然后死亡又会再咬一口，情况永远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
“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熬。”
“我想是的，”他说，仿佛他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我常祈祷让她死掉，觉得很矛盾。你怎么可能祈祷一个心爱的人死掉呢？你会祈祷她得到解脱，但怎么有办法祈祷她死掉呢？‘上帝啊，减轻她的痛苦吧。’我会这么说，‘上帝啊，赐予她承受重担的力量吧。’然后我不自觉地就会祈祷，‘上帝啊，让这一切结束吧。’”他叹了口气，直起身子。“可是一切都没有丝毫不同。疾病有它自己的行程表，有它自己的步调。祈祷无法使它减缓或加速。它想折磨她多久就折磨多久。然后杀了她。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那个录音机似乎有戏剧感，第一面刚好挑在这时录到底。一般人都会想尽可能顺利地把录音机打开换面，然后重新录音，免得打断气氛。结果我的手指却破坏了这个过程，我笨手笨脚的按钮，又笨手笨脚的把录音带换面。
也许这样也好，也许气氛正需要打断。
他重新开口，话题转向拜伦·利奥波德。“开始我只想着可能会有人杀掉他，”他说，“某个闯入他家的小偷，或者街上的抢匪。任何事情，街头毒贩战争中某颗乱飞的子弹，或者我在报上或电视里头看过的任何情景。我会在脑中重新排演一遍，然后想象是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过一个节目，我想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里头的男护士把病人给闷死。不见得都是绝症病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不能算是仁慈杀人的案例。我想着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我想到，如果病人真这样被杀掉的话，可能会被误判为自然死亡。”
“那你就被欺骗了。”
“对，而且还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骗。我只知道，某个好心的护士可能把哈伦·菲利普斯给闷死，他的保单也有双倍理赔的条款，所以——”
“没错。”
“如果拜伦·利奥波德会死于谋杀的话，就不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死于睡梦中，或者像是死于疾病。这种意外无法伪装成自然死亡。我查过，凶杀符合保险的意外死亡定义。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盘算着要自己动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进入我脑中的，但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再也摆脱不掉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法想。”
以前他从没想过要采取行动结束他太太的生命，就连他祈祷太太早日死亡时，也从没想到要真的去做什么事。当他开始实际考虑过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很多方法时，忽然想到，当初一把刀或一颗子弹，将可以免去他太太许多痛苦。
“可是我绝对做不出来。”他说。
“但你觉得换了利奥波德你就做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象的方式是用枪。我不可能打他或用刀刺他，但或许我可以拿枪指着他，扣下扳机。也说不定我做不到。我完全不敢确定。”
“你从哪儿弄来那把枪的？”
“我有这把枪已经好几年了。原来是我一个舅舅的，他过世之后，我舅妈不希望家里有枪。我把它连同一盒子弹放在阁楼的一个皮箱里，就忘了这件事。然后我想起来，东西还放在那里。我连那把枪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我还想，如果我射击的话，说不定会轰掉自己的脑袋。”
“可是你结果还是拿来用了？”
“我开车去乡下试射。朝着一棵树的树干射了两发子弹。枪好像没问题。所以我就回家，想着这件事，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我知道我得找些事情来做。于是我就去了纽约。”
“你带着那把枪，怎么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我怎么……可是我没去机场，我不坐飞机，从来没坐过。”
“你刚刚说过，”我说，“我忘了。”
“我乘火车，”他说，“没有安全检查，不必通过金属侦测器。我想他们不怕劫火车。”
“从杰西·詹姆斯①之后就不怕了。”
①杰西·詹姆斯（Jasee James，18471882），美国著名大盗，南北战争中加入南军游击队，曾率领武装匪徒在西部各地抢劫银行及火车，为害大十五年，后为手下所杀。
“我到了纽约，”他说，“找到他住的那栋大厦，结果一个半街区外就有一家供早餐的旅社。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但我想如果我有胆去做那件事的话，最多不会待超过一个星期。”
结果，在那家旅社住了一夜后，次日早晨就有机会。他走到那个小公园，以便观察利奥波德那栋大厦的门口，此时他看到利奥波德撑着两枝拐杖带了一份报纸出现，他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他寻找的人。他脸上显示了艾滋病的病征，而且显然已经到了晚期了。
