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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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70，十九岁的决定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