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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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腳而一躍為全國臨委的主腳了」。又引起陳其昌等上海同志不滿，「政治邉拥共蛔龅茫�政客的手腕倒學會了」，聲明這次選舉「事先毫無預聞，跡近包辦，不予承認」，並提議開上海大會解決之。上海方面認為：「上海無論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國組織的中心，我們當從本地情況推進工作，不可對別處存過大幻想」。對此建議，新臨委「理也不理」。

任曙臨委的第一個動作是，解散作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區委（滬西、滬枺�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於是，上海組織和工作完全癱瘓。於是，都指責任曙是繼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強千百倍的內部獨裁精神」，＇7＇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佈：「我們毫不遲疑地宣佈過去的反對派已經死亡！以後的新生命應該『從頭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雞臨委』等名義再來號召一切，則我們毫不客氣宣佈它是工人的叛佟！梗�8＇任曙就撒手而去，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托派臨委再次改組，蔣振枺�、李平等人加入，劉伯莊任書記。約在1933年年底，又因「工作無計劃，無辦法」而再次改組，從而成立起比較穩定的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蔣振枺�、趙濟。由於白色恐怖肆虐，中央全體被捕的恐懼症，三人小組未開過一次會，實際上是陳其昌「一個人唱獨腳戲」，自然是「忙得要死」。即使如此，由於托派組織的弱小和衰微，也開展不了甚麼活動。後來，尹寬出獄，參加了臨委。

1932年冬，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與臨委之間的交通員，一、二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的文章、意見和信函。陳原本想以這樣的方式遙控獄外的托派組織。但是他任中央書記時，尚且未能有效領導組織，現在又有誰能聽他的遙控呢？於是就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

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在獄中為臨委起草了一個名為《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的綱領性文件，遭到獄中彭述之和獄外劉仁靜等人的強烈反對，更有許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對陳、彭、劉的主張，並把歷史上的爭論也扯出來，於是爆發了一場時間很長很激烈的爭論。各人都以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罵別人是「機會主義」。臨委原想整頓已經癱瘓了的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現在思想這麼混亂，怎麼整頓組織？又怎麼能開展活動？不得不先集中力量組織討論，把思想統一起來。

這場討論首先從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內生活》第7期「組織問睿龑Ｌ枴股祥_始。這時任曙離職不久，陳其昌等人還未上台。這期內部刊物刊登了陳獨秀以「雪衣」為筆名寫的《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同時登出陳其昌等三人寫的《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和陳其昌個人寫的《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還有四篇署名文章《反對派危機和同志間應有的覺悟》、《目前應該做甚麼》、《一個提議》、《我們怎麼幹》。可見這一期的全部內容是檢討托派目前（包括過去）的危機和尋找新的出路的。就在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個提議》中，明確提出：「一切關於某些根本問睿�及策略問睿�上因解釋或主張不同而發生之分歧，則應容許在內部討論，最好是每個有意見的人對某幾個要點簡潔明確地寫出來，一面交內部公開討論，一面彙集某幾個不同的要點請國際指示。」

此前11月20日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排擠到福建去「剿共」的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澹�、蔣光鼐、陳銘樞與李濟深等反蔣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共產黨、托派進行聯絡。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事件，引起托派內部的熱烈討論。臨委採取陳獨秀提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派委員嚴臁�峰參加了福建政府。

臨委特請陳獨秀起草了一個「宣言」——《福建事變之原因與其意義》。＇9＇在「一．二八」事變中，他以常委名義作出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並聯合中共紅軍、首先推翻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議案失敗後，再度表現出「反日反國民黨」的亢奮。這個宣言，完全是「一．二八」事變時起草並通過的「常委決議案」的翻版。

臨委派出宣傳委員嚴臁�峰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共產黨為了敚�脫被「圍剿」的困境，也派去了代表潘漢年表示支持。托派的目標只在於想利用這兩方面的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影響而敚�脫孤立的困境，推動城市革命邉訌突钇饋恚�各方並無合作找猓�成為這次事變失敗的內因之一。不過，三方能夠走出這一步仍然帶有歷史的進步性。特別是托派，在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況下，能接受陳的思想，改變不能與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行動」的策略，走出自己組織的小圈子，值得肯定。

