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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往直前-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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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月薪26万?
大概是从2006年起,网上开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传一份央视名嘴的收入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还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单上说,水均益的月薪是26万!
刚开始,榜单上说的还算靠谱。上面说,我们央视的十几位著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种津贴、服装费、化妆费等等)能达到近30万。老实说,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算法倒是不假,因为从2004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实行了一项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根据评奖发放津贴。
当时每年评十个甲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5000元补贴,十个乙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0000元补贴,但这都是税前,还要交大概40%的税。评选的标准是根据一年来,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栏目的质量,包括知名度,对央视的贡献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选为优秀,两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编辑,按当时电视台的工资标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国家规定的补贴,一年下来能有八万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评为甲等的话,一个月税后还有一万多元的奖励津贴。另外,电视台每年还会有年终的广告提成、年终考勤等奖金,杂七杂八加起来,就能拿到二十五六万。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份榜单,我老老实实默认了。
但是很快,网上的这份榜单就涨价了。年收入变成了月收入,而且还涨了价,说我月薪有28万,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为我是正高职称吧。其实,我这个业务职称跟工资没有太大关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份榜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一次,在网上,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会流传一段时间。每次“复活”,编造者都会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质斌,后来邢质斌退了,就变成罗京,后来罗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过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电视台有关部门,还是媒体,也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来质疑这件事。我有时会私下跟朋友拿这份榜单调侃,朋友们听了实情恍然地说:我们也一直想问,就是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不知情的人会真的觉得我特别富有。
有一次,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打电话找我们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啊,家里现在盖房子困难……”
我母亲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想起来跟我借钱,我现在还让子女养着呢,哪里有钱?”
人家就说:“哎,你小儿子一个月能拿三十万呢。”
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听谁说的。”
“网上都在说呢!”
就这样,一份子虚乌有的收入榜单以讹传讹,一传就传了六七年,直到今天。说它造成了多大伤害,倒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客观上它让社会上对央视的主持人有一种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这些人开着几百万的跑车,住着豪宅,穿得珠光宝气,出入高档场合,一副“高端大气上档次”,新“土豪”的形象。其实,我们真的是比窦娥还冤。
工作中穿着西服、扑着粉的光鲜形象之后,我抓紧时间吃着“美味”——方便面。对我这样一个兰州人来说,一碗牛肉面胜过山珍海味。走下荧屏,所谓的“名嘴”也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
很多人拿我们和影视歌明星以及一些地方台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的主持人相比,认为我们可以代言做广告,可以走穴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挣出场费。事实上,央视从来就是明令禁止主持人播音员做任何广告代言,也不允许我们参加商业活动。对于一些社会活动,也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当然,迫于生活的压力和抹不开的情面,我们偶尔也会“铤而走险”一把,捞点外快,挣一点“灰色收入”,补贴家用和个人开支,也被领导点过名,批评过。
我无意在这里哭穷,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谈不上家财万贯,但也算不上央视最穷的主持人。我从不抱怨生活,相反一直心存感念。没有央视这个平台,我恐怕连目前的生活都无法承担。我也从不奢望拥有更多,更不会毫无意义地去跟这跟那攀比。对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是用物质来评判的。
我只想说,拜托,我的月薪真的没有26万!
6.央视离职潮的背后
友情提示:此标题所含以下文章不含八卦爆料内容,请勿上当。
《中国好声音》中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用这句歌词来形容近几年央视名嘴们的离职潮,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有那么点意思。
这些年,从刚开始的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到这一两年的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直至最近的崔永元,一个个央视主持人前赴后继地纷纷离职,确实无形中掀起了一股名嘴“离职潮”,引得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
声明一下,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但偏偏它就发生在央视,发生在央视的名嘴们身上,而且是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些年来,央视发展十分迅猛,在深入人心的同时,自然会给人“一家独大”的感觉。首先就说央视的广告额。作为一个小小的局级单位,央视每年的广告额从最早的几个亿,到后来的几十个亿,接着突破100亿,又奔向200亿、300亿。每年央视的广告招标会,都会成为各媒体追逐的热点,而且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咂舌的豪放之举,动辄就有几个亿的标王诞生。
其次,央视这个平台上,涌现了一大群“名嘴”,这些人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颇为深厚。另外,奥运会、世界杯之类体育赛事的转播,基本上也被央视独家买断。再加上这些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褒贬不一的春晚……凡此种种,也就造成了央视的地位和社会评价,它的贡献和它所要承担的责任,甚至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跟踪,甚至放大。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
对于身在其中的我来说,这20年来起起伏伏,总感觉现在的央视,似乎和20年前的央视不是同一家电视台。央视现在变得很庞大,人员、机构、条条框框,一切变得庞杂,也会死板。曾几何时,这里被心怀电视新闻梦想的人视为乐土。而今天,在这里,空间变得狭小。在这里,生存更加困难。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差旅规定,记者出差外出采访,只能住三星以下的酒店,伙食也只能按照国家财政部的规定,80块钱一天。去国外出差,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有时候我到国外出差,按照财政部那个标准,吃住上就会非常尴尬。算下来,一天大概只能吃两顿汉堡包,只能住类似青年公寓、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当然,这些并不是央视自家的规定。因为,央视算起来依旧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切的标准要按国家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些规定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新闻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有一年,我去巴黎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找遍了全巴黎,只能找到一家很旧的酒店,一天的房钱是80欧元,其实这个都已经超标准了,因为按标准我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每人住宿不能超过50美元。我们只能咬着牙先住下,回来再补报告,说明情况,申请追加经费。
