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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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湵〉鸟R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

最後沉痛地表示：「我寧願受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群眾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的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71＇

這篇八千多字、敚�事實、講道理、情智並茂的文書，是國際共產主義邉又袠O其罕見的特殊文獻。中共中央一直不敢發表。以至中國大陸1993年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在收錄此文時，不得不採用1930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眨�查科（即「中統」前身）的查獲件——上報蔣介石的傳抄本。實際上，這篇文書在當時曾油印成傳單廣泛散發過。筆者手中就有這樣一份原始的傳單。



《陳獨秀著作選》封面



注釋

＇注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2＇《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見《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14。汪在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繼任駐馮玉祥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組織處長。大革命失敗時，眨�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毛澤枺�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而迷茫時，曾寫「密信」派宋任窮送到前線，指示毛澤枺�率部向井崗山發展，對毛澤枺�的成長，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過去由於搞毛澤枺�的個人崇拜，汪後來又因轉向托派而被開除黨籍，因此這個史料長期被埋洠А�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油印件。

＇注5＇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載《新青年》，第7卷，第6號。

＇注6＇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睿�》（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6。

＇注7＇載《紅旗》，第31、33、34、49期。

＇注8＇〈中央通告〉，第41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329。

＇注9＇〈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紅旗》，第34號，1927年7月27日。

＇注10＇《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注11＇《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注12＇《紅旗》，第39號，1929年8月20日。

＇注13＇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睿�》（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3。

＇注14＇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睿�》（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8。

＇注15＇托洛斯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甚麼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睿�》（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9。

＇注16＇《蘇共歷史問睿�》（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注17＇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文件〈組織問睿龥Q議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231。

＇注18＇〈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92。

＇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1。

＇注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51–352、353。

＇注21＇《給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筆者看到的是大陸某機關檔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顯然是托陳派當時散發的材料。下面10月26日的信同此。

＇注22＇〈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62。

＇注23＇〈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9–298。

＇注24＇〈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58–287

＇注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94–402。這個《決議》本來應該是「10月5日」，但由於1959年中共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在內部出版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上首次刊登時，把時間弄錯為「10月15日」，所以，大陸幾乎絕大部分的陳獨秀論著，都寫成這個日期（包括本人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現在應予改正。

＇注26＇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注27＇〈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枺�方書記處的第2號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15、116。

＇注28＇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284。

＇注29＇《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頁143。

＇注3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油印件），1930年3月出版。

＇注31＇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中央檔案館藏。

＇注32＇《無產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

＇注3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睿�》，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注34＇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注35＇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1月12日。唐寶林訪問記錄於宋宅）。

＇注36＇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睿�》，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注37＇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睿�》，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注38＇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睿�》，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又見「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斯基的信，原載俄文版《反對派公告》1930年2、3月合刊，轉引自雙山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16。這是遵托洛斯基遺囑在他死後40年開放的檔案（美國胡佛大學收藏）中發現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信翻譯後，由香港托派組織自印小冊子，洠в邪鏅囗摗Ｒ韵滤�引《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同此，不再絮述。

＇注39＇〈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睿�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刊物，油印件）之二，1930年6月15日出版。

＇注4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劉仁靜：《反對派統一邉又�前途》，1929年油印小冊子。

＇注41＇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3；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彭述之選集》（代序），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頁17。

＇注42＇《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注43＇〈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睿�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413。

＇注4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95。

＇注4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8。

＇注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5。

＇注47＇〈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5，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出版。

＇注4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北京：枺�方出版社，1991），頁425、426。

＇注4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120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70、121。

＇注5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513。

＇注51＇〈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枺�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11月2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21。

＇注52＇〈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枺�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45、247。

＇注53＇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枺�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7、258。

＇注54＇〈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成員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71。

＇注55＇〈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305頁。

＇注56＇〈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39。

＇注57＇〈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1。

＇注5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9。

＇注59＇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108；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2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1–32。

＇注60＇《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2，卷宗162。俄文打字稿。

＇注61＇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

＇注62＇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1。

＇注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枺�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8–39。

＇注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枺�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

＇注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枺�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73–74。

＇注6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83。

＇注67＇〈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枺�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战淌诘男拧担�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注68＇〈毛澤枺�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枺鼤�信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注69＇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利稿。

＇注70＇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注71＇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邉拥男蚰弧�

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

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洠в衅淙耍�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洠в袇⒓由觞N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



李季著《馬克思傳》封面

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過去黨內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在昔日同志中造成很大震動。中共中央將此定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即以此為副標睿�），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開除的方式很奇特。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托陳派小組織為甚麼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這是表示不承認被開除，把自己定義為黨內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制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被自身的專制與腐敗擊垮時，代替它的不是托派，而是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

陳獨秀及其戰友們自以為被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工作起來可以說是瘢�輕就熟，如同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展開。在宣傳方面，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睿�》。如前所述，托洛斯基從1923年起在各種場合，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尖銳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