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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往直前-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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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真的开上了那辆白色捷达之后，我发现“盖导”（盖晨光）说的是对的。我的生活无论在空间、距离、时间上都有了一种质的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变了，变得更开阔、更自由，当然也更忙碌了。
其实，那辆小汽车只是人类工业革命的一个小成果。当今天，中国人开始集体感受这种“汽车效应”的时候，另一场更大的革命，一场影响无处不在的大变革正在我们身边演变。我们正进入一个数字化网络时代：微博、微信、淘宝；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也许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碎片式的和小众化的，但它带来的冲击却是颠覆性的。这场发源于一张电子芯片的变革颠覆了小汽车时代所构建的所有模式，并且它正在悄悄而迅速地向四处蔓延。不要以为这场变革只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或者只是时尚青年们上上网、发个微博、玩玩微信那样的“小资”情调，看看美国如何打伊拉克和利比亚你就会明白它的威力。它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定式，重新规划着今天的世界格局。它让媒介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又无比脆弱；它让国与国之间紧紧依偎而又同床异梦；它让好人坏人、强者弱者、领袖与无赖悉数登场，却并不刻下他们的名字。我们的时代正在改变着一切。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时代，中国偏巧赶上了一个大机会，一个再度崛起为堂堂大国的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别人为我们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免费的。对中国来讲，这是几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埋头苦干，省吃俭用，用了几十年攒足了钱，准备好好享受一番“老牌帝国主义”们玩剩下的好东西，却发现周围是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紧张而不怀好意。我们在追逐一个梦想，而“老牌”们玩的却是“盗梦空间”。我们像个新“土豪”，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却发现周围四邻筑篱放狗，磨刀霍霍。于是，我们开始困惑，是我们不了解世界，还是世界变化得太快。
1．从采访本到微信
198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上班时，领到的惟一一件办公用品，就是一本印有“新华通讯社”字样的采访本。那个时候我们出去采访，全凭一个采访本和一杆笔，从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技能培训的我，只能发愤图强学习速记，因为那个时代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更别说像现在的数码录音笔了。
2013年，我随队重返巴格达。报道组里一位年轻的记者，曾在利比亚战争中报道出色的何润峰（此前供职于凤凰卫视，后被央视挖来），使用的装备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数字化摄像机、用于储存拍摄的影视素材的专业硬盘——蓝光盘，以及一台像手提电脑一样的数字编辑系统。
摄制组的几个年轻同事，在入住巴格达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路由器，开通央视赴伊拉克特别报道组微信群。这个“伊拉克群”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多媒体编辑部，它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将我们这个十人报道组，与央视北京总部各部门、央视亚太中心站、北美台、欧洲中心站、中东中心站连成了一体，我们在伊拉克的所有采访、编辑、播出事务，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群进行沟通和联络。尽管此前我自认为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立即为这个神奇的玩意所倾倒。
当了30年记者，对我来讲，感受最深，也是对比最强烈的，当然是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大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颠覆。以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体的旧的传播媒介，被这样的变革逼到了墙角，人人自危，大有日薄西山之态。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今天的记者倒真的成了“记之者”。因为技术和手段的革新与飞跃，使得人人都可以发消息，做报道，上头条。新闻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2013年11月21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利剑”大型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当天在西南某不明试飞机场进行首次试飞，历时20分钟。这条“消息”没有明确的来源，也没有作者署名，估计是某个军迷通过网络上传的。除了简单的几行文字以外，配发了几张该款飞机在跑道上的照片，和一段拍摄极为业余的视频。
新闻采访技术的变革，让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图中是两位“老革命”荣欣和冀惠彦在研究高清摄像机的格式化功能。
