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慰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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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贺拉斯兄弟之誓》才付了6000里弗赫）。当1787年这幅画在沙龙里展出时，立即被公认为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题材的画中的极品。乔舒亚·雷诺兹爵士认为“这是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1）和拉斐尔的罗马教皇居室壁画以来最精美、最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这幅画足以让伯里克利（2）时代的雅典人感到荣耀”。
　　　　皮埃尔·佩龙，1790年
　　　　我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买了5张大卫的那幅画的明信片。后来，在飞过冰封的纽芬兰上空时（当时晴空万里，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出耀眼的绿光），我拿出一张来看，一边嚼着服务小姐在误以为我打瞌睡时放在我前面小桌上的淡而无味的饭菜。
　　　　画上柏拉图坐在床脚，手里拿着一支笔，身旁放着一卷纸，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沉默的见证人。他在苏格拉底死时29岁，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须发皆灰，神色凝重。走廊里是苏格拉底的妻子桑娣帕，由两名狱卒陪送从牢房里走过来。有7位朋友处于不同程度的悲戚之中。苏格拉底最亲密的伙伴克里托坐在他身旁深情而关切地凝视着这位大师。但是哲学家本人腰杆笔挺，上身和胳膊如运动员般健壮，神情既无畏惧也无悔意。众多的雅典人骂他是笨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仰。起初大卫准备画苏格拉底正在仰药自尽的情景，但是诗人安德烈·谢尼埃提出了可以表现更大的戏剧张力的建议：画上的苏格拉底正宣讲完一个哲学论点，同时泰然伸手拿起那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毒杯，这既象征着对雅典法律的服从，又象征着对自己内心的召唤始终不渝。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刻。
　　　　这张明信片之所以使我如此震撼，或许是由于它所描述的行为和我自己的成鲜明对比。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于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别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担心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经过海关，或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与警车并行时，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希望，想让穿制服的人对我有好印象。
　　　　但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那一夜，在冰封大地的上空，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字根的原义——philo（3）；sophia（4）。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
　　　　（二）
　　　　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观念，应该相信什么，如何待人接物，否则就会遭到怀疑，不容于众。这些社会规范有的是用法律条文明文规定的；更多的则是在一个庞大的伦理和实践的判断体系中本能地遵循的，这个体系叫做“常识”，它命令我们穿什么衣服，采用什么理财标准，尊重什么样的人，遵守什么礼节，以及过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如果对这些规范提出疑问，就会被视为怪异，甚至故意挑衅。常识之所以被悬置起来而不容置疑，是因为人们把它的判断都视为天经地义，不必加以审视。
　　　　例如，在平常的谈话中提出问题：我们社会认为工作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或是问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决定结婚的动机是什么；或是向度假的人打问他们旅行的详细设想，都是不合规矩的。
　　　　古希腊人也有那么多的常识规范，并同样固执地恪守这些规范。有一个周末，我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二手书店中浏览，看到一套本意是作为儿童读物的历史丛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精美的插图。这套丛书包括《埃及古镇探秘》、《古堡探秘》等等，我在购买一部关于有毒植物的百科全书的同时，也买了一本《古希腊城镇探秘》。那里面有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中普通的服装。
　　　　书中解释说古希腊人信奉多神：爱神、猎神、战神，以及司收成、司火与海之神。他们在进行某种探险之前都要向诸神祈祷，或在神殿里祈祷，或在家中供奉一个小的神龛，还要杀牲口祭祀。牺牲是很昂贵的：祭雅典娜要用一头牛，祭阿耳特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和阿佛洛狄特（爱与美的女神）用一头山羊，祭阿斯克勒庇俄斯（医药神）用一只母鸡或公鸡。
