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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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思潮中，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原则区别。

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广义而言的自由主义“就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它在苏格拉底的学说和圣经等等的古代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了重视人的个性的意识，主张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是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强调：“对自由主义不适宜于作出简易的定义。主要的困难是自由主义者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同时，自由主义者自身在关于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一问题上往往有彼此相反的意见。”“若干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内容曾有过巨大变化，但它仍保持原来的形式”。

西方自由主义者们之间在政府职责问题上的相反意见，恰恰表现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对立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最著名的代表。这种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主张缩小西方的社会福利。它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持保守主义态度，在政治上与欧美国家两大政党中的右翼政党（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等）结盟。从本质上说，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致力于维护19世纪欧美国家的那种传统的资本主义。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则赞成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主张扩大西方的社会福利。它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著称，其政治代表往往是欧美国家两大政党中的中左翼政党（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的重要人物，并且在政治上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结盟。从本质上说，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放弃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

简而言之，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的主张是正好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反的。可以把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称作“自由主义左派”，把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称作“自由主义右派”。

本书所批评的错误主张，都来自经济自由主义者。而且本书清算的重点，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那些观点。

正如前边所说的，中国特有的这些错误主张以本节前边所说的第一种含义来解释“自由”，把“自由”看成是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并且致力于把中国的经济体制就变成这样一种经济。以这一有关自由的观念为基础，以下各节将分别说明，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个人自由观念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三大悖论：1。　自由的持续存在暗含着对平等的要求；2。　自由的实现要求有暴力强制，其作用在于压制破坏他人自由者；3。　自由的存在要求公平，但是实际上没有人愿意自动地保证公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是这样地理解自由，并且只要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不要其它的一切，那么这种自由只能是虚假的自由。　？

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自由主义”在最近几年的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十分流行的时尚，它与否定平等的观念结合成了同一时尚的正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凸显出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只要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不要其它的一切，特别是不要平等。

某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毫不讳言地说，他们主张自由主义就是为了与平等的观念相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讲平等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压制自由的借口。1999年和2000年中，社会科学界的某些人刚刚才为现今的那些贫穷的中下层民众说了几句话，为他们的平等要求呼吁了几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沉不住气了，马上就给这些人扣上了“新左派”和“民粹主义”的帽子。在他们看来，谁要讲平等，谁就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是独裁和专制主义的同盟军。

这种借口自由而否定平等的主张，恰恰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完全合拍。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经指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只要效率，不要平等和公平；而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心目中，没有自由就没有效率，甚至自由本身就是效率。这样，从理论上讲，“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主张，其实也就是“只要效率，不要平等”的要求，是这种经济主张的哲学化翻版。

而在实际上，恰恰是哲学式的思考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自由是不能与个人之间的平等相分离的，没有平等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由自由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又可以直接推论出，经济上的效率其实与平等密不可分，没有某些起码的平等也就不会有效率。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自由”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也绝不意味着自由就是某一个特定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自由只能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谁都知道，个人之所以不能作到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除了一些自然的因素限制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他人的限制。而社会生活中最常出现的现象是，当一个人自由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他往往会侵犯他人的自由，使别人不能完成他想作的事。当我“自由地”在一条小巷中打转转时，我可能妨碍了另一个人走路的自由。因此，如果我们把自由看成是只有某一个人、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只能意味着这“某一个人”可以以他的自由为借口任意侵犯别人的自由。但是，如果某一个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样的社会就绝不会是个人自由的社会，而是一个对绝大多数人都不自由的社会，是由这“某一个人”实行专制的社会。这不是自由，而是专制和奴役。大概世上的任何自由主义者都不敢公开承认，他主张的是这样一种“自由”。

这样，当我们在谈论个人自由时，我们指的只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自由。由于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在社会中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每一个人的自由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接受限制，都要受他人自由的限制，这也就是对每一个人的自由的限制。因此，一方面是“不要以你的自由去破坏他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就有“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要受他人自由的限制”。想不让自己的自由受他人自由限制的人，如果作不成专制君主，那就只能离开人类的社会。而如果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对自由的谈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不与别人打交道的人，是不可能被别人剥夺其自由的。

根据这种分析，自由只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它不仅意味着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作他想作的事，而且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自由损害了别人的自由时限制他的个人自由。

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如何在个人之间分配自由的权利”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他的这种自由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受限制的。而前边已经指出，任何为自己的自由而侵犯他人的自由的行为，其实都是在破坏个人自由的原则。这样，真正的个人自由，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只能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同时又受到同样的对自己自由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的目的只能是避免侵犯别人的自由，最终让每个人都在这个前提下享有同样的尽可能大的自由。

但是，这里说的“同样的自由”或“同样的限制”本身就是一种平等——一种权利上的平等。这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本身必定意味着某种平等，至少是权利上的平等。这种权利上的平等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意味着法律必须保护这种权利，惩罚对这种权利的任何侵犯，意味着这样的法律必须同样地适用于每一个人。

以上的论述似乎是在重复一些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但是恰恰是在中国，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有关自由的基本常识。在最近这些年的中国，最爱把“自由”挂在嘴边上的往往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要的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只是自己一个人想作什么就作什么的权利，而对别人的自由和权利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任意侵犯。当这种人大喊大叫地要求他的“自由”，说他的自由受到了侵犯时，事实上往往是他想任意剥夺别人的自由而没有成功。我们前边已经指出，这种人其实是想作一个独裁者，而并不想在整个社会中捍卫个人自由。