当天，值班的主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在晚上播出的《环球视线》中，也对这条新闻做一番评论，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回复说再看看吧。因为之前央视等一些中央媒体曾有过明确指令，对于网络上流传的未经考证和官方证实的“消息”，一律不得转载，有些栏目为此也曾挨过批，吃过苦头。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显然是过于谨慎了。还没等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条网曝便早已被各个媒体争相转载，从新华社到央视其他节目再到各家地方媒体，一时间中国无人攻击机首飞的新闻铺天盖地，发消息的发消息，做评论的做评论，好不热闹。第二天，外媒也跟了上来，自然又是一番“中国威胁论”的解读。当然，事后官方的沉默和不置可否，从侧面倒也印证了这条网曝的真实性。
这是一件小事。撇开这条消息本身不说，它的传播方式和最终效果折射出的，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实，类似的案例这些年越来越频繁。高铁事故、陕西的“表叔”、重庆的“雷政富淫乱视频”、PM2。5等等，都几乎如出一辙。一条非传统的“网曝”，上载后迅速传播，最终演变成了一条大新闻，并引发舆论关注，甚至是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处理。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这等非传统“网曝”式传播，充其量只能算是温柔版。几年前的中东乱局，则是这场变革的暴力版。
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以“民主”、“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项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利比亚、埃及这些国家在骚乱之初，都采取了措施关闭国内部分地区或者全国的互联网，特别是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这样一些社交媒体。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的技术手段打败了传统的闭关自守。大量发自这些国家内部的现场图片和视频，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出去，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大媒体上滚动播出，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同时，这样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激励着示威人群的斗志。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统治者可以通过“黑屏”关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达到维持局面的目的，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些手段显然已经过时。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已经变得随处可在和防不胜防。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某一位示威者用手机拍张照片或者视频，很快就会成为对穆巴拉克不利的头条新闻。前不久，媒体曝出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险些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奥巴马用来说服国会的情报，其中有不少就是来自这样的“非传统”信息来源。也许，穆巴拉克和巴沙尔们可以封闭网站，管住自己的官方电视台，但面对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充当一家电视台的时代，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职业记者来讲，虽然还不至于抱怨生不逢时，但压力和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90年代，央视在世界各地只有两三个记者站。那个时候，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尽管我们多数只能望洋兴叹，在北京演播室里用资料和别人拍摄的素材，再请个国际问题专家来“隔岸观火”，但隔三岔五，我总能抓到个把机会率队突围出去。例如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2000年的巴以冲突，再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代，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游击队行为，我们出去能和外国同行拼的，不是装备和团队数量，而是作为记者的专业能力。就这一点，我们从未输给过他们。
这些年，央视发展了、壮大了，人员装备都有了飞跃。我每天晚上去电视台直播，都可以在直播间的楼道里，看见一幅巨大的照片墙，墙上是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星星点点地标示出央视在世界各地派驻记者的地点，七大洲上密密麻麻，蔚为壮观。然而，每当我看到这张世界地图的时候，内心却无法升腾起多大的自豪感。
是的，CCTV在发展，几年前我们的新闻频道作了大力度的改版，加大了新闻资讯的播报力度，实现了24小时滚动播出，我们在国际国内上百个记者站，每天都能发来各自的报道。但是也许是事业发展太快太急，我们的记者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驻外记者是从大学里（不少是外语专业）一毕业就被招进央视，短暂培训后，即刻派到了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新闻、对电视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有人还会告诉我，自己学新闻是当年受到了我的感染。这些年轻人如初生牛犊，充满着活力。他们一知半解地使用着当今最先进的电视器材，但很不幸，他们不得不代表电视台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网络化“自媒体”时代。
现在很多人在议论像央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即将迎来最后的落幕，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我认为情况没有这么糟糕。20年前，当电视大放光彩的时候，也有类似预言，说报纸、电台要完蛋了，而事实是，人家不仅没有完蛋，反而走出了困境，活得有滋有味。电视媒体也是一个道理。在我看来，打败央视的只能是央视自己。说白了，是央视自身的内功，这中间包括我们是否真正做新闻，我们的记者够不够职业。