可是他没把枪带在身上。枪还放在旅社房间里，用一条抹布包着，锁在他的行李箱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带枪出门，到达公园的时候，拜伦·利奥波德已经坐在那张板凳上了。他忽然想到，这个区似乎住了很多同性恋者，说不定有其他艾滋病患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虽然迅速的死亡无疑可以解救这个有福的人，不管他是谁，但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似乎比较慎重。这样可以确保这桩谋杀能让他得利——无论他怎么找借口合理化，他杀人还是为了钱，如果杀错了人，那他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走向他，”他说，“喊了他的名字，他点点头，然后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他说是的，他是拜伦·利奥波德，或类似的话，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不确定自己会动手，你知道，因为我还在挣扎。我可以确认他的身份后就转身走开，不回再动手。或者我可以回家，然后忘掉这一切。
“‘利奥波德先生？’‘是的。’‘拜伦·利奥波德？’‘是的，有什么事？’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掏出枪，朝他射击。”
此后的记忆甚为模糊。他开始跑，希望有人追上来，希望被逮住。但没有人跟着他，也没人抓到他。中午刚过，他就搭上了回程火车，回克利夫兰。
“我还以为他们会找上门来。”他说。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公园里有几个人，目击者。我以为他们会描述我的长相，然后会弄出一张合成画像登在所有报纸上。我以为会有人把保单和我联想在一起。可是报上什么也没登，至少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一直等着有人找上门来，可是一个都没有。”
“听起来你似乎欢迎有人找上门来。”
他缓缓地点点头。“我一直想着这件事，”他说，“到现在还是无法向自己解释，也绝对无法向其他任何人解释。我原先有个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去纽约，杀了这个人，然后回到这里，而我生活中的唯一改变就是我会更有钱。”
“结果事情不是这样。”
“我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他说，“那个幻觉就忽然消失了，像烟雾里的图画一样，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事情完成了，那个人死了，再也无法挽回。”
“不可能了。”
“对，绝对不可能了，过去的事情一丝都无法改变。全都刻在石头上，连一个字、一个笔画都无法抹去。”他沉重地叹息，“我原以为……唉，别管我怎么以为了。”
“告诉我吧。”
“我原以为杀了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以为反正他早晚都得死。结果他真的死了！”
“没错。”
“我们所有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人都不免一死。但这就表示杀人无罪吗？”
上帝杀人就无罪，我心想。他常常在动手。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他一个忙，”他苦涩地说，“我让他轻松地死去。可是我凭什么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已经准备要死，他可以吃药，可以把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有太多方式了。老天在上，他住在高楼上，如果他想死的话，还可以从自家窗子跳楼。”他的眉毛拧成一团，“看得出来他并不急着赴死，他卖掉保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拿钱活下去。他希望尽可能活得久、活得好。所以我提供他那笔钱，”他说，“然后我又取走了他的性命。”
他刚刚说话中途，把眼镜摘下来了，现在他再度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我。“好吧，”他说，“现在怎么办？”
永远都是美丽的问题。
“你有几个选择，”我说，“有个克利夫兰的警官，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很熟悉整个状况。我们可以去他所在的警察局自首，让他正式宣读你的权利给你听。”
“米兰达警告①。”他说。
①Miranda warning，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警方进行逮捕时，必须告知嫌疑犯有保持沉默及要求律师的权利，否则所有取得的证词均会被视为违反正当程序而无效。此警告词即称“米兰达警告”，因一九六六年亚利桑那州对一强奸犯欧内斯特·米兰达提起公诉的案例而得名。
“对，一般是这么称呼。然后当然你可以有律师在场，他会跟你解释有哪些选择。他可能会建议你接受引渡，然后你会被安排押送去纽约。”
“我明白了。”
“或者你可以自愿跟我去纽约。”我说。
“去纽约。”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主要可以替你省掉许多延迟和官僚公文程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好处。”
“是什么？”
“我不会使用手铐，”我说，“如果你被正式拘捕，全程就得被铐住，这样在飞机上会很尴尬而且不舒服。我没有警方的身份，所以不受这种规则约束。我们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
