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慰藉-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情况下……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金银，因此使人缺少金银财富，那么这匮乏本身就是美德。
　　　　美诺：看起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缺少这些东西更体现美德……
　　　　美诺：看来是逃不出你的结论了。
　　　　片刻间，已经向美诺证明了金钱、权势本身不是美德的必要和充足的条件。富人可能值得仰慕，但这取决于他的财富是怎样获得的，正如贫穷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一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让一名富人自以为他的资产就保证他的美德；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穷人觉得贫穷本身就是堕落的表现。
　　　　4．为什么别人可能不知道
　　　　话题可能会过时，但是其根本意义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人也可能错，尽管他们身居要职，尽管他们所采纳的是几世纪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用逻辑审视他们的信仰。
　　　　美诺和两位将军的观念不健全，因为他们没有先论证其逻辑性就全盘吸收了流行的规范。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来指出他们这种被动态度的不合理：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复杂。某些困难的活动从外表就看得出很困难；而有些同样困难的事物却看起来很容易。对如何生活有一个健全的观点属于第二类；制作陶器或制鞋属于第一类。
　　　　制陶显然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要把泥土运到雅典，通常是从城南7英里处的科利亚斯角的一个大坑中取土。然后放在一个轮子上转，每分钟50至100转，转速与器皿的直径成反比（东西越小，转速越快）。然后进行擦拭、抹平、抛光和装手柄。
　　　　下一步是上一种与碳酸钾混合的优质黏土制成的黑釉。等釉干了以后立即放进开着风口的窑内加温到摄氏800度，烧得颜色变成深红，那是黏土硬化成为氧化铁（Fe2O3）的结果。然后再全封闭加温到950度，窑里再加一些湿的树叶以维持潮湿，这样，陶身变成灰黑色，而那层釉呈烧结晶的黑色（磁铁矿Fe3O4）。过几个小时，再把风口打开，把叶子耙出来，让温度降到900度。此时釉仍维持第二次火烧成的那种黑色，而陶身又回到了第一次的深红色。
　　　　难怪很少有雅典人不假思索就去自己制作陶器。制陶业的艰难谁都可以充分看到。可惜，达到良好的伦理思想却不是如此，这属于另一类表面简单而内里十分复杂的活动。
　　　　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5．如何独立思考？
　　　　这位哲学家不但帮助我们设想别人可能是错的，他还教给我们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过有思想的生活？很少有哲学家比苏格拉底对此的要求更低了：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
　　　　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录中随处可见，由于其步骤一贯，很容易用说明书、手册类的语言表达而不走样，并适用于任何被灌输的、或者想要反抗的思想信仰。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如果能够被合乎理性地驳倒，能够被证伪，那么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不论相信它的人多伟大，这种论断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怀疑它。
　　　　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方法
　　　　（1）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
　　　　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
　　　　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
　　　　（2）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
　　　　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
　　　　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
　　　　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
　　　　（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
　　　　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
　　　　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
　　　　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
　　　　（4）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
　　　　（5）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的其实为非。
　　　　（6）不论阿里斯托芬如何加以歪曲，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当然，不经过哲学思辨也有可能获致真理。即使不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也会认识到如果处境使道德与赚钱不能两全，一个没钱的人是可以称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在战场上进退都可以是勇敢行为。但是，除非我们先已对反对的意见作过彻底的逻辑思考，遇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有一位盛气凌人的人物断然表示：金钱是道德的要素，或者只有懦夫才在战场上后退，我们就无言以对。缺乏反击的论据作后盾力量（犹如普拉蒂亚战役和在腐化的社会中致富），我们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或是蛮横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
　　　　意见虽然正确，但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回应反对的意见，苏格拉底称之为“原始意见”，以别于“知识”——那就是不但知道一种看法之所以为真，而且还知道另一种看法之所以为伪。“原始意见”比“知识”逊一筹。苏格拉底把这两种对真理的认知比作著名雕塑家代达罗斯的优美的作品：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塑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
　　　　而以理智和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塑像。
　　　　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致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
　　　　（四）
　　　　苏格拉底在70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3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沉默，甚至杀死他。
