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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往直前-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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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众“背书”。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完国会的质询后更是马不停蹄，紧急出访海外，宣讲美国立场。
其实，每一次战争前，美国政府、国会包括军队，都会展开类似大规模的外交和公关的“宣讲运动”，哪怕像伊拉克战争前，关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谎言，美国也会在全世界（甚至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重复上千遍，直到人们对此确信不已。而且，美国人善于玩公关战术，有着完整的理论基础和高超的实践经验。
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让世人都觉得美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是在“为民除害”。这一点，是中国应该好好学习的。
我们的外交，还停留在由“无可奉告”，向背诵原则立场过渡的初级阶段。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我们的外宣太过简单、呆板，缺乏个性，语言也很难打动人心。往往针对一个问题，我们先要习惯性地搞出一个统一口径，然后由每一级发言人和官员一字不差地去背诵出来。
比如，针对“中国威胁论”，我们的统一说法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是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针对钓鱼岛问题也是很原则性的那几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据说，我们的领导人出访和会见外宾的时候，外交部门也为他们提供类似“标准答案”式的表态口径。
最近几年，中央开始强调中国外宣的“话语权”和语言艺术，外交部门也开始研究实践“公共外交”，这是可喜的变化，也算是“与时俱进”吧！因为，当今世界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和“少说多做”的时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要从别人的围堵中成功突围，就必须既要多做也要多说，而且还要学会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拦在中国崛起前方的有座座大山，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单极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们，有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也有被人“踩着脚指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一类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利益，但中国崛起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是十几亿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拦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是搬不走的，去除不掉的，我们只能想办法翻过去，突围出去。被人踩着的肢体更不能“壮士断臂”，来个同归于尽。
3．从曼德拉到金正恩
曼德拉和金正恩，这是两位我至今没有采访过的政治家。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与世长辞了。而金正恩虽然还很年轻，但估计我能够采访他的机会，只有百分之0。001（2010年朝鲜中央通讯社针对韩国胆敢侵犯其领土发出威胁时的用语）。
曼德拉是我一直渴望能够采访一次的政治家。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当选新南非首任黑人总统。当年5月，南非举行了盛大的总统就职仪式，我们结合这一重大新闻，在刚刚开播的《焦点访谈》栏目中制作了一期节目——《丧钟为谁敲响》。那期节目让中国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南非这个国家，也了解了曼德拉这个名字。
节目中有几个细节处理，是我和同事们精心设计并且为之得意洋洋的。节目开始，我坐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里面，对镜头洋洋洒洒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串词”，大意就是：说到南非，恐怕很多中国人多少有点陌生，其实南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我们不说它的金矿，也不说它的美丽，我们先通过一段画面看一看真实的南非。
说完这话，我一转身面向身后的大屏幕望去，这时候镜头缓缓推向大屏幕并叠入一段南非大使馆为我们提供的介绍南非的宣传片。那是一段类似于MTV的电视片，片子拍得美轮美奂，也极为震撼。
当片子播完后，镜头回到演播室，我从望着大屏幕的姿态转回身来，面对镜头继续说道：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却实行了一种人类最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不能和白人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甚至不能上同一个厕所。终于，这种情况改变了。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就在上个月，南非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面大选，并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今天，我们汇聚于此，对于新生的自由赋予光辉和希望……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世界唾弃的屈辱。对于如此光辉的成就，太阳永远不会停止照耀。”画面出现曼德拉的身影和他那悠扬的声音。
