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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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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改革开放！一番话再坦白不过地表明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已经把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空气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种思维定式的流行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它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2001年某小报在评论老国有企业的产权变更时还质问：职工利益与改革哪个是更大的政治？其用意显然是：经济政策必须服从的第一位目的是“改革”，而不是职工利益。
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即如在2001年春天有关中国股市的论战中，某著名经济学家刚说了声中国股市太不规范、有泡沫，否认有泡沫的几位马上就出来给他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而他也赶紧说“我是真正主张改革开放的”，以便为自己辩护。那架式令我马上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那时对立的两派不也是这样争着说自己是“革命的”，而对方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其实这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相容的，甚至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甚合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至上；在它看来，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都只能是社会的福利，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以“改革开放”为目标、为准则的改革开放至上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2。 只强调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个人的发财致富。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上的舆论关注的更是个人如何能尽快地致富，大富翁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则一直在引领着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把经济效率当成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且对强调公平和平等十分反感，认为这样会降低经济效率（笔者得老实承认，10多年前笔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种情绪充斥了有关经济政策的几乎每一场讨论。
而在这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当然是最极端的代表。他们历来就是只讲效率，而且把这种所谓的效率与个人的发财致富划上等号，而绝口不提公平和平等，甚至不准别人讲公平和平等。谁一讲公平和平等，他们就说人家要降低经济效率，并且还要给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
很浅显的道理是，如果某些个人在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条件下致富，那么这样的个人致富就只能加剧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但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来就不担心这一点。我们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他们对贫穷的劳动者表示过关切，也没见过他们为改善最贫穷者的状况出过主意。5年前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责对外加工贸易的特殊政策加剧了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经贸部的一位官员竟回答说：“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徒就是这样把扩大贫富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又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3。 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又一重要特色。
西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秩序的重要，它一直很关心如何能产生一种有益的秩序。而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却一直有一种破坏任何秩序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前面所引的那位经济学者的话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暴民、刁民在胡作非为，经济秩序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们还要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下面的潜台词只能是：为了“坚持改革开放”，可以根本不要任何经济秩序。
为了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秩序的概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象哲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重要的常用词汇一样，“秩序”这个概念并没有很精确的定义。大体上说，人们在谈到“秩序”时，大都用它表示各种各样的安排和次序，这些安排和次序使事物表现出一定的差别和规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秩序表现为人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分工，表现为人们的行动自觉不自觉地服从各种规则，这些规则相互组合在一起，使社会的生产、流通以致消费都按照一定的规矩运转。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在这些规矩中，最重要的就是物品的生产和流通要按照人们的需要和偏好来配置资源。由此看来，维持一定的秩序实在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思想：“社会必须有秩序”并不意味着“只能靠国家的行动来建立秩序”。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定思想基础时就提出，在政府提供的一个干预极少的法律框架内，个人的自由活动可以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更是把这一思想升华为“自生自发秩序”、“自由秩序”、市场秩序或经济自由的概念。在这样的秩序下，政府要作的只限于帮助形成一种“抽象秩序”，它以在抽象规则下分立的“个体利益”为基础，造成一种“总体性中介”，这个中介的作用只是在个体发生分歧和争议时作为第三者进行调解有规则可循，而具体实践是由个体自己在分立的位置上完成。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由于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它强调的就只是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在秩序形成上的作用，让个人的自由活动去自发地形成秩序，而不是一般地否定社会经济秩序。
平心而论，在整个中国经济学界中，包括在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特别明显的那些人中，并没有哪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人公开否认秩序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性、直接鼓吹不要任何经济秩序。就这一点讲，说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主张不要任何秩序，似乎是冤枉了他们。但是，就言谈和行动所表现出的实际思想倾向来说，说他们不要任何秩序是恰如其分的。
秩序的反面是混乱。20年来我国出现过的经济上的混乱可谓多矣。诸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人人吃回扣、个人随意侵吞他人和公共财产、走私盛行、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或者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则，或者破坏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都是这种破坏秩序的混乱现象。但是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们却从来不肯对这些混乱现象作点批评。相反地，倒是经常有人出面颂扬和提倡其中的某些现象。象“全民炒股”、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的事情，都曾经得到某些人公开的大力提倡，反对这些东西的人则被扣上“保守”“反改革”的帽子。
从有关这些个别问题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敌视秩序的。他们最愿意提倡的，是所谓“搞活经济”。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了秩序的时候也就是“搞活”了的时候。哪里在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哪里就“不活”了，经济就搞糟了。那些强调经济运行需要秩序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起码也是“思想保守”的，而那些力主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的人，更是常常被他们指责为“倒退”、“反改革”、“极左”。他们的许多以“改革”为号召的话语，只有在解读为不要秩序时，才可以得到理解。
