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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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猩酱髮W，採取逼供信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自殺時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5＇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有三百人，其中三十人已回國（盛岳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這次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



王凡西，原名，王文元，筆名雙山，中國老一輩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導人

同時，聯共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斯基的旨意繼續耄П卧谥泄颤h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給中共中央。中共考懀У桨咨�恐怖的實際情況，而且這些托派分子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志，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的情形」。＇6＇

接到通知的有些人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人的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耄П卧邳h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之（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作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瞞天過海，中共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志洠в蟹磳ε上右傻恼娲_證據。」有個別則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斯基反對派的聲明》。＇7＇但多數人對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進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肅托的又一個高潮。

有些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對工作表現得都很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拼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中共負責人在莫斯科來信中得知其政治傾向時，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給他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

「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時任組織部長——引者）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洠в姓f甚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摺�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8＇

但是，王文元很快發現自己是太天真了。周恩來、李立三即使能有「列寧式的寬容大度」，但在史太林的命令下也決不敢做。「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9＇同樣情況的共有三人。1930年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

從莫斯科回來的劉仁靜是個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回國時自知自己的情況不會被中共接迹�，就摺�反耄Р卦邳h內的原則，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示不同意黨的路線，並將提出自己的書面意見。隨後就耄Ь悠饋恚�不再參加黨的任何工作和活動。接着，在策劃「我們的話」與陳獨秀「無產者社」的聯合失敗後，惱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發了一篇睿秊椤斗磳ε山y一邉又�前途》的小冊子，敘述了他推動兩派聯合及失敗的經過，激烈攻擊兩派對托派的「統一邉印箾＇有找猓�使邉右浴甘�敗」而「告一段落」，毫不掩飾地蔑視青年托派，同時又攻擊陳獨秀。

對於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劉仁靜批評其領導機關「總幹事會」不吸收陳獨秀派的原因是「完全是為了地位」，「懼怕那些有能力的人」。＇10＇而且對他拿回來的托洛斯基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不加討論，更不在1929年9月舉行的「二代會」上作出決議。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批評「總幹」僵死執行托派在黨內活動的原則，主張「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同時又應該獨立組織，在黨外積極開展活動。他還認為，「我們的話」在「二代會」政治決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的觀點相似，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11＇

至於陳獨秀，劉仁靜對其寫的《論中國革命的性伲�》（學托文件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傳閱過，洠в泄�開發表）、1929年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志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睿�》等文則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

一、「不徹底承認自己的錯铡�」，實際上企圖「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铡�，實際上反執之愈堅」。＇12＇劉仁靜和所有青年托派認為，陳獨秀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摺�心地執行」；

二、不提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而別出心裁地提「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這「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13＇

三、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

為此，劉仁靜宣佈，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4＇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洠в幸稽c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铡�」。＇15＇

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邉又�前途》小冊子被中共發現後，認為是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6＇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面答覆中央」，着令劉在中共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作出抉擇。＇17＇劉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都是這樣自動脫黨的。

1930年1月，劉仁靜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一萬七千字的《告同志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

《告同志書》兩面開弓，一面嚴厲批判陳獨秀，在重眩�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批判陳獨秀的同時，又增加兩條：1、批判陳獨秀與彭述之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某些說法「與布哈林對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估量是完全相似」；2、批判陳獨秀勉強接受國民會議口號，實際持有的觀點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之召集為不可能」和「對於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有一點幻想」；而不是通過為國民會議鬥爭揭露資產階級，團聚革命群眾，過渡到蘇維埃，奪取全國政權。因此宣佈：「陳獨秀派是戴着左派反對派的假面具在那裏逐漸形成他們的右派反對派。」

另一方面，系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指其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摺�背托洛斯基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與史太林派觀點一樣。於是宣佈「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我們和這些分子無絲毫的政治的和組織的關係，這些分子洠в性瓌t，反復無常，佔着領導地位只有污辱反對派的旗幟，損壞反對派的信仰。中國的反對派組織不僅是在與史大林主義奮鬥中團結形成，而且須從自己的隊伍中逐出這些史太林的走狗。」

在《告同志書》上簽名的人隨後又被中共開除出黨。有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蓮，還有王文元的妻子葉英。1930年5月7日的《紅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你們許久失去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的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這表明，中共當時清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邉邮窍喈攬詻Q和徹底的。

富有戲劇性的是，「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也作出了一系列開除決定。「十月社」成立後，他們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向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王文元等人開除。＇18＇同時，內部在對待陳獨秀派問睿�上，也發生分裂。由於史唐、區芳、張特主張在「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梁幹喬攻擊史唐等「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煽動「廣枺�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寫信要茫�：「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志脫離反對派」＇19＇（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枺�省幹事會領導——引者）。梁還席捲該派與國內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絕該派的經濟來源。為此，「總幹」作出了開除梁幹喬和張師的決議。＇20＇後來因為區芳在工人邉又斜徊叮瑏K不久死於上海漕河涇獄中，梁幹喬又回來成為「我們的話派」的領袖。

劉仁靜與「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長久。因為他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於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開除。＇21＇

與此同時，在陳獨秀派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系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铡�如下：

（一）「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铡�」

（二）「铡畤�政策的錯铡�」（中枺�路問睿�）

（三）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

（四）「對於群眾邉酉麡O的傾向」

（五）「估計目前時局的錯铡�」

（六）「對農民問睿�可恥的態度」（「紅軍就是土匪」，洠в袆倮�前途）

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铡畞砜矗�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铡�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上，實在洠в猩觞N大的區別。托派內部之間的鬥爭，其意並不在革命路線的區別，而在於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企圖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斯基想取代史太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位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裕Ф�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

鑒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游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聯合，為此，幾次秘密會見趙濟。趙濟回憶見面時的印象時，十分感歎革命歲月的磨練對陳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

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洠в杏眠^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只能以麵包充饑。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廣枺鼦睿ㄏｉh）劉（震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枺鼌^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凌人。這次見面，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2＇

趙濟接着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洠в胸熑巍Ｋ�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睿�，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睿�。

這次見面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洠в懈�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懀У狡渌麅膳傻臓顩r，「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斯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佔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3＇

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白色恐怖下，還能共同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客觀評論的那樣：

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邉映跗诘墓餐ìF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詹町惤豢椩谝黄穑粫r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伲�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