从波黑战争报道以来，我在世界各地采访结识了不少同行，说实话，有时候“老外”的敬业和职业，真的会让人感慨万千。没错，他们比我们挣得多，他们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人家干的活儿真对得起拿的那份钱。
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期间，CNN有位女记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扛摄像机的摄影记者，名字叫玛格丽特·摩丝（Margaret Moth），大家在一起熟了，都叫她玛莎。玛莎平时风格有点古怪，总是爱穿一身黑色衣服，眼睛上画着厚厚的黑眼线，白天晚上总是一双厚重的皮靴。据说形势紧张的时候，她会穿着皮靴睡觉，一旦有情况，一骨碌站起来拎起摄像机直接投入“战斗”。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采访，从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到战前的局势，直到战争爆发。经常，当一堆记者涌向一个现场的时候，就会看到一身黑衣的玛莎一手扛着摄像机，另一手拎着三脚架第一个冲到最前面。
有一次，在采访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核查巴格达郊区一所化学研究所时，所有的记者都挤在研究所的大门口，摄影记者为了拍到好镜头，互相你推我搡，争夺有利地形，现场一片混乱。这时候，我回头猛然看见一个黑影，站在旁边一处民房的房顶上，定睛一看，原来是玛莎。记得当时我和老冀会心地相互点点头，心里只有两个字：佩服。
那时候，在巴格达新闻中心的直播平台上，我会利用直播间歇和玛莎聊几句，而开场白一般都会是互递香烟。我抽红盒的万宝路，而玛莎喜欢抽白盒的，劲头稍淡一点。因为是一个牌子的香烟，所以谁要是断货了，也能补一时之缺。
聊天中我得知，玛莎在新西兰出生，8岁时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相机，从此爱上了摄影。上世纪80年代她到了美国，先是在休斯敦一家电视台工作了几年，其间曾拍摄到了印度女总理甘地夫人被暗杀的独家新闻画面，名噪一时。1990年她加入CNN，1992年7月主动请战到萨拉热窝采访波黑战争，结果在采访时子弹穿过她乘坐的汽车，击碎了整个下巴，她失去部分舌头和几乎所有的牙齿。在接受无数次整形手术后，1994年她又重返战区拍摄，后来又直击以色列2002年进攻约旦河西岸等多场战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玛莎已经在伊拉克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面部受过伤，玛莎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面部表情也有点怪异。她话不多，说话的时候也不太爱看着对方，眼睛总会漂移到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
当时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记者们都在为去与留而担忧，CNN因为被认为“报道失当”，当时已经接到了伊拉克当局离境的逐客令。我问玛莎有什么打算。玛莎说，她已经疏通了关系，决定临时跳槽到路透社，这样她就可以留下来。但是路透社决定撤走所有记者，只留下一个当地的报道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玛莎说她报名了。
后来，战争爆发了，玛莎果然留了下来，等我们“二进”巴格达的时候还见到了她。记得当时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上空空荡荡，只在一个突出的拐角处孤零零架着一台摄像机，一身黑衣的玛莎依旧坐在那里。
玛莎告诉我，开战后她在这个平台上，白天黑夜连续拍摄了四天四夜。当时世界各大电视台播放的轰炸巴格达的画面，多半都是出自玛莎之手。因为急着去采访，我和玛莎在美英联军对巴格达平均每半个小时就一个波次的轰炸间隙，一起抽了一支烟，简单聊了聊，之后便互道珍重。临走玛莎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对我说：“等着我，我会去中国的。”
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美联社的一位电视服务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直播前，她都要把所有设备认真地擦一遍，包括三脚架的腿。无论新闻传播的技术如何变革发展，敬业，永远是一位记者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我在新闻里得知玛莎去世了。之前，她已与结肠癌病魔抗争了3年。她活了59岁。在她去世前，CNN专门为玛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无所畏惧：玛格丽特·摩丝的故事》。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玛莎已是癌症晚期，但她仍坦然面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已经很充实地活了一生。”
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新闻的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玛莎，或者被她的故事感动而投身新闻事业。我们的时代在变革，手段也在革新，记者手里的笔记本也被智能手机、微信、蓝光盘或者更高级的玩意儿所替代；媒体和传播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媒体岌岌可危，似乎前景黯淡。
前一阵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们央视，再看网络，感觉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想，无论怎样变革，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新闻的本质和记者的职业精神，就像玛莎这样的记者。
2．从巴格达到钓鱼岛
2013年12月初，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乘飞机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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