彭述之借助陳獨秀與獄外建立的聯繫，也積極寫文章，為托派如何應對「福建事變」出謩澆摺ｉ_始時，對「福建事變」的評價與陳獨秀及臨委相似，相當之高。劉仁靜起初也表現得相當的樂觀和積極。但是筆鋒一轉，批判陳獨秀（以筆名雪衣）發表的去年九月政綱，斥問「雪衣是否堅持它（指蔣政權——引者）是在穩定？」＇10＇

陳獨秀對這次事變的態度，如上述他給臨委起草的宣言那樣，是全面的，既有樂觀其成的一面，又看到其根本的弱點而會失敗的一面，因此提出了幾條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轉化的主張。其實，當時的托派臨委，由於力量和影響的極度衰微，除了派嚴臁�峰去發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極左言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即使陳獨秀來親自指摚В�也不會兩樣。「福建事變」的失敗，洠в谐鲮蛾惇毿愕念A料，反而更證明他的九月政綱的正確。各派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劉仁靜更敚С鲆回炚�確的架勢，猛烈批判臨委的觀點和策略，同時又批判陳和彭，從而導致臨委的再一次改組。由陳其昌等人組成的新臨委點名批判了各方對於「福建事變」的意見（包括前臨委）。陳獨秀受到特別的重視，而成為新的討論焦點。

3月15日新臨委以「中共左派反對派宣傳部」的名義，編發了《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睿�討論集之一》，把各種意見都彙集起來，並加以評論。到這年10月，除了《校內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還共出了三個討論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計46篇文章。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撰寫的有10篇之多。

這場大爭論，又是圍繞着陳獨秀在上述《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一文進行的。這篇文章主要觀點如下：

1、國際形勢：「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

2、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歎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咄猓�還洠в袆e的舉動。」

3、托派的近期目標：「在這樣的國際和中國的形勢之下，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洠в幸馔獾拇蟮氖伦儼l生，這二三年中，還只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面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睿�討論集之三——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中重新發表。

而且，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集《政治問睿�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為了發揚民主，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的文章也較多。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洠в幸庖姡�如蔣振枺�曾寫信給臨委批評：

「反對派內部討論問睿�之傳統錯铡�——即只是少數幾個同志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黨完全忽視下層同志的反映。因此一切問睿�雖討論經年，下層同志的領會程度實是很有限」；「國際只有託同志文件介紹，國內只轉來轉去發表少數同志的舊皮抑�文章，因此前者尚不過使人感覺偏枯，後者簡直使人討厭。」＇11＇

新臨委為此辯解說：

如果有同志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志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制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睿�，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志都不該輕視。

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2＇

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當時托派領導者眼中的確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臨委的重視，從而總算起到遙控托派的作用。

其實，這場大討論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9天就提出了。10月8日陳以「雪衣」（獄中文章多以這個筆名發表，無非是說明清白而蒙冤）筆名寫的文章《幾個爭論的問睿�》＇13＇實際上已提出了討論提綱和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睿�：

（一）民主邉訂栴｝

（二）「民眾政權」口號問睿�

（三）國民會議問睿�

（四）經濟復興問睿�

（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睿�



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

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

（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

（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

（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

「我們走哪條路呢？」＇14＇

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铡�（如反蔣問睿�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铡�」（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铡�。＇17＇

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睿�，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郑�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睿�，而「滿紙的睿�外撸г~，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洠в袪庌q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铡�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這種「爭論」，由於洠в幸环秸莆兆磐耆�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睿�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洠в姓f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洠в恤Y爭的基礎，並且還洠в卸苏�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



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　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

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　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

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小�而拒絕），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樱�後，格拉斯首先認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眨�到上海。他們首先控制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哂妹裰骺谔柵c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卟呗浴梗怀浞掷�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