　　　　希腊人以多蓄奴隶为荣。在公元前5世纪，仅在雅典就有8至10万奴隶，平均每个自由人有3名奴隶。
　　　　古希腊人也曾是尚武的，崇拜战场上的勇敢。要做一个公认为合格的男人必须会砍掉敌人的脑袋。如盘子上画的一名雅典士兵正在结束一个波斯人的性命，表明这是正当的行为（此画作于第二次波斯战争之时）。
　　　　妇女完全在父权和夫权的压制之下。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没有她们的份，她们既不能继承财产也不能拥有钱财。通常在13岁出嫁，丈夫由父亲指定，感情上是否合得来不在考虑之中。
　　　　所有这一切对苏格拉底同时代人来说都不足为奇。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杀鸡祭祀阿斯克勒庇俄斯，或是为什么男人一定要杀人才算好样的，他们一定会惑然，或者愤然。这同问为什么冬去春来，或者为什么冰是冷的一样荒唐。
　　　　但是阻止我们对现状怀疑的不仅是他人的敌意。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怀疑的意志，那就是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长时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社会竟然有严重错误，而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又只有我们自己，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们抑制自己的怀疑而随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自己竟然是发现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的真理的先驱。
　　　　正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怯懦，我们才求助于这位哲学家。
　　　　（三）
　　　　1．生平
　　　　他于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据说父亲索弗若尼斯库斯是一名雕塑家，母亲斐娜拉底是接生婆。苏格拉底年轻时是哲学家阿基劳斯的学生，从此毕生以哲学为业，却从不把他的哲学思想写下来。他教学从来不收学费，于是很快陷于贫困，不过他对物质财富毫不在意。他一年到头就穿那一件袍子，而且几乎总是打赤脚（有人说他生来蔑视鞋匠）。在他死前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三个儿子。他的妻子桑娣帕以凶悍著称（有人问他为什么娶她，他说驯马人需要在最烈性的马身上练习）。他很多时间都花在室外，在雅典的公共场所同朋友谈话。他们欣赏他的智慧和风趣，却很少有人能欣赏他的外表。他身材矮小，大胡子、秃顶，走起路来步子奇怪地摇晃，他那张脸被熟人打过各种比方：螃蟹、猩猩或者怪物，他扁鼻子、大嘴，杂乱的眉毛下一双鼓出的肿泡眼。
　　　　但是他最奇特之处还在于行为习惯：他经常走到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雅典人跟前贸然发问，根本不管人家会觉得他怪异或者会发火，要他们用确切的词语解释他们为什么相信某些常识，或者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正如一位曾遭他突然袭击的将军所描述的：
　　　　毫无例外，任何人只要面对苏格拉底，而且开始谈话，不管他起初的话题离得多远，苏格拉底总是能在谈话过程中牵着他的鼻子走，直到最终把他套牢在一个话题之中：让他讲述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过去是如何度过的。一旦给套住了，那么苏格拉底在把他从各个角度彻底审问个遍之前是不会放他走的。
　　　　气候和城市布局也助长他这种习惯。雅典一年中有半年天气温暖，增加了在室外萍水相逢就随便交谈的机会。在北方，一般的活动都是在泥筑围墙之内，阴暗、烟雾弥漫的室内进行的，而在阿提卡得天独厚的蓝天之下不需要任何遮蔽。在熙熙攘攘的正午过后，忧思忡忡的夜晚尚未到来之前，午后的时光特别令人心旷神怡，此时悠然自得地在古希腊的集市上闲逛，在彩绘的或是饰有厄琉特里奥的浮雕宙斯像的拱顶之下，圆柱之间，同素不相识的过客闲聊，是很平常的事。
　　　　城市的规模也正适合居民宴饮交际。大约24万人居住在雅典城内及其港口。从位于城市一头的皮雷埃夫斯（一译比雷埃夫斯）步行到另一头埃基厄斯城门，1小时足够了。这里的居民互相之间的感觉就像是学校的同学，或是共同参加一场婚礼的客人。并不是疯子或是醉汉才在公共场合找陌生人交谈。
　　　　我们之所以对现状不予质疑，除了气候和城市规模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大众喜爱和正确混为一谈了。这位赤脚哲学家提出了无数问题，就是为了论定大众喜爱的是否恰巧是正确的。
　　　　2．常识的统治
　　　　许多人都被他提出的问题搅得发狂。有的人奚落他，还有少数人恨不得杀了他。在公元前423年春季，狄俄尼索斯剧院首演的《云》一剧中，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为雅典人塑造了一名角色，就是他们中间的这位哲学家的漫画形象，他对一切常识都无礼地、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不找出其逻辑之前决不接受。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在舞台上出现时坐在一个由吊车高挂在天空的篮子里，因为他自称他的头脑在高处能更好地思考。他终日沉醉于重要的思想之中，没有时间梳洗或做家务，因此衣衫总是散发着恶臭，家里脏得到处都是虫子，但是他至少能思考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它身体几倍的高度？