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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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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塞尔维亚人头上，其背后的动机并不真是为了平息民族冲突，而是为了消灭俄罗斯在东欧的最后一个盟友。
经过了10年的战乱，历史又回到了原地：从铁托的“打击民族主义分子”，到西方人煽动“民族自决”，到西方人自己来“反对民族主义”。真正的差别是现在西方人在主宰前南斯拉夫的命运，而血腥的内战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真正教训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是短视和善变的，它们朝三暮四，今天叫你往东，明天又会叫你往西。唯一不变的只是，它们叫你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合乎它们自己的眼前利益。它们对我们宣传和建议的东西，往往是损害我们这些非西方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听西方人的指挥，溶入这样的“国际社会”，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南斯拉夫的例子就很清楚：本来就应当一直坚持铁托的路线，不听西方人说三道四。那样就可以使许多人免于在战争中死去。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01年6月底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群众示威中，才出现了愤怒的群众暴打西方记者的现象。
最带悲剧性的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的遭遇：据说在80年代末南斯拉夫反通货膨胀的时候，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支持，被视为经济改革的代表。而今天，正是当年用好话来捧他的西方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用种种手段把他送进了监狱。西方人就是这样玩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把他们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规律：谁得到了西方人的高度评价，谁就快要在政治上完蛋了。诸如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是很快就下了台，甚至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吗？谁爱听西方国家政府的好话和“建议”，谁总想被他们称作“改革者”，谁就难逃很快下台的命运；如果他还不想完全出卖自己的国家，他还难免最后被当初称赞他“改革”的西方国家送进监狱！那些一心想“溶入”西方的“国际社会”的政治家，其实都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西方国家向我们鼓吹的“溶入国际社会”，其实是要建立一个由它们统治世界的新殖民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在去搞什么“溶入国际社会”，就只能是损害民族利益，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向我们宣传“溶入国际社会”的人，不是糊涂透顶，就是想为了他自己而出卖我们的国家。
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近年来国内流行着一种“对外开放”的神话，它以“吸取历史教训”为幌子而曲解历史。这个“对外开放”的神话其实是为“服从西方的全球化”作铺垫的，所以我们有在本章揭穿这种神话之必要。
这种神话利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西欧各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迅速地富强起来，而中国则在这个期间逐渐地相对衰落下去，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已经沦为一个落后国家。神话的编造者们宣传说，中国在这个期间之所以变得落后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闭关锁国”、“对外不开放”；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国力的相对衰弱。
仅仅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看，这个神话似乎很有道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政府确实有一种“闭关锁国”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不准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不准外国商人在华办企业，特别是对西方与中国的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如只开放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外国船只不准进入中国港口，中国人与外国商人从事的贸易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洋行”），对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前去和居住的地方加以严格限制，等等。
“对外开放”神话的宣传家们抓住了这一点事实大作文章，说中国的衰落就是因为中国不让外国人自由进入中国、不开放自由的对外贸易。似乎只要实行“对外开放”，让外国人自由地进入中国经商，让对外贸易自由化，中国就能避过那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
我们早就可以在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那里听到这个对外开放的神话。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就一直在编造这种地地道道的谎言。可惜的是它今日竟如此之深地渗入了某些中国人的意识。而只有对近代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这种神话。
“对外开放”本身真的能造就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经济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史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之后，西方各国的商人们就来到了印度。可以说，从那以后印度次大陆就是“对外开放”的，西方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印度次大陆经商，次大陆方面不能不让它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当时的印度次大陆没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它也不可能实行这种政策，因为当时它正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地政权。印度近一千年中最强大的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是在欧洲人到达印度之后的16世纪中叶才兴起的，而且它的统治也只限于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自16世纪初开始，西方人不仅可以在印度次大陆的南半部自由经商，而且甚至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夺取政治上的统治权。从此就开始了一个西方各国的商人们争相抢占印度次大陆的过程。
近代西方各国同东方国家的往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西方人同东方国家的贸易总是结合着他们对东方国家的政治征服和领土占领。
印度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16世纪的一百年中，葡萄牙在西方同印度次大陆的往来（包括领土征服）上占优势。为了夺取在印度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新起的经济强国荷兰于1602年成立了东印度贸易公司，英国则在1600年就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它们分别垄断了本国对印度的贸易，并且争相在印度建立并扩大殖民地。后来法国也曾经仿效英国和荷兰的作法，力图在印度扩张自己的势力。西方国家的这些“东印度贸易公司”从来就不是什么单纯的贸易组织，而是将贸易和武装侵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海盗式集团。
在17和18世纪，欧洲国家与印度的贸易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印度日益陷入欧洲国家的控制之下，一块又一块的领土、一个又一个的当地土邦变成了西欧国家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领地，也就是西欧君主的领地。到18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打败了法国，赶走了它在印度次大陆上的所有欧洲竞争对手，并且靠着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取代了莫卧儿王朝在印度北部的统治。而到19世纪，英王政府正式接管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将印度变成了英王的殖民地。
到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独立为止的450年中，印度是对西方国家完全开放的。它完全被卷入了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之中，用时下的流行术语说，是完全“溶入国际社会”了。可是这种“开放”给印度带来的，是印度变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历史学家们都公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使印度农民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把印度变成了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印度尼西亚自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与印度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用贸易结合军事手段一步步征服了印度尼西亚的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无论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何种借口为他们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辩护，一个绝对无法辩驳的事实是：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两个国家独立时为止，它们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极端落后和虚弱，经济上的不发达程度甚至与中国相比也没有什么重大差别。而在政治上，它们更是任由西方人宰割的殖民地，连中国都不如。