“在飞机上。”他说。
“哦，对，你不乘飞机的。”
“我想你一定觉得很愚蠢，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哈夫迈耶先生，我不想说服你做任何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被正式拘捕，押送到纽约，他们就会逼着你乘飞机。”
“可是如果我跟你去——”
“坐火车要多久？”
“不到十二个小时。”
“不是开玩笑吧。”
“湖岸线特快车。”他说，“清晨三点从克利夫兰开出，下午两点十分抵达纽约。”
“你上回就乘这班车去纽约的？”
“没那么糟，”他说，“座椅可以放平躺下睡觉。还有餐车。”
飞机只要一个小时出头，但即使我把他送去克利夫兰警局蹲监狱，我自己也得等到明天上午才有班机飞回纽约。
“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说，“我会陪你乘火车。”
他点点头。“我想这样最好。”他说。
第23章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
我让哈夫迈耶独处一会儿，匆匆过街到车旁，把状况大致告诉杰森·格里芬。他本来晚上另有计划的，但坚持说取消没问题，而且说他很乐意送我和我的犯人到火车站。我告诉他可以跟我一起进屋，他同意说这样要比拿着他舅舅建议的那个广口瓶坐在车里好得多。
他锁车时，我自己匆忙赶回屋内，我对于让哈夫迈耶单独待着很紧张。我担心会发现他已经自杀身亡，或者正在打电话找律师。很难说这两种情况哪个更棘手，但事实证明两种担心都很无稽。
我告诉他，我已经请我的司机进来加入我们。片刻之后，敲门声想起，我替杰森开门。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该谈些什么，但哈夫迈耶一获知杰森是西储大学的学生，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他们谈起该校的美式足球队，然后很自然的转而对克利夫兰的职业球队布朗队热心讨论起来，还一起数落那个不忠的老板打算把球队卖到巴尔的摩的决定。
“我所能想到对那个人最善意的评语，”哈夫迈耶说，“就是他完全是个狗娘养的。”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让我谈起沃尔特·奥马利的个性和他的历史，然后大家继而讨论起一个球队的往事，曾经有过哪些球员，或者和球迷的关系。这些话题本身就很有趣，情境又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房间里充满了两种谈话，一个是我们正在谈的，另一个是我们选择不去谈的。前者是运动及其幻觉，后者则是凶杀及其后果。
杰森打了两个电话去取消他晚上的计划。我打电话给全美铁路公司预订两张克利夫兰到纽约的湖岸线特快车票，然后又打电话去纽约给埃莱娜，听到应答机上头我自己的声音：我留了话，说我次日下午会回去。返回客厅时，杰森和哈夫迈耶正在讨论晚餐。杰森建议出去吃比萨，哈夫迈耶说叫外卖比萨更快也更简单。他自己打了电话，多米诺的送外卖的男孩在离规定的二十分钟还颇有一段距离时便送来了。哈夫迈耶喝阿姆斯台尔啤酒配比萨，杰森和我则喝可口可乐。我感觉杰森其实比较想喝啤酒，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要一罐。他觉得值勤时喝酒不适当吗？或者他舅舅告诉过他我是个戒酒的酒鬼，使得他认为不该在我面前喝酒？
晚饭后，哈夫迈耶想起他应该整理行李。我和他一起进卧室，靠在墙上等他慢条斯理地挑选衣服，放进行李箱。整理好之后，他关上箱盖，提起来做了个表情。他说他一直想要买个有轮子的行李箱，现在大家都用那种，可是却没去买。
“可是我想我不会再有太多旅行了。”他说。
我问他行李箱重不重。
“还好，”他说，“这次带的东西比上回多，可是没带枪，那把枪比你想象的要重。我这倒想起来了，那把枪我该怎么处理？”
“你还留着？”
“很蠢吧？我本来打算丢掉的。扔进阴沟里，或者抛到湖里去。可是我却留着，我想我可能会，呃，需要它。”
“放在哪里？”
“阁楼上。要不要我去拿？或者放在那里就行？”
我思索着这个问题。曾有一度答案很明显，但许多法庭判定改变了证据的可接受性。应该把枪留在原地一阵子，按正规程序申请到搜索票再来拿吗？
或许吧，我想，但我衡量万一有人闯进来把枪偷走的可能性，觉得还是把凶器带走比较妥当。就算哪个法官不允许这个证物列入，光凭哈夫迈耶的录音带自白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更足以让他被起诉。
他爬到窄小的阁楼里，把包在一块红白方格布里的枪拿下来。我想那一定就是那块抹布了。他原封不动的递给我，我没打开就闻得到枪的味道。他上次射击过后没有清理，还闻得到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火药味。
我走出去，到杰森的车旁边，把枪锁进我的公事包里。
我们玩红心牌消磨时间，哈夫迈耶又泡了一壶茶，然后杰森提早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比火车出发的时间几乎早了一个小时。我给了他一些钱，他说他才应该付钱谢谢我给他这个经验。我告诉他别儍了，于是他把钱收进口袋。
哈夫迈耶坚持付我们两个人的火车票钱，就像他刚刚也坚持付比萨钱一样。“两张单程车票，”他说，“你不会再回克利夫兰，我也不会了。”
火车很挤，我们没订到相连的座位。我把列车员拉到一边，告诉他我是个私家侦探，正陪同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返回纽约。他替我和一个家伙换了座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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