　　　　雅典城邦已经建立起一套分辨是非的程序。赫里阿斯特法庭（7）位于集市之南，那是一幢庞大的建筑，一头是陪审团员坐的长凳，另一头是公诉人和被告方的讲坛。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讲话，接着被告讲话。然后由200到2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或举手表决是非曲直。这种用计算赞成的人数来决定某种主张的是非的办法贯穿于雅典的整个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一个月中有两三次，全城的男性公民，大约3万人，应邀到集市西南的普尼克斯山头集会，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决定城邦的重大问题。对于城邦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等同于真理。
　　　　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500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
　　　　苏格拉底对这些指控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他从未对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过理论；他信奉神明，并非异端；他从未腐蚀过雅典的青年，只不过有些逍遥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问法，证明某些重要人物无知，使他们感到恼火。即使他误导了任何人，那也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故意对同伴施加坏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反过来伤害他自己。如果他曾无意中误导了什么人，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在私下纠正他，而不是公开审判。
　　　　他承认他的生活方式显得有点特别：
　　　　我对许多人关心的事弃置不顾——赚钱、经营房产、追求军职或文职的荣誉，或其他权力地位，或参加政治团体以及本城邦的政党。
　　　　但是，他从事哲学的动机是出于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朴素愿望。
　　　　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他解释说，他已献身于哲学，因此即使陪审团以他放弃哲学活动为释放他的条件，他也不可能放弃：
　　　　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
　　　　现在轮到那500名陪审员来决定了。他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220人决定苏格拉底无罪，280人认为有罪。哲学家苦笑说：“我没想到比分那么接近。”不过他没有丧失信心，没有犹豫，没有惊慌；他坚持对一种哲学方案的信仰，虽然他的听众刚刚以56％的多数宣判其为荒谬。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眼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于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不受世人喜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由不受世人喜爱转向解释其所以然。社会上占很大比例的人认为我们是错的，听起来怪吓人的。但是在放弃我们的立场之前先要审视一下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论证方法是否健全。
　　　　但是我们似乎被一种相反的倾向所折磨：每个人的话都听，每一句不中听的或是嘲讽的意见都足以使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往往不能反思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宽慰的问题：这些阴暗的指责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诚实的批评者与出于愤世和妒忌的反对意见相提并论。
　　　　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批评的背面。如苏格拉底了解到的，尽管经过小心掩饰，其思想的基础可能是极端歪斜的。我们的批评者可能凭着心血来潮摸索到结论，或者出于冲动或偏见，然后利用他们的地位抬高他们的点滴直觉。他们的思想可能就是像喝得醉醺醺的业余制陶人那样建立起来的。
　　　　不幸的是，与陶器不同，思想产品的优劣极难一眼就分辨出来。分辨哪一件陶器是醉汉做的，哪一件是清醒的工匠做的并不难。
　　　　可是要立即确定以下两个定义的优劣，就要难得多：
　　　　①　希腊文，意为“明智而坚韧不拔谓之勇”。——译者
　　　　②　希腊文，意为“坚守阵地，疆场杀敌者为勇士”。——译者
　　　　一种坏思想以权威的方式提出来，往往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具备好思想的分量，尽管并没有证据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而我们只注意结论，就会养成尊重错了人的习惯。所以苏格拉底敦促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上。即使我们逃避不了遭遇反对的后果，我们至少可以免去自以为非的那种软弱感。
　　　　这一想法最初提出是在审判之前不久。有一次苏格拉底与一位从西西里来雅典访问的著名修辞学教师波卢斯对话。波卢斯有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观点，热切地想以之说服苏格拉底。波卢斯认为对于人来说，幸福生活的核心莫过于做僭主，因为专制统治可以让人随心所欲，把敌人投入监狱，褫夺其财产，处决他们。
　　　　苏格拉底彬彬有礼地听着，然后用一系列的论据回答，企图证明幸福在于行善。但是波卢斯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指出专制君主常常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尊敬，并举马其顿的国王阿基劳斯为例，他谋杀了他的叔父、侄子和7岁的合法继承人，但仍享有雅典广大公众的支持。波卢斯得出结论说，喜欢阿基劳斯的人数就是一种标志，证明他关于专制的理论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谦恭地表示，确实要找到喜欢阿基劳斯的人比较容易，而找到支持幸福在于行善这一看法的人较难，他解释说：“假如你想找证人，证明我说的话是错的，你可以指望几乎全雅典的人都同意你的观点，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地来的。”
　　　　如果你愿意，尼塞拉特斯之子尼西亚斯连同他的兄弟们都会支持你，他们拥有狄俄尼索斯（酒神）的领地那一整排祭坛。斯凯利尤之子阿里斯托克拉得也会支持你……你要愿意，还可以拜访整个伯里克利家族，或者你选择的任何雅典世家。
　　　　但是苏格拉底激烈地否认对波卢斯的论点这种广泛的支持本身足以证明其正确。
　　　　问题在于，波卢斯，你想把人们在诉讼中认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巧辩法用在我身上。在法庭上，人们也以为只要举出一大批显赫的证人支持他们的观点，而对方只能举出一名证人，甚至举不出证人，就可以证明对方是错的。但是这种辩论用之于真理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在法庭上被一大帮不约而同反对自己的、望之俨然的证人击败是完全可能的。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而是来自正当的说理。我们在制作陶器时，必须听从那些知道如何把釉在800度高温下变成Fe3O4的人的意见；我们造一艘船时，要在意的是那些造过三层划桨战船的人的判断；我们考虑伦理问题时——如何做一个幸福、勇敢、正义和善良的人——不应该被坏思想吓住，尽管它出自修辞学大师、威武的将军和衣着考究的塞萨利贵族之口。
　　　　这听起来像精英主义，的确如此。并不是每个人的话都值得听。不过苏格拉底的精英主义决无丝毫势利和偏见。他也许对涉及的观点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别的考虑决不是基于阶级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