有些近年以“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自居的人也是这样。笔者本人就曾经碰见过这么一位。此公到处发文章、作讲演宣传“自由主义”，使学术界的不少人都把他当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可是在学术讨论会上，当笔者发表了令他不愿意听的见解时，他竟极其粗暴地打断笔者的发言，武断地宣称了他的相反观点。他既不举出事实、也不利用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论点，只是想以这样的断言来制止笔者的发言。这是连一点起码的言论自由也不想给别人，哪里还有什么尊重个人自由的影子！我的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告诉我，我的这次遭遇并非偶然。此公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历来是这样作的。这样一件小小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中国学术界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不过是在打着“自由”的旗号夺取他个人的霸道和专制地位而已。

打着“自由”的旗号夺取专制地位，这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中更为普遍。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谈论“企业改革”，谈论“发展民营经济”，都包含了十分明确的用意：他们要把企业中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这个人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在他们看来，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这样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才算是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由。至于这样作是否侵害了企业中的其他人的自由，是否把企业中的其他人置于仰人鼻息的奴隶地位，他们想都不愿去想：在他们心目中，“个人自由”就是“企业家”的自由，就是老板的自由，同时也就是普通工人的不自由。

因为真正的自由以权利平等为前提，它就与任何腐败行为不能相容。任何腐败都意味着掌握权力的人滥用手中的权力，违反法律和规章规定的公平精神来为自己牟取私利。腐败行为既然违反了法律和规章规定的公平精神，它就必定使同一个法律或规章不是同样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由于腐败行为，同一个法律或规章对某些人适用，对另一些人却不适用，而且总是那些向掌权者行贿的人从这种差别对待中得到好处。这样一来，腐败行为就破坏了每个人在权利上的平等；而我们前边已经说明，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　　中国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为腐败行为辩护，其理由是这样可以“搞活经济”，增加自由。他们把腐败看成是向经济自由前进的步骤。而我们的分析却说明，腐败所破坏的正是真正的个人自由。腐败的行为确实实现了掌权者和向掌权者行贿的人的“自由”，但是它却更大地侵害了其他人的自由。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最腐败的地方是普通的平民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腐败是某些人的自由伤害了其他人的自由的一种典型的情况。

真正的个人自由还要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之间的收入是平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实行很高程度的社会保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平等，个人自由就可能在其实现过程中自我否定，转变为不自由的奴役状态。

个人自由自我否定的可能性源于一种明显的悖论关系：完全的个人自由当然包括完全的契约自由，包括个人与他人签订任何契约的自由。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有权与他人签订任何契约，就可能会有一些人与他人签订卖身为奴的契约，通过这种契约而放弃自己未来的自由，使自己因此而变为不自由的人。这样，个人的自由通过自由地签订契约而导致了个人的不自由。

西欧的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了个人自由这样自我否定的危险。中世纪末期开始形成的有关浮士德的传说就谈到，浮士德与魔鬼梅非斯特订下契约，承诺相互在何种条件下作对方的奴仆。这个有关浮士德的传说经过文学巨匠歌德等人的艺术加工而流传开来，深刻地影响了约。斯。穆勒等思想家，使他们认识到了契约自由中包含的这种否定个人自由的内在危险。

现代垄断企业的发展更是把这种危险的可能变成了现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垄断大企业就常常逼迫自己的客户“自由地”与自己签订合同，承诺不再与别的企业作生意、签合同。这样的经济活动实践使德国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认识到，契约自由可能导致个人签订放弃自己的契约自由的契约，从而导致自我否定契约自由。一些热心于维护个人自由的德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因此而主张限制契约自由，不准有签订否定契约自由的契约的自由——这个思想是如此难于表达，以致听起来象一个绕口令。这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意义上的悖论。正是在这种围绕契约自由的争论中发展起了德国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而人们通常都把这个弗赖堡学派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德国的代表。

个人自由通过签订卖身为奴的契约而否定自己，这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确实会出现的悖论性过程。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这个悖论却采取了非常奇怪的态度：他们根本就不理睬这个悖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干脆不承认这个悖论可能会破坏个人自由。笔者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亲耳听到一位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学术界人士谈到这个悖论。他承认，自由的个人所签订的卖身为奴的契约确实使他自己失去了未来的个人自由，这也确实是一种悖论。但是他强调，这个悖论是不可解的；只要这种卖身为奴的契约是个人自由地签订的，那就应当让他签订，因为这样才是尊重了他的个人自由。

这种极端的主张看起来在逻辑上很彻底，但是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回答上述悖论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位自由主义者看来，似乎只要个人在签订契约的过程中是自由的，他就算是永远自由的；似乎只要不承认自愿卖身的人在为奴之后是不自由的，这种人在作奴隶时就成了自由的。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奴隶是不自由的，不管他是怎样变成奴隶的，在他作奴隶时他就是不自由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自愿卖身为奴的人在真正成了奴隶之后是没有个人自由的；一个有大量奴隶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哪怕这些奴隶都是自愿卖身为奴的，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有着充分的个人自由的社会。

中国的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很长时期中就一直存在着大量的自愿卖身为奴的现象。著名的黄梅戏《天仙配》中有董永自愿卖身葬父的情节，就从艺术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到近代还大量存在的自愿卖身为奴的事实。在这些自愿卖身为奴的情况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还不起原来借的债，而借债的契约上又规定了还不起债就必须为奴。对这种“还不起债就作奴隶抵债”的债务契约，旧中国的官府也承认其法律效力。我们在《红楼梦》、《金瓶梅》甚至《三言两拍》等明清小说中看到的豪富之家的奴婢，多半都产生于这种卖身为奴或抵债为奴的过程。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