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虽然阿里斯托芬没有就苏格拉底的问题的结果予以展开，观众看完戏以后一定能感觉到问题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阿里斯托芬所表达的是常见的对智者的批评：他们提问题时比那些从不冒险去系统地分析问题的人离常识的观点越来越远。那位喜剧作家与哲学家的分歧就在于是否满足于通常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截然不同。在阿里斯托芬看来，正常的人满足于普通的常识：跳蚤由于身材小所以跳得远，蚊子哼哼声总是从某个地方出来的，而苏格拉底是个疯子，因为他悖乎常理，如饥似渴地追寻复杂的、不合常情的另一种答案。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一定是跳蚤问题——常识可能更值得深究。他同许多雅典人简短地交谈后，发现对于如何拥有美好生活有着普遍的看法，多数人视为当然，不容置疑，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漏洞百出。而人们谈到这种看法时自信的神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的期待相反，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那些人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3．两场谈话
　　　　据柏拉图的《拉凯斯篇》记载，有一天下午，这位哲学家遇到了两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尼西亚斯（5）和拉凯斯。他们都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斯巴达人作战，因而赢得雅典城里老人的敬重和青年的仰慕。后来，两位将军都战死疆场——拉凯斯在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牺牲，尼西亚斯则于公元前413年死于不走运的远征西西里之役。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肖像，不过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同帕台农神殿上一组壁画中的两位马上骑士相似。这两位将军坚定地信仰一种被奉为常识的思想：为了证明一个人勇敢，必须参军，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杀死敌人。但是当苏格拉底在露天广场与他们邂逅时，忍不住要再问他们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拉凯斯，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勇敢，好吗？
　　　　拉凯斯：我说，苏格拉底，这太容易了！如果一个男人自愿与自己的队伍在一起，直面敌人而不逃跑，那他肯定就是勇敢的。
　　　　但是苏格拉底记得在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6）中，希腊军队在斯巴达执政官保萨尼阿斯带领下，先后退，然后才勇敢地打败了马多尼斯领导的波斯军队。
　　　　苏格拉底：据称，普拉蒂亚之役，斯巴达人遭遇（波斯人），不愿面对面作战，退了回去。波斯人在追击中打乱了队伍，然后斯巴达人再转回身去像骑兵那样战斗，从而打赢了那一战役。
　　　　拉凯斯不得不再思，然后又提出第二种常识的观点：勇敢是一种坚韧精神。但是苏格拉底指出，坚韧精神可以指向鲁莽的目的。为区别勇敢和胡来，还需要另外的因素。拉凯斯的同伴尼西亚斯在苏格拉底指引下，提出勇敢还应该包括知识，知道辨别善恶，而且不能总是只限于打仗。
　　　　于是，雅典人极为推崇的一种美德，其标准定义之严重不足就在一场短短的室外谈话中揭露出来了。这场谈话证明，原来的定义没有考虑到战场以外也可以有勇敢，也没有考虑到把知识与坚韧精神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许看来很小，但是其意义深远。如果在此之前，一位将军所受的教育是命令部队撤退就是懦夫行为，尽管撤退在当时是惟一明智的策略，那么重新定义勇敢之后，就使他的选择余地有所拓宽，并且有了应付批评意见的依据。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还有一则苏格拉底同一个对一种常识观点极端坚信的人的谈话。美诺是一名专横跋扈的贵族，从他的故乡塞萨利亚到阿提卡来访问，他对金钱与美德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美诺的画像，不过我在雅典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一本希腊男人的杂志时，我想象他可能同画上那位在灯光照耀的游泳池中饮香槟酒的男人相似。
　　　　美诺自信十足地告诉苏格拉底，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苏格拉底问了他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所谓好东西，你是不是指健康、财富之类？
　　　　美诺：我的意思包括获得金银，以及城邦的显要职位。
　　　　苏格拉底：你心目中的好东西只是这些？
　　　　美诺：是的，我指的是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
　　　　苏格拉底：……你在“获得”一词前面要不要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你认为有没有区别？如果是不正当地获得的，你还称之为美德吗？
　　　　美诺：当然不啦！
　　　　苏格拉底：那么，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附加于“获得”（金银）之上……事实上，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金银，因此使人缺少金银财富，那么这匮乏本身就是美德。
　　　　美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