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谈变为殖民地的可能性，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经验也足以说明：“对外开放”，将对外贸易自由化，让外国人自由地往来经商，并不能使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免于贫穷和落后。
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教训看，清政府在17－18世纪那样严厉地管制外国商人实在是很有必要。如果不对这些实为武装强盗的西方商人严加限制，恐怕中国早就被西方的商人兼强盗们一块一块分割了出去（澳门就是一例），大片的中国领土甚至整个中国早就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了。
“对外开放”神话的信徒们会辩解说，“对外开放”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仅有“对外开放”可能不会使一国的经济现代化；但是“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对外开放”就不能变成第一流的经济强国。
如果我们把“对外开放”理解为实行自由贸易、让外国人自由往来经商的话，那么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就恰恰与对外开放的神话相反。
将手工制造业转变为用机器的生产的近代“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在产业革命完成之前，英国又是一个典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本书第七章已经指出，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还落后于别的国家时，它禁止英国人穿着任何用外国衣料制成的衣着，甚至绝对禁止进口外国的棉织品；一直到18世纪初，英国政府还曾经完全禁止印度的丝织品和印花布的进口；就是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进口关税率也还在30％以上。
至于外国的商人和商船进入英国经商的自由，也在英国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英国17世纪中期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运输英国从其殖民进口的商品；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为了贯彻其航海条例，英国不惜与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直到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并从印度退出为止。
这样看来，就是英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对外开放”的国家，它对外国商人和对外贸易也有很强的限制。至于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中国到底那个“开放程度”更大一些，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的兴盛决不是因为它“对外开放”，中国的衰弱也不是因为对外不开放。
英国的例子在欧美国家中具有典型性。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说明，其实西方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达到经济上富强的地位的。
那么，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近代的富强到底有没有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原因？回答是：当然有。但是，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实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许多国家争夺霸权的环境中，依靠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力量有意识地培植并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以增强国力，其目的是为了对外夺取政治、经济、军事以致领土上的霸权。
我们不要忘记，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与地理距离成反比的，在产业革命以前的技术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整个欧洲的面积与中国不相上下，而英国的面积不过24万多平方公里，只不过比我国的广西稍微大一点。欧洲内部也没有什么严重妨碍交通的地理障碍。这就使欧洲内部在中世纪就发展起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就象在秦始皇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各诸侯国间就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一样。而在外部，欧洲与中东、北非合成一个贸易圈，它外面基本上被大洋、沙漠和北方的荒原包围，直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止，它与外界都极少有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是例外之一）。
而在相当于欧洲的整个中世纪的时期中，中国都自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圈；不过中国周围的某些近邻国家也可以算在这个东亚贸易圈之内。从秦以来，这个贸易圈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欧洲贸易圈的政治统一（或政治“一体化”）一直就没有实现过，只是近年由于欧盟的发展才显露出初步的苗头。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贸易圈在1500年中一直处于不断的政治纷争甚至战乱之中，其局势酷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前夕，西欧形成的几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使各国之间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斗争更趋激化。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和各国争霸所运用的战争机构以使用刀剑的武器技术为基础，这种战争机构的经济支柱只能是农耕经济，争霸中的实力取决于“耕战”政策的成效。以后两千年中国虽然经过多次战乱，战争机构的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忽视工业的经济政策，使用机器更是被看成是于国无益的“奇技淫巧”。
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各国的争霸斗争中，战争手段越来越变得以现代火器为主，欧洲的地理形势也使海军和海运对西欧国家的强盛日益重要。在这种环境中，一国在夺取霸权斗争中的实力取决于它持有的金银等贵金属，有了这些贵金属就可以随时向有贸易关系的中立国购买军队需要的武器、船只以致食物。而要增加本国持有的贵金属，就必须发展工商业。正是这种极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鼓励发展机器生产的政策，促进了近代英国的产业革命。
为了提高本国工商业中的生产和经营技术，英国在16世纪收容尼德兰、法国和德国受迫害的新教徒，从而得到了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和富有的商人；更重要的是，英国运用现代的专利法保护和鼓励本国人发明和采用新技术，并把工业生产技术和技术工人看成是本国最宝贵的财富——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还不准本国的技术工人自由移居外国。
这样看来，英国近代工商业之所以发达，之所以首先实现了工业化，除了因为英国在群雄争霸中处于岛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之外，还因为英国大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促进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因为英国在这个基础上采取了对外实行经济以致领土扩张的积极进取的政策，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一直发展为近代的殖民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富强并不来源于“对外开放”，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对外很封闭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的保护主义不是单纯为了将自己与外国隔离开来，而首先是为了发展使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业。
将英国与中国古代晚期作比较，就知道不能以开放不开放来论中国与英国的不同。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倒是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向海外殖民的概念。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征服海外殖民地的打算，也就没有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另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夺取海上贸易霸权的意图。其实中国自宋代以后发展起了很频繁的对东亚、特别是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由此而繁荣兴盛。当时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只是在相当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明中叶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作后盾的商队强占了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中国商人才丧失了在对东亚贸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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