那家酒店虽说在巴黎市,但地段非常偏,离主马路有一大段距离,而且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酒店前台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后面,身后一大堆木格子,一扭身从里面拿一把钥匙,说:“你的房间。”然后,我们需要侧过身,从他旁边一个很窄的走道里面走过去,没有电梯,踏着吱吱嘎嘎响的老楼板走上去。我住的那个单间估计只有6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窄得一翻身就会掉下去的床。床旁边是个拉帘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
采访是在爱丽舍宫进行。事前我们跟法国总统府的联络官约好,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人家说来接我们,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们。结果,联络官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我们的所在地,最后打电话联系,我们跑下楼,绕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口才迎上他。当时那个人觉得很诧异,问我:你们中国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我们总统,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无言以对。
有一段时间,央视因为下面各单位违规用人,频频被人起诉,吃官司,再加上国家出台《劳动法》,为了规避这类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全台采取措施清理各个部门各个栏目不合规范雇用的人员,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央视发展的速度太快,而用工制度和机制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在这之前,央视的员工有很多种,有正式职工,像我这样的;有台聘的,电视台以一级单位来聘用你;还有所谓的企聘,跟央视有关系的,或央视下属的一些企业,来聘用你,再把你借调给央视做记者编辑;还有部聘,就是一个部门,比如新闻评论部,自己有个人事的小档案,把你聘了,自己给你发工资;还有所谓的“黑工”,很多热血青年和对电视有识之士,甘愿舍家抛业,不图任何东西,就要从事电视这个工作。还有一批流水般不断在换的实习人员。
如此混乱的用人制度,自然会给央视这样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带来很大的麻烦。以前在央视干过的员工,离开后反过来起诉央视,说你当时没有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来给我付报酬,买保险,央视作为一级法人代表,应该赔偿。人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拿出来展示,所以央视输了官司。经历了这次之后,央视痛下决心干脆裁人,终止这种不合规范的用人方法,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对于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电视台打拼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说,却太过突然和无情。
我们正酝酿着准备全部搬进“大裤衩”(央视新大楼)。前不久,我们被分期分批地组织到这个新大楼去学习。因为这栋大楼太大也太复杂,机关重重,据说光电梯就有将近100部。大楼里各种各样的门,为了防火防盗,很多门是单向的,出去了就没办法再回来。据说已经出现有人被困到楼里面,出不来呼救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决定,对全台人员进行一次非常系统的、细致入微的搬新台培训。
我们被告知,央视新大楼创造许多世界第一、第二。比如,大楼建筑用钢材量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是世界第二。还有,这栋大楼的网络宽带速度是八亿兆。当时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问真的假的。有同事马上回答说,是真的,但是这个要减掉很多卫星传送需要的带宽和流量之后,再摊到近万名届时在这栋大楼里上班的员工头上,大概还不如普通手机蜂窝数据的速度,很有可能到时候也会非常拥堵。
作为一家电视媒体,央视是个巨无霸,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条大船上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收获了名和利,我们理应心存感恩。这些年,央视在曲折中前行,走过了一帆风顺,也走过了坎坷转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有时也跟着顺风顺水,但也难免有着急困惑的时候。历史和理智告诉我们,任何的航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路程中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对于我们这些还在这条大船上的人来说,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竭尽全力避免它触礁,使它成为一艘不沉的航母,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2009年的一个早上,我闯进刚上任不久的焦利台长的办公室,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高端访问》栏目。
当时焦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听到风声,说台里要取消《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其实这个动议,在焦台长到来之前,台里的编委会已经在议论了,因为有人提出,《高端访向》播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新闻性,建议先把这个栏目从央视一套撤出。但是从一套撤了之后,正在改版的新闻频道又没有时段安排这个栏目播出,于是两边都没了《高端访问》的位置。有人提出,干脆直接撤销《高端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着急,想了一晚上该怎么办。倒不是说我患得患失,在意这一亩三分地被拿走,而是认为,撤销《高端访问》对中央电视台将是个巨大的损失。
《高端访问》是2004年按照当时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创意开办的,栏目名称也是李挺主任亲自想出来的。这是一档大型人物专访栏目,主要以采访外国政要、国际风云人物和当今世界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为主,每期45分钟,每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担任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从2004年创办以来,《高端访问》专访了近300位国际高端人物,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影响也很大。
当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几乎没有不知道央视有个《高端访问》栏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前,该国大使馆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对他们的领导人做一次专访,这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潘基文,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基辛格,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希拉克,巴西总统卢拉等等。
几年下来,《高端访问》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也培养出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栏目虽然不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并且在业界享有不错的美誉度。当然,我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专访外国领导人的“专业户”、中国的“拉里·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高端访问》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独特品牌。
就在这个时候,台里传来栏目要被撤销的噩耗,我焦虑不堪,决定越级“上访”,找央视最高领导,做“垂死一搏”。
怎么说我也是央视“老人”、资深主持人吧,所以,台长秘书很给面子,没有阻拦我,我很顺利地见到了焦利台长,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他。
《高端访问》栏目组合影。凝聚着我们这个团队心血的《高端访问》在2009年8月10日停播,我们都深感遗憾。
我开门见山对焦利台长说:“《高端访问》不能撤,撤了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是一个损失。这是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平台,可能收视率不是很理想,可能新闻性、动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将来做国际大台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况且我作为这样一个栏目的主持人,已经凭借它积累了很丰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将来还是可以为电视台所用,不能这么简单地把栏目撤了。”
我一口气差不多讲了20分钟。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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