那是一期成功的《焦点访谈》，它为我赢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也大抵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对曼德拉充满了好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意志与坚韧来自于何处？在他眼里，怎样的世界才算完美？而他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想当面向他讨教的。
1999年，曼德拉来中国访问，而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离采访他最近的一次机会。访华后，曼德拉结束了任期，没有寻求连任，只当了一届总统。这让我对他更加另眼看待。虽然那时候曼德拉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但如果他想连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况且，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还为此坐了近30年的牢，好不容易看到他斗争的一切成为现实，而他在南非国内外的声誉又如日中天，万民爱戴，他却选择了停止。这是怎样一种心胸和境界？权力到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他是个“神”？！
曼德拉去世后，世界各地都在悼念他。在北京的南非大使馆外，人们也摆上了鲜花蜡烛缅怀他。在微信上看到我的一位同事发了照片，我略带诧异地问他：“亲自去悼念了？”他回复道：“家离得近，带儿子去看看，对他是个教育。儿子到了需要独立思考的年纪，我们带他去看那些摆放在使馆前面的花束，就是想让他去思考，一个万里之外的异国老人，为什么能够赢得超国界、肤色、种族的尊敬与爱戴。让他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应当如何面对可能遭遇的不公、纷争、歧见与隔离。”
同事的话，回答了这些年我一直试图探寻的关于曼德拉的答案。人们祟敬曼德拉，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性的一种辉煌，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励志的精神——坚韧、忍耐、宽容。这种精神，恰恰是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最缺乏也最渴望拥有的。作为政治家，曼德拉其实是一个特例。
严格来讲，作为一国总统，曼德拉的功绩乏善可陈。在他治下的南非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崛起，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却相反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黑人反过来欺压白人的新的种族歧视现象。有专家点评，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辉煌，在1994年他宣誓就职新南非总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影响曼德拉的伟大。
曼德拉代表的，是由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对权威的蔑视，对公正、平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实施手段——宽容、理性与博爱则是一种超越了报复、仇恨的祟高境界。它不但考验着一个人以及一种政治运动的品质、决心，还有他们的信仰与智慧。
不同的时代，会催生出带有那个时代色彩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曼德拉其实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当然，那个时代更多的并不是非暴力，那是一个自由、民主、权利并不普遍的时代，而要获取这些，更多的时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还包括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基辛格，甚至还可以包括在年龄比他们小许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血雨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通过斗争，争取独立、公平和自由的，火红的、略带浪漫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这些英豪们用他们个人的奋斗和强烈的个性，也曾主导过历史的进程，主宰过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苦与乐。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被历史记住，也有一些会被遗忘。
当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斯特罗共唱《美丽的哈瓦那》时；当我坐在查韦斯对面，听他朗诵他写给子女、类似遗言的诗歌时；当我在加沙，看着阿拉法特用颤抖的手指，比画着他对建立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时；当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基辛格，时而纵论他对中美关系的高见，时而又会忽然在采访中睡着时……我知道，我是在面对一个时代，一个已经渐渐远去的时代。
相比之下，当下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们已经旧貌换新颜，是全新的一代人了。他们年轻，他们时尚，他们由于时代的变革拥有新的理念，有时候他们还会显得很可爱。但本质上，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他们那个圈子的利益，他们玩的是政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游戏。所以，尽管他们嘴上也常喊着多极化、地球村、普世价值，时常跑跑步、骑骑自行车，身体力行倡导低碳生活，来到中国更是嘴上抹蜜、引经据典，背上两句孔子的话，再把中国和中国人民狠狠地夸上一番，但骨子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原形毕露。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和别人套近乎，总喜欢把某个外国人冠之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哪个外国领导人会说两句中文，就会认为那人肯定是“亲华、知华”派的，要是有个跟我们长得一样的华裔，那就更了不得了，那感觉就好像人家是咱们潜伏到别人国家的“余则成”。
事实上呢？我们的“老朋友们”除了来中国次数比较多，时常说两句中国人爱听的好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家还不是该骂你就骂你，该投你的反对票照投？指不定暗地里还会为自己国家的决策者们就如何围堵中国出谋划策呢。