4。 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
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更走极端，走得更远。在西方有许多社会各界公认的应由政府管制的事情，如行医卖药必须有执照，必须有许多措施以防止诈骗等等。而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心目中，这些都成了不许政府插手的事情。
这些年来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每当政府要对某一方面进行干预，实行某些强制性的管理时，那就不管这种干预多么合理，多么在经济社会上有必要（当然，任何国家的政府也都可能进行一些不合理的干预），总会有一批人出来指责这种干预“损害了老百姓的自由”，是“反改革”，“经济因此而不能搞活”。作这种指责的人当然抱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着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混乱现象采取了一系列整顿秩序的措施，以遏止经济犯罪、欺诈、侵吞公共财产等行为上升的势头。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是必要的，也确实起到了恢复经济秩序的良好作用。但是，它们也在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当中、特别是在那些受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熏染颇深的人当中引起了非议，说这是“改革的倒退”，是“出现了一股倒退的势头”。在这些人看来，无论社会经济秩序多么混乱，无论经济犯罪如何猖獗、如何欺诈公行，无论少数人怎样肆无忌惮地侵吞公共财产，政府都不应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制止，否则就是“破坏自由”、“反对改革”，就会“降低经济效率”。这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逻辑。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如此大反政府的干预和管理，其主要的理由有两个： 一个理由就是那个前边已经指出过的“搞活—效率”论点：只有政府不干预才能确保个人的经济活动自由，才能“搞活经济”；而只有保证了个人自由并“搞活”了，经济才能有效率。至于这样会形成不公平，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那是根本就不值得关心的：不平等是为效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而效率才是第一重要的。
另一个理由是基于社会哲学式的一种价值观，这就是要“站在民一边反对官”。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也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理由。他们在社会哲学上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极力要维护个人的经济自由，认为政府的干预将危害个人的自由。而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社会哲学上远远不同于他们在西方的同道。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中，最流行的社会哲学是一种“官”“民”对立的社会观，是一种廉价的反“官”崇“民”的心态。从这种观念和心态出发，反对政府干预就意味着为维护“民”的利益而反对“官”。
其实在社会哲学上，这种反“官”崇“民”的心态更接近于西方人所说的“民粹主义”，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是很讨厌民粹主义的。在这一点上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同处。
这种反“官”崇“民”的说法最近几年颇为流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到处都在鼓吹发展“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这种提法暗中的含义就是把国有企业贬为旧式的“官营”。而仔细的语义分析会告诉你，现在大吹大擂的“民营企业”其实是雇佣许多人的典型的私营企业，而主要不是指下层老百姓所自营的那些个体企业。这一点本身已足以说明，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在打着“民”和“民营”的招牌掩盖“民”当中的贫富差别，或者不如说是要在同一个“民”的旗号下制造出贫富差别来。
5年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尖锐地揭露俄罗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说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初系统地煽动反“官”崇“民”的情绪，利用传统计划经济下官僚有许多特权这一点，大肆宣传国有制下工人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权利，是被官僚压迫的，以便为他们的私有化方案争取社会同情。而一旦实行了全面私有化，这些人就利用一切手段巧取豪夺，自己变成私人拥有巨型企业的巨富。普通工人在这种企业中的地位比过去的计划经济下还要低下。不仅如此，俄罗斯的暴富阶层还迅速地从反“官”崇“民”转向了支持右翼的独裁者。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过去的反“官”崇“民”不过是在骗人，普通的民众感到自己受了骗。
这位老经济学家此言一出，就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圈子”中引起震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为光火，大骂这位老经济学家是“反改革”。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自由派”人物作出如此强烈的反映，不过是因为那位老经济学家揭了他们的底。那位老经济学家所说的俄罗斯自由派的那一整套战略，其实也正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今天正在作的。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样否定政府的任何干预和调节，鼓吹自由放任，起了与邪教法轮功一样的有害作用。此话绝非危言耸听，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邪教法轮功的害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宣传的显然荒谬的愚昧迷信（如李洪志是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之类），也不仅在于它的迷信邪说导致许多人自杀、延误治疗，伤生害命。法轮功的害人之处还在于，它以信仰自由、练功自由作掩护，打着反对政府干预的旗号，实行自己的有组织的思想专制：谁敢对它的信条表示半点异议，它就组织信众进行围攻，以此来压制任何批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就因为写了点批评法轮功的文章，就引来了法轮功组织的围攻，而且连发表他文章的杂志都被长期包围，一直发展到大批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法轮功组织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向政府施压，要政府出面禁止一切何祚庥式的对法轮功的批评。这是显然地破坏言论自由，实行言论专制。
一切哪怕还有一点点维护言论自由之心的人，都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何祚庥的言论自由，站出来与法轮功的妖言惑众、以势压人的行为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真正主张维护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应当走在最前边。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笔者就认识这样一位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平素最喜欢引证的也是西方那几位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的话。可是偏偏在法轮功问题上他就站在法轮功组织一边反对何祚庥。在取缔法轮功之前，他主张政府对法轮功问题不要干预，“让民间自己解决它”；而在政府取缔法轮功之后，他就对反法轮功的斗士何祚庥产生了仇恨。当有人谈到，何祚庥因为法轮功问题而处境不佳时，这位经济自由主义者竟幸灾乐祸地说：“他活该！”我听到此话时确实感到震惊。据我所知，这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本人不练、也不信法轮功，他与何祚庥过去也没有什么冤仇。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仇视何祚庥，看来就是因为他把法轮功当成是自己的同道——他们都是“民间力量”，而何祚庥就成了这民间力量成长之敌。
稍有点头脑的读者都会问：法轮功不仅在“信仰自由”的招牌下害人，而且本身就压制异议，是言论自由的破坏者；一个主张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家，怎么会与法轮功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去呢？我后来才悟出个中的奥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法轮功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与法轮功一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它主要靠一些迷信式的教条来哄骗大众；与法轮功一样，中国的许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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