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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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

陳獨秀終於獨木難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經過詳細討論與辯難之後」，十分勉強地作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請注意「辯難」二字，說明通過這個決定，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的。不僅如此，決定還異乎尋常地強迫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國大會之討論，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據（國際）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同時，此決議又顯然保留了陳獨秀反對的痕迹，在指示各級黨部討論國際提案時强眨�：「每個同志如有疑義或意見，都可寫寄黨報登載？？因為國際此提案之執行，影響到我們黨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黨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義。與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不一致而得到實際一致！」＇18＇——在中共的决議中有這樣的似「反對派」的文字，是異乎尋常的。

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卻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着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變」。史太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一）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二）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洠в兄Р俊⒛軌蚪�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

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此前推行莫斯科的錯铡�路線結果，黨政軍的領導權洠в姓莆赵诠伯a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掌握軍隊者則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只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太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洠в杏遗煞肿拥母锩�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

對此，羅易等人不敢去追究莫斯科的錯铡�和責任，卻倒打一耙，把氣撒在陳獨秀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铡�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洠в泻芎美斫夤伯a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俊�，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睿�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耄П蔚赝顺鰢�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1＇

從羅易的這個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

但是，羅易、瞿秋白、毛澤枺�以及上述寫《上海來信》的三位國際代表等，不想用「國民革命」來限制當時的邉印ａ醽碛伸睹珴蓶｜勝利，於是，「大革命」的提法就代替了「國民革命」這個當時普遍使用的詞，成為中共對這段歷史的傳統觀念。這就完全掩蓋了這場革命的性伲�，也掩蓋了毛澤枺�當時的左傾錯铡�。《湖南農民邉涌疾靾蟾妗愤@個極左的文件，就成為《毛澤枺�選集》中的經典代表作，而與此對立、比較實事求是的陳獨秀則一直被釘在「右傾機會主義」恥辱柱上，直到現在。



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作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洠в蟹e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洠в泄烙嫷綌橙说牧α浚�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睿�上的一系列錯铡�，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铡�，不搞文過飾非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作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



舉辦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

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〇」事件時，他說：

「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洠в泄�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大革命前期的那些路線、政策、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莫斯科及當時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他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不能或不敢在這個問睿�上說明真相，但是，他又機智地暗示當時的退讓方針是國際決定的，而自己當時曾提出「退出國民黨」的策略是正確的。

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向全黨暗示，「三？二〇」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黨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

關於退出國民黨，他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睿�。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睿�，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睿�。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睿�。」——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當時他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

陳獨秀檢討性的政治報告，非但洠в幸�起同情，卻遭來文過飾非的人們更大的鄙視。在會上，他卻活像一個傀儡。首先，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2＇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請注意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復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的激烈的抵制，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睿�上。

在土地問睿�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的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已經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邉樱�他就在同意洠�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邉舆^火」，反對洠�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制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獨秀就與多數同志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毛澤枺�在《湖南農民邉涌疾靾蟾妗分泄拇档募边M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只「洠�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

這個問睿�甚眩�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睿�，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睿�上，各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睿�。土地問睿�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睿�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睿�，中小地主問睿�，策略問睿�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面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

接着，他提出了個人對土地問睿�的七條意見，其中強眨�「洠�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3＇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邉痈叱敝心鼙Ｗ∪绱饲逍训念^腦，難能可貴。因此，在接着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

甲、無代價的洠�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洠�收；

丙、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洠�收。＇24＇

實際上，正如他在上述「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懀У疆敃r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上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

所以，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着史太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佔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枺�等人的擁護。

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面，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

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眩�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面說，主要是當時共產黨成熟的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邉訋植康臄盗亢驼�策水準，根本不可能把農民邉右�上正確的軌道。

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

在「三？二〇」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枺�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枺�的農民邉訜o能為力。當時廣枺�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只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着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制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制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5＇

當時陳獨秀與毛澤枺�之間、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內戰」。前者要想控制農民邉樱�後者則崇拜農民邉拥淖园l性、狹隘的報復性和盲目的破壞性。

1926年9月，北伐軍佔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儯�人口，共產黨員雖然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麼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邉樱�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6＇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伲�」；「我們一直保持着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邉樱�經費問睿�，「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7＇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歎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洠в凶銐虻牧α坑脕砀脑熳罱鼛讉�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8＇

至於說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的必然的困境，那就決不應歸罪於陳獨秀。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要不然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一介書生，力不從心。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枺�農民，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29＇

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邉尤绾伟l展。由於當時史太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睿�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這個問睿�，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枺�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他們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0＇三、南進廣枺�，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枺�革命根據地；四、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枺�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紅軍長征後期，卻被毛澤枺�等領導人採迹�，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以便接濟即將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結果因馬家軍阻止而遭到慘敗，這就是「西路軍事件」。

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所以，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的「先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