这些年，来中国的外国领导人像是中了邪一样，都会临时抱佛脚学两句中国的古语，来到中国给中国的公众（往往是大学生们）显摆一番，我们的媒体也像被人家点了穴一样大肆报道。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来他（或者她）见了达赖、给台湾卖武器、支持“西藏独立”，或者宣布对中国的某个产品实施制裁这样的消息。至于说那些个华裔们，还能说什么呢？人家自己就有个形象的形容——“黄香蕉”，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但里面的心是白的。
小布什当政期间，有一位华裔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美国政府内阁，当了美国的劳工部长，她的中文名字叫赵小兰。几年前我专访她时就闹得不太愉快。
采访地点安排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进行，我们的摄制组早早来到现场，开始布置采访场景，架设灯光和摄像机的机位。我的《高端访问》摄制组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团队，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现场，精心设计场面，安排景别，布设灯光。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画面效果，我们还花大价钱专门购置了一套德国的灯光设备，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六七盏专业的灯。为了让被采访者满意，我们每次还会专门带一个小监视器，让对方负责的人亲自检查摄像效果。
那一次，在赵小兰出现之前，她的助手也专门跑过来，仔细审核了我们的镜头效果，认为很好。我们也特别跟她的助理强调，按照我们每次人物专访的惯例，当赵小兰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拍摄一组她走进来，我上前迎接她，请她落座的镜头，她的助手当时明确表示没有问题。然而，一切在赵小兰入场后就变了。
当她看见摄像机在拍摄她走进来的镜头时，脸色骤变，停下来大声呵斥道：No Picture（不许拍）！然后转身就往回走。我们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在经过了一番交涉和解释后，赵小兰终于回来了。
坐下来后，我堆着满脸笑向她解释，刚才拍摄是事先征得她助理的同意的。赵小兰一脸的不高兴，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她开始前后左右打量起来，很快便又一次爆发了。她用英文对她助手和我抱怨说，拍摄的镜头不好看，灯光刺眼，不够柔和。
在她喋喋不休了近五分钟后，我冲她的助手无奈地摊开双手：你们之前是看过的，现在怎么办？要不你们说怎么拍？现场的气氛异常凝重、紧张。最后，为了保证采访进行下去，我们只能按照赵小兰的意思，重新调整机位和灯光。虽然当时我就知道，赵小兰曾经在一家华语电视台客串过主持人，对电视应该不算是外行，但老实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她那样的调整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业余”。
一切平静下来后，采访开始。由于她的华裔背景，自然在我的问题中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她如何开始从政的，华裔在美国社会如何突破“玻璃天花板”，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等等。
而很快，我就注意到，每当我在问题中提到“Chinese American（华裔）”这个词的时候，赵小兰在她的回答中，一定会很强调地把这个词改称为“Asian American（亚裔）”，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感觉她似乎特别怕人知道她祖上是中国人，有意避开华裔这个字眼。
当然，在美国，人们在种族、肤色等问题上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读你有歧视倾向。在美国，祖籍是非洲的黑人都会被统称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祖籍是拉丁美洲的被统称为“Latino American（拉丁裔）”，自然，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也被称作是“Asian American”。惟一的例外是欧洲来的白人，人家不说自己是“European American（欧洲裔）”，而是直接自豪地说自己是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等。可能越被歧视的人反而对歧视越敏感吧。但让我不解的是，赵小兰是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你将面对的是你父辈们的骨肉同胞，对着他们，说自己是个华人，不算什么大逆不道吧？
赵小兰当美国劳工部长的时候经常访问中国，也在各地演讲，大谈中美合作，但她毕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维护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有一年，美国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开始炮轰中国，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大幅增加，赵小兰毅然率领一支“高级”代表团来华“兴师问罪”。她在出发前的公报中说，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她将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以确保中国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作条件与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步调一致”。
我在采访时任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时，她强调自己“亚裔”，回避“华裔”这个词。而后来很受国内媒体热捧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几年，她不当部长了，调门倒是降低了不少，到处演讲，接受采访，也乐于将自己的华人背景挂在嘴边，人好像也变得随和多了，国内大小媒体很买她的账，时常拿赵小兰的故事来激励奋斗中的年轻人。只不过，每当我看到她，耳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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