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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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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ＧＤＰ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这样的战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国进入世界富国之林的战略。
结语 经济学能教给我们什么？
作者：左大培
全部读完本书之后，知道一点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读者难免会问笔者：按照你的看法，我们还能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中学到什么呢？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
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不能教给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最优的经济政策，这一点正好与中国的那些急功近利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信念相反。本书已经说明，这样的政策是不存在的。而精通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
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本书第七章中恰恰说明，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那么，正统微观经济学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正统微观经济学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明白了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的全部论述都凝聚了同一个精神：指出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因而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本书所作的论述，等于提出了许多与正统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这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我仍然称一切正统的经济学——包括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是“我们的经济学”，因为我仍然自认为是这门科学（它是科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正统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
补记
本书完稿于2001年12月，我本来已经在2001年底将全书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但是偶然地我又在2002年1月22日的《参考消息》上读到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20日刊登的戴维。罗特科普夫的文章《在此之后》。这篇文章使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它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说明西方知识界的许多人都赞成本书的主要论点。更重要的是，这篇极具历史眼光的文章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本书的历史性质和精神实质（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知道本书的写作。但是，他以他敏锐的历史直觉，已经预感到会有许许多多人在努力写出本书这样的著作）。将这篇文章全文转载过来，就是本书的一篇最好的后记。因此，我在没有通知原文作者的情况下将罗特科普夫的文章原文照登在下面，作为给本书补充的一篇后记。文中括号内的黑体字是我加上的，其中的许多话摘自本书的正文，以示“英雄所见略同”。
原文提要：不管资本主义命运如何，已经有人在另觅他法了。
在当今世界的某个地方，游荡着下一个马克思。但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也几乎肯定不是在大英图书馆里苦心钻研自己理论的德国流亡者。不过，他将试图利用今天头条新闻背后的潮流，创造一种能够为世界各国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所接受的取代“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思想。（本书第六章第七节：“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的伟大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是私有化的教条，而是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才是人类经济的未来。”）
他也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抗议让全家受尽屈辱的经济崩溃。他也许置身庆祝世贸中心倒塌的巴勒斯坦人群或是游行在本。拉丹画像下的印度尼西亚人群中。他也许是在北京，致力于成为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可持续概念的改革设计师。（作者的这句话可能是有具体所指的。《华尔街日报》2001年3月曾经报道过北京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亚洲华尔街日报》甚至还刊登了笔者的头像。本书所设计的“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设计。）他也许是尼日利亚人，他的女儿是全世界每天死去的2。5万名儿童中的一个。他甚至可能是一个俄罗斯人，寻求以取代日益自私、顽固的美国为目标，重新建立国家的领导地位。（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人、特别是收入最少的穷人，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经常导致流血的冲突、暴力的革命和群众性的恐怖活动。将这些下层人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通常都是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学说。从19世纪开始，这些学说大都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旗号；而在20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加入了这种学说的行列。”）
我们也许不知道下一个马克思将会出现在哪个地区，也不知道他的确切见解。但我们能够肯定，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将提出一种替代思想。在美国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时，我们许多人——历史上最成功国家的公民——认为针对我们价值观的这种威胁不可能存在，而这也许恰恰就是它能够成为现实的原因。（本书第四章第五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开始忘掉20世纪初的历史教训，他们到处鼓吹向下层民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进攻，从而在挑起新的社会冲突。其实今日西方的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容忍一部分人的贫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会为他们的疯狂而得到报应。”本书序言：“时至今日，右翼思潮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全球性退潮”。）
在国家或思想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长盛不衰、不受挑战的学说，而对于一种被许多人认为正在拉大世界上相对少的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之间差距的学说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本书序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当作的：他应当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先哲，在大多数人还浑然不觉时就看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弊端，洞察到流行的思潮和主张在根本点上的谬误，并且应当敢于系统地公开发表自己的与流行思潮对立的主张，而不管自己为此付出多大的个人代价。”）
正如许多人所承认的，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但它结束了资本主义受到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在过去10年里因为傲慢地解释世界事务（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其他任何国家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否则就要失败）而承受的代价，那么我们将会使新一代的挑战更加容易出现。（本书第五章：“在这个刚刚过去的10年中，争先恐后地向美国学习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潮流。”“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把美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并且要以它为榜样来塑造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第五章第六节：“但是实际上，在美国进入了‘新经济’的喧嚣后面，一场悄悄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场变化……意味着美国模式的蜕变。”）
这种隐隐约约的威胁的预兆不仅存在于全世界穷人的不满中，而且存在于美国盟国在我们目前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大地位时所表现出的沮丧中。
最近，一个以支持美国闻名的拉丁美洲资深外交官说，美国在拉美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朋友认为美国善于寻求合作，善于指挥——却不怎么善于聆听或给予。
这并不是新观点。一位欧洲政治家几周前在与笔者交谈时对所谓的“布什原则”——
即总统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的“你到底站在谁一边”的政策——提出了抱怨。我们谈论全球化，然而在过去8年里，国会在贸易问题上主要选择的是一条保护路线。与此同时，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推动了有利于硬通货的政策，把华尔街的利益凌驾于当地居民的利益之上，从而引发了对“华盛顿共识”——即强调私有化、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新兴市场改革办法——的抵触。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所谓的“华盛顿制度”指的就是富人的规则。（本书序言：“其实，本书的作者与那些流行的经济思潮争论的核心，在于应不应当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上，在于应不应当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上。笔者从来就以反对让少数人这样暴富而著称”）
我认为我们需要倾注最大关注的激进改革者非撤切尔莫属。她倡导了“股东国家”的思想。她就任英国首相时，英国有200万人拥有股票。当她卸任时，拥有股票的人数增加了6倍。这一改变使一个曾经自认为陷入停滞和沮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创新方面领先世界的国家，不管执政的是什么政党。
这正是近来大多数改革的不足之处。这正是资本主义使大多数新兴市场失望的地方。这正是美国最有可能招致愤怒和抵触的原因。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其他鼓吹者前往世界各地，宣扬急需进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但它们没有着手解决困扰大多数新兴及欠发达经济体的中心问题：所有权。（在整个这篇文章中，这是笔者最不能同意的两段话。本书第六章第六节已经说明，平分公有企业产权、“让人人都持股作股东的计划最后必定会变为幻想”，这样的私有化也会增大经济上的不平等程度。东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此。）
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穷国，而生活在绝对贫困（甚至是饥饿）状态下的人数明显增加。于是，民粹主义者的呼声再一次不绝于耳。（本书第四章第五节：“暴力革命情绪已经在1999年末以来的历次反‘全球化’的国际性行动中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本书第八章作了全面的论述。）
问题是：我们是保持现状，希望美妙动人的美国经验能够打动那些认为它不过是遥远的电视图像的人们？还是承认我们面临的挑战？当然，共产主义的幽灵不再困扰我们了。只有生长在遥远田野中的种子，在被忽视时会茁壮成长（为）邪恶（的）种子。
我们必须从承认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让公司消亡，而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入手。民主同样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已经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在这里生了效，使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生了效。（本书第五章已经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哪些与美国不同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模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接近于完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当地的制度，造就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参与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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